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及錢鍾書古典詩歌批評話語

 1

類書，是將各種古籍中的文獻資料依據內容分門別類加以輯錄或雜抄，編次排目以供人們檢索、查閱的一種工具書。“凡薈萃成言，裒次故實，兼收眾籍，不主一家，而區以部類，條分件系，利尋檢，資采掇，以待應時取給者，皆是也”①。這樣看來，在體例上區分部類、臚列文獻，在內容上兼綜眾說、博攬雜取，是類書的基本特點。類書的淵源可以追溯到《爾雅》和《呂氏春秋》，前者取其分類標目的編排體例，後者取其博采眾家的文獻來源。而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類書，則是魏文帝曹丕令諸儒按照“撰集經傳，隨類相從”②的原則編纂而成的《皇覽》。此後，類書的編纂在歷朝歷代都很盛行，據統計，從《皇覽》到最後一部類書《古今圖書集成》，其間一千五百余年，歷代史志書目和官私書目所著錄的類書即多達1035種③，其中如《藝文類聚》、《太平禦覽》、《文苑英華》、《永樂大典》等，都是中國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大型類書。

類書常被人比作“百科全書”，如胡道靜就認為類書“兼‘百科全書’與‘資料匯編’兩者而有之”④。這與它們都具有檢索查閱的功能和分類編排的體例有關，但如做認真區別，二者性質仍有不同。首先，在文獻處理上，類書是“述而不作”，只編排文獻，不闡述觀點⑤，而百科全書則按照學科區分條目，著述而成。其次，在編纂目的上，類書主要是為保存文獻史料，因此刻意求“全”求“備”——如宋代類書《玉海》就被譽為“所引自經史子集，百家傳記，無不賅具。而宋一代之掌故，率本諸實錄、國史、日歷，尤多後來史志所未詳”⑥。而百科全書最初是以狄德羅為首的“百科全書學派”為了教育目的而編寫的，因此更強調已有知識的更新，側重“新”、“變”。不過，需要指出的是，類書的功用是隨著時代發展而變化的。事實上，後來的類書在啟蒙教育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像《初學記》、《兔園策府》之類的類書，本身就是有名的童蒙教材；同時，如果考慮到類書在科舉考試中的重要影響，它的意義就更應該給予重新的評價。

 類書按照所錄文獻內容可分為類事、類文和事文兼備幾種。唐以前，基本上是類事類書，及至隋唐開科取士，內容多以詩賦策問為主，受此影響，於是《藝文類聚》這樣事文兼備的類書開始出現。有宋以降，伴隨著考試制度的日益規範和競爭的日益殘酷，面對浩如煙海的文化典籍，應試者常常望洋興嘆。當“整個知識、思想與信仰的世界，被‘考試’這種所謂的智力較量所控制”時⑦，對應試用書的需求和應試技巧的研究也日漸高漲，在此過程中，類文類書開始出現並扮演了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與此同時，類書的功能也開始發生了變化。

 導致類書功能演變的還不僅僅是科舉考試。詩賦辭文，最初是少有世俗功利性的，所謂“感物”、“緣情”是也。至少在鐘嶸的時代，人們還堅守著大千世界，人生百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這樣的詩歌理想⑧。但是，大約自唐代始，情況慢慢發生了變化，寫詩不再是一種只為尋求個體感情宣泄的行為了，它漸漸具有了社會交際和往來應酬的意義，以詩作為交際應酬手段的場合越來越多，外交獻酬、宴會制作、朋友贈答、詩社唱和甚至青樓尋歡，無不需要它來溝通助興，營造氣氛。詩成為了中國人生活的一部分⑨。正如林語堂所言：“如謂中國詩之滲入人生機構較西洋為深，宜若非為過譽，亦不容視為供人娛悅的瑣屑物，這在西方社會是普通的。”⑩錢鐘書也曾指出：“從六朝到清代這個長時期里，詩歌愈來愈變成社交的必需品，賀喜吊喪，迎來送往，都用得著。”“就是一位大詩人也未必有那許多真實的情感和新鮮的思想來滿足‘應制’、‘應教’、‘應酬’、‘應景’的需要”(11)。

