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的起源：第一次性革命的歷史》

元稹的詩句“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通常被人們用來表達已經經歷過了驚心動魄的事件（比如戰鬥、富貴、困苦等等，更多的情況下是愛情），再面對類似情形就能淡然處之了。當然，文學比喻通常都經不起邏輯上的糾纏，某日在午後斜陽的咖啡館中，好友忽然問道：“要是滄海之後又是滄海，會如何呢？”我知道這是開玩笑擡杠，卻不禁喜形於色——正愁這篇書評找不到標題黨色彩的標題呢，這句話倒相當合適。

既然是“第一次性革命的歷史”，那當然會讓人感覺“性革命”已經不止一次了。從學理上來考察，“第一次性革命”這樣的說法，其實在很大程度上只能視為一種修辭手段。因為社會、思想、文化等等，都是極為覆雜的，在時間上並不存在“革命成功”的清晰界限，在社會現象上更找不到“革命成功”的明確標志。例如，如果認為“第一次性革命”到1800年基本成功，那又如何解釋1837年維多利亞女王登基之後出現的潮流呢？達伯霍瓦拉自己在本書中也說：“如今許多歷史學家都同意此種維多利亞時代嚴格約束性自由與抑制各種感官享受的朝綱一直延續至1901年——事實上，作為西方性文化的典型特征一直持續到20世紀60年代。”

達伯霍瓦拉所談論的“第一次性革命”，時間大體在公元1600～1800年間。但是在此之前，文藝覆興的浪潮已經從意大利席卷整個歐洲，在那個浪潮中，性觀念本來應該已經非常開放，只要看看《坎特伯雷故事集》或《十日談》裏那些放蕩不羈的故事，你肯定會相信那就是一場“性革命”。

教會雖然在理論上是維護禮教的，但是因為自身的毛病而痛遭鞭撻和嘲弄。所以在1600年前後，伴隨著宗教改革運動和新教的興起，出現了一股強力提倡禁欲禮教的潮流，其實也不致於太令人驚奇，那可以視為“反革命”的一次反撲而已。而“革命”的一方回應這種反撲的，是更加大膽的放蕩，這正讓世人體驗了一回“滄海之後又是滄海”。

說實在的，這本書給人的印象是，作者達伯霍瓦拉其實對於思想史和哲學觀念的興趣相當有限，他更感興趣的是對“第一次性革命”成果的展示。這種展示占去了全書八章中的整整五章。如果說在第二章“性自由的興起”中好歹還涉及了一些思想史內容的話，那麼從第三章“誘奸的熱潮”開始，作者就甩開膀子，毫無顧忌地大談黃段子和色情故事了。

1660年，《通奸法案》就被廢除了。所以在“誘奸的熱潮”和“男人與女人的新世界”兩章中，達伯霍瓦拉直接描繪那時社會各階層的放蕩生活。作為學術包裝，也蜻蜓點水般談論了諸如人們對於女性性欲看法的變化——“自西方文明初始之時，人們就一直相信女人的性欲更加旺盛。……真敢做的話，所有女人都會成為娼婦。”到後來卻相信“男性擁有不可救藥的色欲，而賢淑的女性則根本沒有性欲”。至於這兩種意見哪種正確，達伯霍瓦拉就語焉不詳不了了之了。其實按照學術標準來看，這兩種意見都必須有大量的社會學和性行為學調查數據來支撐，不是可以輕易論斷的。

第四章“白奴制的起源”集中討論那個時期賣淫業的發展和表現。妓女和這個行業，在達伯霍瓦拉的敘述中顯然是得到同情的。例如，1688年“光榮革命”之後，對“性犯罪”的簡單粗暴的判決日益受到質疑。一些社會團體開始公開進行反抗，1702年和1709年，兩次有警察在試圖拘捕站街妓女時被刺身亡。在倫敦東區，一千多名水手包圍了地方治安法官，強迫他釋放一群將要被送往感化院的“有罪”的妓女。

而第五章“媒體與信息”，正如標題所指示的，展示大眾媒體和時尚中的性“革命成果”。對於這些成果，《性的起源》中譯本全書安排了53幅黑白插圖和22幅彩色插圖，不知這些是不是原書插圖的全部。這75幅插圖，大都來自1600～1800年間的色情連環畫、色情小說插圖、人物肖像、漫畫和一些色情作品的書影。當然，達伯霍瓦拉也為此書做了足夠的學術功夫，包括長達89頁的文獻註釋和25頁的綜合索引。

很多人傾向於認為，人類社會在性問題上總體來看是越來越開放，越來越寬容的，但是這種想法很可能是錯誤的。其實在沒有確切定義的情況下，我們可以認為“性革命”是經常在發生的——就像一般意義上的革命也是經常在發生的一樣。然而一場又一場的“性革命”，很可能並未持續地將人類社會推向開放和寬容的新高度，這種情形更像是在“性革命”和“反革命”之間一場沒完沒了的拉鋸戰。

這只要想想古羅馬貴族那種極度放蕩的性生活，或是中國春秋時代貴族們明目張膽的混亂的性關系，以及唐代那些極度開放的性觀念，要是放到今天，都是難以想象的。那麼相比之下，現代社會真的更開放、更寬容了嗎？

再看看達伯霍瓦拉在本書中敘述的三百年前的情況，那時歐洲的上流社會，完全不缺乏寬容、放蕩、乃至挑戰性禁錮的思想溫床。這樣的思想和言論，甚至出現在一些教會高級人士筆下。例如，蘇格蘭教會的羅伯特·華萊士主教寫了一部討論“一種自由得多的性交易”的嚴肅著作。又如在當時人的著作中，約克大主教朗斯洛·布萊克和王後在一起時，他居然敢對王後說：“我曾經與您的首相沃波爾在一起，他告訴我，您是一個明智的女性，毫不介意自己的丈夫擁有情人。”達伯霍瓦拉對此評論說：“在1700年前，很難想象這樣的話會出自一位新教的主教之口。”而查爾斯·德·吉法第耶主教更喜歡炫耀自己的風流韻事，他對年輕人說：“相信我，我們內心的道德乃是指引我們的唯一道德，那些令人作嘔的教條陋規已被人們棄若敝屣。”他告訴年輕人的“第一要務”，居然是“投入女人的懷抱”。讓我們想象一下今天吧，這些話要出自一位主教之口，難道很容易嗎？

所以，在性觀念問題上，“革命”的力量和“反革命”的力量是長期共存的，這正是筆者早年在《性張力下的中國人》一書中提出“性張力”這個概念的原因。比起“革命”這個在西方已被用濫了的措詞，“性張力”概念對歷史現象有著更好的描述和解釋能力——上面談到的在“性革命”和“反革命”之間的拉鋸戰，正是這種張力的具體表現。

載2015年11月11日《中華讀書報》（愛思想網站2017-0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