毛澤東反蔣曾受眾多民主人士的擁護，只是不久便對這班人士和知識分子好對他的決策說三道四，感到不耐煩，由肅反、思想改造到批二胡(胡適、胡風)，再以百家爭鳴“釣魚”，接著就是那場把55萬高中級知識分子打成階級敵人的“反右鬥爭”。由“文革”史表明，毛澤東至死仍在堅持“訓政”。他去世後，情形有改變，眾多已故或在世的大師，被平反昭雪。

 據我的了解，雖有個別學者以“應帝王”為己任，但大半都認同人類社會應有普世價值。因此他們無不是堅定的愛國者，中華文化的捍衛者，而罕有人陷入狹隘的民族主義；都在各自的領域，為促使中國超越現狀而走向世界前列，盡心盡力。

三、大師的實例

 例如馬相伯、蔡元培和陳寅恪三位。他們的信仰和追求，理念和學說，自我定位和社會評價，都有很大差異，卻都是蓋棺可以論定的大師。

 馬相伯即馬良馬建常，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在信仰上與滿清到民國歷屆政府不斷強調的尊孔讀經，格格不入。但他是現代教育的實踐家，震旦、復旦、輔仁三所名校的創辦者。他在清末就提倡的“讀書不忘愛國，愛國不忘讀書”，不僅為張之洞激賞，還在民初成為首任教育總長蔡元培的理念。他在教會內部反對梵蒂岡任命的洋主教剝奪華人自主傳教的謬論，但在民初又堅持反對康有為、陳煥章要以孔教為國教的言行。正是他堅持信仰自由、教育自主以及對於袁世凱、蔣介石的文化專制都挺身批判，才使他得到舉國敬重的百歲哀榮。

 蔡元培以清末進士並點翰林，卻成為民間辦學的楷模，同盟會前身之一光復會的創始人。辛亥革命伊始，他就成為南京臨時政府的教育總長，立下的不朽業績，便是廢止全國學校的尊孔讀經。後來他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恪守“兼容並包”的學術自由理念，將官僚養成所的北京大學，轉型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祥地。以後他宦海浮沈，也曾列名國民黨右派的“清共”提案。但他隨即讚成宋慶齡發起的保衛民主大同盟，並在國民政府體制內，創辦大學院、中央研究院，力求給教科文諸領域的學者，開拓自由研究而激勵創新的生態園地，證明他確實無愧於教育現代化的大師稱號。

 陳寅恪則以純學者而名垂青史。他於清末民初在日本歐美長期留學。他不在乎學位，卻在乎追求新知，因而成為在瑞士聽過列寧演講的第一個中國人。他對古今語言文字掌握多達十七八種，他對中西社會歷史的認知，在同輩中幾乎無人能及，以致他沒有學位沒有論著，被新成立的清華研究院聘為導師，而經他指導或聽講的研究生，以後多半成為名聞遐邇的大學者，並終身以曾名列陳氏門墻為榮。陳寅恪的歷史論著不算多，但大都成為文史研究新門類的開山名作。然而作為文史大師，他留下的最大遺訓，莫過於作為學者，必須具有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說到做到。曾拒絕蔣介石的拉攏，不像馮友蘭、顧頡剛那樣熱衷於躋身“國師公”。也曾拒絕出任中國科學院歷史二所所長，明知那是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指名，卻堅持如果就任，所內研究不可跟著意識形態轉悠。他在解放初拒赴海外，甚至拒赴香港，證明他是真誠的愛國主義者。但他恪守學者的人格獨立和思想自由，也使他付出了巨大代價。這位國寶級大師，竟沒逃脫左禍，“文革”開始，年已八旬，仍被紅衛兵惡鬥致死。

四、真大師的群體意義

 大師中的悲劇人物，常常體現堅持真理或者恪守真知，反而被指斥為悖時逆說乃至心懷叵測。郭沫若對王國維、胡適、陳寅恪等的政治批判，便是顯例。

 於是，略說在新世紀的開端，向觀眾更其是青少年學生介紹教科文衛諸領域大師的必要，似乎不算辭費。

 那必要，在我看來至少有這樣五點。

 第一，中國人決不缺乏創新精神和創造能力。非但在科學技術領域，眾多大師堪稱本專業的第一流專家，其成就往往前無古人，也置身於世界前列。即如深受權力疑忌干擾的人文社會學科，把“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當做治學準則的，也所在多有，代不乏人。除王國維、陳寅恪外，費孝通的社會人類學、周予同的中國經學史、譚其驤的中國歷史地理學等，都是前現代沒有的或僅見雛形的新學科。

 問題是中國的社會政治環境，雖然今昔不同，卻未必有利於自然科學、人文社會學科的創新。毛澤東提倡“革命的實用主義”，晚年更要對自然科學家劃階級，因而理論的自然科學難以昌明，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諸學科只能變成當前政策的注腳，而文史哲研究更時時要提防棍棒。這樣的威脅沒有消失，而“見利忘義”又已彌漫教科文衛的每個行業。人們追根溯源，歸因於中世紀式的權力機制，並未跟著“文革”而被徹底否定。百年來大師多悲劇人物，豈非明證。

 第二，我們民族的文明進程，以大師為代表的知識分子是主要的動力。無論主流輿論如何否定，什麽“知識分子最無知識”、“高貴者最愚蠢”、“書讀得越多越蠢”之類，都不能改變百余年來，中國的每一變動，促進者都是學者文士。即使反變革方面，欺世盜名或助紂為虐的主角，也必是知識分子。上世紀中葉在中國愈演愈烈的反智主義運動，恰好反證知識分子對於公開的變相的專制主義，都是難以克服的障礙。

 第三，中國要走向現代化，如王元化所說，需要有學問的思想家，有思想的學問家。這正是教科文衛各領域內大師的寫照。古稱覺悟未知的事理曰學，有所不知待人解答曰問。因而大師作為學問家，必定好學不倦，不會不懂裝懂，但他們做學問，必定用自己的頭腦思維，不會人雲亦雲，從而形成自己的認知體系。在這一點上，真大師體現的共性，令人印象深刻。

 第四，為青年學人樹立榜樣。上世紀中葉以來，學風文風陋劣，教育領域弊病尤甚。無論大中小學，總視有學問有思想的教師為異己，當做改造乃至革命的對象。相反，曲學阿世或者不學有術之徒，常可名利雙收，成為學界的不倒翁。這在年輕學生看來，與時俯仰最保險，堅持真知很可怕，追逐權力才有利，那效應就是置公共利益於不顧。各行各業的傑特人士的成長過程，讓青年學人開始了解怎樣做一個真正的有出息的人。

 第五，向現行的學術文化政策提出了問題。比如說對知識分子以左中右劃線，把“聽話”、“緊跟”、會揣摩、善附會等，當做人文社會學科是否為己服務的尺度，賞以高位，歆以重利，以致欺世盜名的假大師層出不窮。我們的教科文衛當局，普遍面臨誠信的缺失，而表彰假大師，阻遏人們對學術騙子、文化流氓的揭露批評，無疑是一大原因。但願官位與智商背逆的某些教育文化決策者，能悟出一點什麽。

 我相信中國可能有活著的大師，惜因寡聞而未見。我也相信達爾文的進化論，隨著文化生存環境不斷改善，未來必定大師越來越多。不過由生者來看，只見假大師得意，未見真大師發聲，不禁想到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再版跋所揭示的，“公正無私的科學探討讓位於辯護士的壞心惡意”，是否意味著我們的學術評價機制，尚不足以判別真偽呢?

 摘自《音調未定的傳統》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愛思想網站 2017-0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