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瞎子是我太太的一位老朋友，他正在路上，要到我家來做客。他的老婆已經去世，他是去康涅狄格州看望他亡妻的親戚；從那兒給我太太掛了個電話，預先約定，他準備乘五個小時的火車來這兒，我太太到車站去接他。十年前的一個夏天，在西雅圖，我的太太曾在他那里工作過，後來他們就一直沒有見過面。可是她和瞎子始終保持聯系。他們灌錄了錄音帶，經常通信。他這次來訪，我並不歡迎。我跟他素不相識，又是個瞎子，使我心煩。對於瞎子的概念，我是從電影上看來的。電影里，瞎子走路總是慢條斯理，並且從來不笑。有時，他們還要由一條狗領著走路。所以我從來不指望有什麽瞎子上我家來。

那年夏天，我妻子在西雅圖，急於找個工作做。當時，她身無分文。夏天過後準備和她結婚的那個男人還在軍官訓練學校讀書，而且他也沒有錢。不過，她很愛那個家夥，他也愛她，如此等等。有一天，她在報上讀到一則廣告：招聘助手——給盲人讀書，還有電話號碼。她打通了電話，到瞎子家里去，當場就說定了。她跟這個瞎子工作了整整一個夏天。她給他念些材料，諸如案例研究、報道等等，還幫他整理在縣里社會服務部的那個小辦公室。從此，那個瞎子就和我太太成了好朋友。我怎麽知道這些事情的呢？那是她自己告訴我的，而且她還告訴我一些其他的事。她在他的辦公室工作的最後一天，瞎子問她，他是否可以摸摸她的臉蛋。她表示同意。他用手指把她面孔、鼻子——甚至頭顱——到處摸遍了。這件事，她是永遠忘不了的。她甚至想寫一首詩來描繪這件事。她一直想做詩的。每年，她總得寫一二首詩，那總是發生了什麽真正重大的事情。

我們第一次一起出去時，她就把她那首詩給我看了。在詩里，她回憶他的手指撫摸她臉上的方式。在詩里，她還談到她自己的感覺，當瞎子摸她鼻子和嘴唇時，她腦海掠過什麽念頭。我記得，當時我覺得這首詩並不怎麽樣。我當然沒有對她說。也許是我對詩歌一竅不通。老實說，有時候我想隨意找點東西讀讀，也不會想到這首詩的。

話得說回來，那第一個和她相愛的男人——未來的軍官——卻是她從小的戀人。所以，沒事。那年夏末，她讓瞎子摸了她的臉蛋之後，就與他告別，還是去嫁給她從小的……當時，他已經是個正式軍官了。她從西雅圖搬走了。不過她和那個瞎子仍然保持聯系。他們之間的第一次通話大約在一年之後。有一天晚上，她從亞拉巴馬州的一個空軍基地里打電話給他。她想跟他談談，這樣他們就談開了。他叫她寄盤錄音帶給他，談談她近來的生活。她照做了。她把錄音帶寄過去。在錄音帶上，她告訴瞎子她和丈夫在軍營里的生活情況。她告訴瞎子說，她愛她的丈夫，但她不喜歡他們住的地方，更不喜歡他幹的軍事工業那一類工作。她告訴瞎子，她已經寫完了一首詩，把他也寫了進去。她還告訴他，她正在寫一首詩，談談當一個空軍軍官妻子是什麽味道。這首詩沒有寫完，她還在寫。瞎子錄了一盤磁帶，寄給了她。她又錄了一盤磁帶。這樣寄來寄去，還幾年沒有間斷過。我妻子的那個軍官丈夫駐紮的基地常常轉移，她也接連從美國穆邊空軍基地、麥圭爾基地、麥康內爾基地，最後從薩克門托附近的特拉維斯基地寄了磁帶給他。在特拉維斯，有一天晚上，她突然感到孤寂，覺得她在這種到處流轉的生活中和她的親密的人們隔絕了。她覺得她再也不能這樣生活下去了。她走進房間，吞吃了藥箱里所有的藥片和膠丸，又喝了一瓶杜松子酒把藥灌下去，然後，她走進了熱氣騰騰的浴室，昏厥了過去。

但她沒有死，只是得了一場重病，上吐下瀉。她的軍官——何必提他的名字呢？他是她童年時的戀人，還要說什麽呢？——從外面回家來，發現她病倒在那兒，就叫了一輛救護車。她又馬上把這些情況錄在一盤磁帶上，寄給了瞎子。好幾年來，她把大大小小的事情都錄在磁帶上，一刻不停地給他寄去。此外，她每年還寫一首詩。我想這是她主要的消遣。在一盤磁帶里，她對瞎子說，她決定跟她的軍官分居一段時間。而在另一盤磁帶里，她又告訴他她離婚了。於是我和她開始一同出去，當然她也告訴了她的瞎子。她有什麽事都對瞎子說，至少在我看來是這樣的。有一次她問我，我是否願意聽聽剛從瞎子那兒寄來的磁帶。這是一年以前的事啦。她說，磁帶上有我。於是，我說，好吧，我倒要聽一聽。我取來了酒，我們倆坐在起居間準備聽了。她把磁帶放進錄音機，調了調幾個開關，然後她按了一下啟動鍵。磁帶吱吱地響，有個人扯著大嗓門開始講話。她減低音量。他無關緊要地扯了幾分鐘，我就聽到在這個陌生人——素不相識的瞎子——嘴里提到我的名字。接著，我聽到這句話：“從你講的有關他的全部情況來看，我只能說——”這時，好像有人敲門，就把我們聽的打斷了。我們再也沒有回頭來再聽這磁帶。不過，那無所謂。反正想聽的，我都聽見了。

