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性觀念變遷史上，歐洲和中國有過相似的變化軌跡——都從非常開放的古代開始，中間經歷了一段高度禁錮的時期，然後不可避免地走向現代的開放。

由於社會文化背景的不同，公眾對古代性觀念的變遷常多誤解。例如很多中國公眾以為，中國古代長期是在禮教禁錮之下的，是“三從四德”、“男女授受不親”的，而西方社會則是“淫亂”和“性解放”的世界。卻不知歐洲在經歷了文藝覆興的洗禮之後，竟也有過比中國宋明禮學當道時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性禁錮，而中國古代在性觀念的開放程度上，甚至超過了今天。

達伯霍瓦拉在《性的起源——第一次性革命的歷史》（The Origins of Sex: A History of the First Sexual Revolution）一書中談論的“第一次性革命”，時間大體在公元1600～1800年間。在此之前，文藝覆興的浪潮已經從意大利席卷整個歐洲，在那個浪潮中，性觀念本來應該已經非常開放——只要回憶《坎特伯雷故事集》或《十日談》裏那些放蕩不羈的故事就可見一斑了。教會雖然在理論上是維護禮教的，但是因為自身的毛病而痛遭鞭撻和嘲弄。然而令人驚奇的是，在1600年前後，伴隨著宗教改革運動和新教的興起，卻出現了一股強力提倡禁欲禮教的潮流。

1604年，英國國教會修訂《教會法》，規定教會法庭要起訴的罪行包括“偷情”和“生活中任何其他的汙穢與邪惡”。那時甚至已經訂婚的青年男女如果有婚前偷情，也將成為罪行，例如在英國的威爾特郡，僅1600～1620年間，就平均每年有約50起這樣的“罪案”被受理。盡管這種不近人情的禁錮總是遭到多方面的抵制和挑戰，但1650年的法案仍然致力於讓監管更嚴密，讓指控時的舉證更容易，以至於任何沒有結婚的男女“被發現在床上，或赤身裸體做任何事情”，都被認定有罪。至於賣淫則被單獨作為一項罪行來懲處——那時倫敦的娼妓業正如火如荼地迅速發展著。

所以“第一次性革命”的使命，就是要革這股禁欲潮流的命。1660年，英格蘭君主制與國教會覆辟，《通奸法案》被廢除。1688年“光榮革命”之後，對“性犯罪”簡單粗暴的判決日益受到質疑。一些社會團體開始公開進行反抗，1702年和1709年，兩次有警察在試圖拘捕站街妓女時被刺身亡。在倫敦東區，一千多名水手包圍了地方治安法官，強迫他釋放一群將要被送往感化院的“有罪”的妓女。

性觀念的禁錮當然是上流社會中一部分保守分子所提倡的（這並不能保證提倡者自己一定能夠守身如玉），但上流社會同樣不缺乏寬容、放蕩、乃至挑戰性禁錮的思想溫床。這樣的思想和言論甚至出現在一些教會高級人士筆下。蘇格蘭教會的羅伯特·華萊士主教寫了一部嚴肅的著作，討論“一種自由得多的性交易”。而在當時人的著作中，約克大主教朗斯洛·布萊克和王後在一起時，他居然敢對王後陛下說：“我曾經與您的首相沃波爾在一起，他告訴我，您是一個明智的女性，毫不介意自己的丈夫擁有情人。”

達伯霍瓦拉評論說：“在1700年前很難想象這樣的話會出自一位新教的主教之口。”而查爾斯·德·吉法第耶主教更喜歡炫耀自己的風流韻事，他對年輕人說：“相信我，我們內心的道德乃是指引我們的唯一道德，那些令人作嘔的教條陋規已被人們棄若敝屣。”他告訴年輕人的“第一要務”，居然是“投入女人的懷抱”。

在哲學史上赫赫有名的思想家們，當然也沒有在這場革命中缺席。達伯霍瓦拉認為在17～18世紀“自然與道德爭議中最具雄心的綜合嘗試”，當推大衛·休謨對於性道德的解釋。這種解釋先出現在他的《人性論》中，後來又在《道德原則研究》中進一步發展。休謨認為，“貞潔只是一種人造的美德”，這種美德被創造出來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讓男人可以安心確保他們的孩子“確實是自己親生的”。休謨自己雖然“蔑視”一夫多妻和離婚，但是他卻認為，自由戀愛，甚至婚外情，是有益無害的，因為它們“與諸如酗酒這類行為相比不那麼邪惡或有害”。

不過達伯霍瓦拉對於思想史和哲學觀念的興趣相當有限，他更感興趣的是對“第一次性革命”成果的展示。這種展示占去了全書八章中的整整五章。其中“性自由的興起”這章好歹涉及了一些思想史上的內容；而“誘奸的熱潮”和“男人與女人的新世界”兩章直接描繪那時社會各階層的放蕩生活；“白奴制的起源”集中討論那個時期賣淫業的發展和表現；“媒體與信息”這一章正如標題所指示的，展示大眾媒體和時尚中的性革命成果。

《性的起源》中譯本全書安排了53幅黑白插圖和22幅彩色插圖，不知這些是不是原書插圖的全部。這75幅插圖，大都來自1600～1800年間的色情連環畫、色情小說插圖、人物肖像、漫畫和一些色情作品的書影。當然，達伯霍瓦拉為此書所作的學術功夫也是很足的：中譯本包括了89頁的文獻註釋，和25頁的綜合索引。

從學理上來考察，“第一次性革命”這樣的說法，其實在很大程度上只能視為一種修辭手段。因為社會、思想、文化等等，都是極為覆雜的，在時間上並不存在“革命成功”的清晰界限。例如，如果認為“第一次性革命”到1800年基本成功，那又如何解釋1837年維多利亞女王登基之後出現的潮流呢？達伯霍瓦拉自己也說：“如今許多歷史學家都同意此種維多利亞時代嚴格約束性自由與抑制各種感官享受的朝綱一直延續至1901年——事實上，作為西方性文化的典型特征一直持續到20世紀60年代。”

所以，在性觀念問題上，“革命”和“反革命”的力量是長期共存的，這正是筆者早年在《性張力下的中國人》一書中提出“性張力”這個概念的原因。比起“革命”這個在西方已被用濫了的措詞，“性張力”概念往往對歷史現象有著更好的描述和解釋能力。

西方現代社會中，性觀念方面最具深遠意義的事情之一發生在英國，1954年，上議院辯論同性戀問題，內政大臣委托約翰·沃爾芬登爵士（H.Wolfenden）著手調查：同性戀和賣淫是否應該繼續被視為犯罪？並請他提出法律改革意見。1957年沃爾芬登委員會提出報告，明確建議：不再將同性戀視為犯罪，也不再將賣淫視為犯罪，並建議修改有關同性戀和賣淫的法律。此即在性學史上具有極為重要意義的《沃爾芬登報告》，達伯霍瓦拉也在本書中引用了這份報告。這正是“第一次性革命”的要義——成年人獲得了支配其身體的自由，婚外性行為不再成為非法，社會不再用強力迫使人們遵守違背他們意願的道德。載《三聯生活周刊》2015年第18期（愛思想網站2017-0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