 類書功能的變化，主要就是在這樣兩個背景下悄然發生的(12)。無論是科舉還是交際，類書都是人們以簡馭繁、舉重若輕的必備之物。對於前者，除了匯集時文範本的程墨、房稿、行卷和《唐宋八大家文鈔》、《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之類的古文選本外，類書的作用更是不可小覷。所謂“修習之時，但務鈔略，比及就試，偶中是期”(13)，急功近利的時代孕育了投機取巧的心態。對於後者，大量匯聚在一起的前人詩句由於“朝夕諷詠”已成爛熟之語，它們不僅可救燃眉之急，而且還能暫時澆灌枯竭的文思。在唐代，為舉子場屋之用和為文人應酬之用的類書就已開始盛行，白居易《白氏六帖》、虞世南《北堂書鈔》以及官修的《藝文類聚》、《初學記》即被稱為“唐代四大類書”。宋代的官修和私修類書在數量上更是突飛猛進，多達七十余部，其中《文苑英華》、《玉海》、《類要》等均為當時有名的類文類書。所以袁枚在《隨園詩話》里將“書”比作“戶牖”，“經”比作“廳堂”，正史比作“正寢”，雜史比作“東西兩廂”，諸子百家比作“書舍花園”，而類書呢——“類書如櫥櫃”(14)，饑餓時不妨收羅一番，聊以果腹。雖是調侃之語，卻也頗切中肯綮。

2

由文獻匯編漸漸變成寫作的範本與摹本，類書功能的演變，始於唐，至宋基本完成，到明清則已成俗例(15)。這一變化，對中國文學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在《隨園詩話》里，袁枚還調侃說：“今類書、字匯，無所不備；使左思生於今日，必不作此種賦。即作之，不過翻摘故紙，一二日可成。”(16)類書成了文人學士搖筆弄文不可須臾或離的東西。在類書里獵取辭藻、借用典故、采擷成句，暗中模仿甚至公開偷竊，早已成為盡人皆知的秘密。在這樣的價值取向之下，一方面，原本應該通過個人化的閱讀與思考來完成的創作習進過程，就被簡單直接的摹仿與因襲所替代；另一方面，在類書的流布過程中，社會和群體會自動選擇那些最具效能、最受歡迎的本子，這使得寫作的範本和摹本變得愈來愈狹窄。可以想見，當文學言說變成了一個在狹隘的語言圈子里擇詞選句的乏味遊戲時，伴隨著言說者主體性的漸漸銷蝕，詩歌在典故、字法、句法、命意、取象等方面與前人的重復與雷同現象自然會日益凸顯。正是在此意義上，我們說類書加劇了文學的孳生現象，對中國文學產生了重要影響。

 筆者認為，對於文學研究來說，這一轉向背後的意義和價值還遠遠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有兩個問題是過去類書研究幾乎沒有涉及到的，它們是：一、與中國古典詩歌有著“剪不斷，理還亂”之關系的類書，如何在新的視野下——比如當代西方互文性理論的視野下——給予重新觀照？二、類書的研究價值，除體現在文獻學、思想史等方面外(17)，還能否在文學批評學的意義上做進一步的思考？這些問題，正是本文所要繼續探討的。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也譯為“文本間性”，是20世紀後期西方文論從結構向後結構（解構）過渡時催生出的重要理論概念。盡管此術語是由克里斯蒂娃在《詞、對話、小說》(1966)中最先提出的，但它的產生先是受到巴赫金的影響，後又經過羅蘭·巴特、里法特爾、熱奈特、J.希利斯·米勒等人的闡釋與補充，已經成為一個包含多重意旨的概念：一、從文學生產的角度看，意義的生成來自文本的自我指涉，文本成了生產力。克里斯蒂娃說：“任何文本都仿佛是某些引文的拼接，任何文本都是對另一個文本的吸收和轉換。”(18)先在的文本是詩人無法規避的，沒有誰可以宣稱自己與他者無關。刻意模仿甚至剽竊的詩作自不必說，就是有些連詩人自己都自信為獨創的詩句，也常常會在漫長的詩歌歷史與龐大的話語網絡中現出其與前人詩句千絲萬縷的聯系。二、從文本構成的角度看，文本就是異質之文的共存兼容與錯綜相交。這就是人們常常使用拼湊、借用、剽竊、掉書袋、人言己用、旁征博引這類生動的說法解釋互文性的原因。布洛克曼指出，一個新的本文就是語言進行再分配的場所，“是用過去語言所完成的‘新織體’”(19)。羅蘭·巴特也將文本視作“編織物”，認為：“在一個文本之中，不同程度地、以各種多少能夠辨認的形式存在著其他的文本。”(20)他們所描述的，正是作為“織物”的文本所具有的“文中有文”的內部構成特質。三、從文本關聯的角度看，文學歷史中的文本彼此勾連，組成形形色色的鏈鎖或網絡，顯示出強烈的關聯性。這就像米勒《作為寄主的批評家》所描述的那樣，文本中總是“隱居著一條寄生性存在的長長的連鎖——先前文本的摹仿、借喻、來客、幽靈”(21)；或者如福柯在《知識考古學》里所言：“在書的題目，開頭和最後一個句號之外，在書的內部輪廓及其自律的形式之外，書還被置於一個參照其他書籍、其他本文和其他句子的系統中，成為網絡中的結。”(22)任何文本都不可能作為單獨的個體而存在，它存在於自己與他文本的關系之中。四、從讀者接受的角度看，閱讀的過程表現為對他文本記憶的重現。在互文閱讀中，他文本總會作為理解的基礎和參考從讀者的記憶深處浮現出來，為閱讀活動搭台布景。法國學者洛朗·堅尼說：“互文性的特點在於，它引導我們了解一種新的閱讀方式，使得我們不再線形地閱讀文本。”(23)互文閱讀注重對隱性語境的尋找與鉤連，因此它沒有順序可循，而是成為在交錯縱橫的迷宮里往來反復的行為，無始，無終，“永遠也不能接近不斷後退的地平線”(24)。