現在，這個瞎子要到我的家里來過夜。

“我也許可以帶他去玩玩保齡球。”我對我的太太說。她正站在滴水板前切土豆片。聽到我的話，就放下小刀，轉過身來。

“你要是愛我，”她說，“你可以替我招待他；要是你不愛我的話，那就算了。你要是有朋友，不管什麽朋友，只要來我家，我都會讓他們過得舒舒服服的。”說完後，她用餐巾擦了擦手。

“我可沒有瞎子朋友。”我說。

“你是什麽朋友都沒有的，”她說，“沒有什麽可說的，而且，”她接著說，“天曉得，他的妻子剛死呢！難道你連這個都不懂得嗎？他剛喪妻！”

我沒有理她。她又講了一些瞎子老婆的情況。她的名字叫比尤拉。比尤拉！這是一個黑女人的名字呀！

“他的老婆是個黑人嗎？”我問道。

“你瘋啦！”我的太太說道，“你到底是說氣話還是怎麽著？”她撿起一塊土豆。我看見她把這塊土豆使勁地扔到地板上，滾到爐子下面去了。“您怎麽啦？”她說，“喝醉了嗎？”

“我不過問問。”我說。

這時，我的太太把許多內情詳詳細細地告訴我。我實在不感興趣。我喝一口酒，坐在廚房里的桌子旁，聽著她說，慢慢地把她說的零零碎碎的情況串在一起了。

比尤拉是在我太太離開瞎子那個夏天去跟他工作的。很快比尤拉和瞎子就在教堂里結了婚。這場婚禮規模很小——本來誰回去參加這種婚禮呢？——只有他們兩個，外加牧師和牧師太太。不過這到底還是名副其實的教堂婚禮啊！瞎子說，這是比尤拉的主意。可是，就在那時候，比尤拉肯定已經長了乳腺癌了。他們就這樣難舍難分——用我太太的話，難舍難分——生活了八年後，比尤拉的健康開始迅速惡化。她是在西雅圖一家醫院里去世的。去世時，瞎子坐在她的病床邊，緊緊地握住她的手。他們倆結了婚，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當然有性生活），最後他還得給她埋葬送終。他幹了這些事，可那倒黴的女人長得什麽樣子，他卻始終沒有看見。這是叫我怎麽也不懂的。聽完我太太的話，我為瞎子隱約地感到有點難過。我募地想到那個女人的生活多麽可憐，很覺得遺憾。想想看，一個女人從來不知道她自己在愛人的眼睛里是什麽樣，那是什麽滋味！一個女人竟這樣一天一天地生活下來，而從來沒有聽到她心愛的人兒說幾句最最起碼的讚美的話兒。一個女人，她的丈夫永遠不能看到她的臉上表情——悲慘還是歡快。有的人愛好打扮，有的人喜歡保持天然本色——這對他又有什麽兩樣呢？他的老婆要打扮的話，也盡可以在眼睛周圍塗上黛色，在鼻子外面鑲上別針，穿上黃色的運動褲和紫色的鞋子，不管穿什麽都行。然後，悄無聲息地離開人世，讓瞎子抓住她的手，瞎眼里流下了熱淚——這是我現在的想象——在她臨死前最後一閃念大概是：他連她的模樣如何都不知道，而她就這樣匆匆地進入墳墓。她給羅伯特留下了一筆小數目的保險金和半塊墨西哥二十比索的硬幣。另外半塊她帶進棺材里去了。真慘哪。

瞎子來訪的那天，我的太太到火車站去接他。我沒事可做，只好坐在那兒幹等，心里直犯嘀咕。我喝著酒，看著電視。這時，我聽見汽車開進車道。我手里拿著酒杯，從沙發上站起來，走到窗前，向外觀看。

我瞧見我的太太滿面笑容，把汽車停下。我看見她從車里出來，關上車門，臉上還掛者一絲微笑，真叫人奇怪！她繞到車子另一邊，瞎子正在從這邊門里走出來。瞧這個瞎子的模樣，——還有滿臉的絡腮胡子！這是瞎子的臉上的胡子！我說，真夠嗆。瞎子把手伸進後車座，拉出了一只手提箱。我的太太挽起他的胳膊，關上車門。她一路上說著話，領著瞎子走過車道，踏上台階，走進門廊。我關掉電視機，喝完酒，涮了涮玻璃杯，擦幹手，然後走去開門。

我的太太說：“我介紹你見見羅伯特，羅伯特這是我的丈夫。他的事情，我都跟你談過。”她笑容滿面，扯著瞎子的大衣袖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