 在互文性視野下審視傳統類書，可以清晰地看出，類書編織的正是形形色色的互文性話語空間。這同類書的編撰體例是分不開的：由於按照部類“區分臚列”文獻，類書實際上就在意義層面上聚合了大量具有互文關系的文本，所以相同子目下的文獻，就很自然地構築了一個互文性話語空間。這里以《文苑英華》為例，來具體說明類書的這一特點。《文苑英華》是宋代的大型類書，全書共一千卷，上起南朝蕭梁，下至晚唐五代，選錄作家兩千余人，作品近兩萬篇，按下列編撰體例統合文獻資料：

首先是“類”（文體），共分為：

1.賦；2.詩；3.歌行；4.雜文；5.中書制誥；6.翰林制誥；7.策問；8.策；9.判；10.表；11.箋；12.狀；13.檄；14.露布；15.彈文；16.移文；17.啟；18.書；19.疏；20.序；21.論；22.議；23.頌；24.讚；25.銘；26.箴；27.傳；28.記；29.謚冊；30.哀冊；31.謚議；32.誄；33.碑；34.志；35.墓表；36.行狀；37.祭文。

 其次是“部”（題材），如“詩”共計一百八十卷，按照題材分為：

 1.天部；2.地部；3.帝德；4.應制；5.省試；6.朝省；7.樂府；8.音樂；9.人事；10.釋門；11.道門；12.隱逸；13.寺院；14.酬和；15.寄贈；16.送行；17.留別；18.行邁；19.軍旅；20.悲悼；21.居處；22.郊祀；23.花木；24.禽獸。

 再次是“目”（內容），每一題材又再加以細分，如“悲悼”可分為“追述”、“哭人”、“哭僧道”、“哭妓”、“送葬”、“墳墓”、“第宅”、“懷古”、“遺跡”、“挽歌”十子目。“天部”可分為“日”、“月”、“星”、“雨”、“雪”、“風”、“雲”、“霜”、“露”、“煙”、“上元”、“寒食”、“端午”、“七夕”、“除夜”等三十一子目。

 最後是“細目”（具體內容），是對內容更為明細的劃分：

 如在“天”部之“月”目下，分出“月”、“中秋月”、“玩月”、“雜題月”、“對月”、“望月”等細目。每細目下即開始臚列所能收集到的詩句。譬如，“望月”細目即列有梁簡文帝至晚唐陳陶等人詩歌二十五首，“雜題月”列有梁虞騫至晚唐李商隱等人詩歌三十一首，如此等等(25)。這些詩句凸顯出了一個以“月”為核心，同時又相對獨立的詩歌話語網絡，而這在洋洋千卷，作品近兩萬篇的一部大書中，只不過是滄海一粟罷了。我們注意到，每個細目下的詩句，編織而成的正是一個典型的互文性話語空間，而由此往上，從細目到子目再到部類，這個空間越來越大，整部類書，就成了一個層次分明、包羅萬象的巨大話語空間。

3

作為對古代文獻典籍的新解讀，發現和研究類書具有的互文性特征，對於文學研究而言，其意義與價值完全有別於傳統的類書研究。簡言之，從互文性理論的視角出發關注類書之於古典詩歌的影響，將在很大程度修正傳統的文學源流觀、文學生產觀和文學批評觀，這里以錢鐘書的文學研究為例進行闡述。

首先，詩人與外部世界的關系——“陽若目擊今事而陰乃心摹前構”。或許，在最初，當語言文字被用來表達個體感受時，詩人同外部世界還保持著一種相對清澈的關系。但是，隨著類書的大量出現，隨著類書的功用開始轉向引導人們習誦、摹仿，這種清澈的關系便漸漸變得模糊起來。類書對大量前人詩句的聚合，不只是提供了摹仿的範本，更重要的是，這些詩句遮蔽了習誦者，模糊了他們觀照現實世界的視線，恰如卡西爾所指出的那樣：（繼續閱讀 請點擊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