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對於宋、元兩代留下的、後來構成《水滸傳》的要素的來龍去脈有所了解，對於要素的歷史真相、文化內涵和社會意義有所了解，《水滸傳》的許多內在矛盾自然冰釋。因此，總結宋元“水滸”故事形成的要素並加以考辨，弄清其形成及演變的過程，對於深刻理解《水滸傳》和認識其成書過程是簡單而便利的手段。

關於《水滸傳》成書過程、《水滸傳》主題及其與歷史真實的關系是爭辯了幾百年的問題，可是研究者很少從《水滸傳》中題材、思想等重要因素形成和傳承的角度進行系統考辨。《水滸傳》是歷代許多作者共同完成的，作品初期形成的一些要素必然對後世有所影響。許多研究者把《水滸傳》中一些情節的設置歸結為最後寫定者的個人意識的產物（如把《水滸傳》中仇視青年婦女的傾向，解釋為施耐庵可能是情場失敗者，借此攄懷；又如說寫招安是作者地主階級思想反映雲雲）。這些人不懂得這類從說唱文藝演變來的通俗小說，主題和基本情節是經歷了覆雜演變、最後確定下來的，最後的寫定者對其基本傾向是無能為力的。

《水滸傳》還有許多謎團，例如宋江怎麽從一個只有三十六人的小股武裝搶劫集團變成了有根據地、有政治口號、進可攻、退可守的反抗朝廷的武裝隊伍？為什麽按照梁山“排座次”時的規模足以打到東京去，奪了“大宋皇帝的鳥位”了，卻還要卑辭厚禮、買通官僚、甚至買通妓女、靠走後門去招安投降？為什麽《水滸傳》第七十一回仿佛是個分水嶺，前後在思想藝術上都存在著極大差別？如果我們對於宋、元兩代留下的、後來構成《水滸傳》的要素的來龍去脈有所了解，對於要素的歷史真相、文化內涵和社會意義有所了解，《水滸傳》的許多內在矛盾自然冰釋。因此，總結宋元“水滸”故事形成的要素並加以考辨，弄清其形成及演變的過程，對於深刻理解《水滸傳》和認識其成書過程是簡單而便利的手段。

當然，現在已經沒有南宋完整水滸故事傳本了，元代也僅有數本水滸戲傳世，我們僅能從南宋有關水滸故事記載和元代的水滸戲來分析考察。

南宋“水滸”故事的基本要素。

文字中流露的對北宋末奸臣當道的憤恨、對徽欽二帝俘虜生活的同情與悲哀，都是南宋初年那個特定時代的感情，是後人難以偽造的。

《大宋宣和遺事》中有關水滸的故事，可能就是臨安藝人說話的底本的匯集。全文共三千來字，其中包括楊志等督運“花石綱”；楊志賣刀；智取生辰綱；宋江通風報信；宋江殺惜；九天玄女授宋江天書，告訴他們宋江等人上應天象，最後受招安，為國家出力，征討方臘。雖然《大宋宣和遺事》有元人增寫、編輯的痕跡，可是體味其內容，書當寫於距北宋滅亡不太久遠的時間裏。文字中流露的對北宋末奸臣當道的憤恨、對徽欽二帝俘虜生活的同情與悲哀，都是南宋初年那個特定時代的感情，是後人難以偽造的。

南宋水滸故事的基本要素包括以下一些內容：

一、它是群體犯上作亂的故事，群體共有三十六人。故事表現的不是群體形成後與政府的對抗，其主要講述英雄好漢如何在社會矛盾中落敗，一步步走上反叛道路、最後落草為寇。這樣的故事是個人英雄傳奇，按“說話”分類屬於“樸刀桿棒”類。宋末羅燁《醉翁談錄》的記載也證明了這一點。在其“小說”目錄中有“公案”類的“石頭孫立”；“樸刀”類的“青面獸”；“桿棒”類的“花和尚”、“武行者”等故事，雖然故事內容已佚，但從題目便可知“石頭孫立”大約是他被差遣押運花石綱未能按時到達的故事（這個故事沒有被《水滸傳》采納），“青面獸”大約是寫楊志賣刀殺潑皮（牛二）；“遺事”中還有“僧人魯智深反叛，亦來投奔宋江”的簡單記載，後到的“僧人魯智深”可能即是“花和尚”。

二、宋江集團等三十六人犯上作亂之原因是“亂自上作”，這個“上”就是當時皇上——宋徽宗。因此“遺事”一開始就講“先是朱勔運花石綱”。花石綱屬於當時第一工程（皇帝園林艮岳）的重要部分，宋江集團造反故事即從這裏開始。這場犯上作亂又是個定數。這些都寫在“九天玄女”頒給的“天書”裏。“定數”“九天玄女”雲雲，反映了宋徽宗時崇尚道教的風氣。

三、已經有了“梁山泊”和山寨。《水滸傳》把一百零八將的聚義點設定在梁山泊山寨，這個要素已經寫在“遺事”之中，其中多次提到去“太行山梁山泊”山寨落草為寇。

四、南宋“水滸”故事主旨是“忠義”。“遺事”九天玄女頒給宋江的“天書”上寫道：“付天罡院三十六員猛將使呼保義宋江為帥，廣行忠義，殄滅奸邪。”軍師吳加亮也曾向宋江道：“是哥哥晁蓋臨終時分道與我：他從政和年間，朝東岳燒香，得一夢，見寨上會中合得三十六數；若果應數，須是助行忠義，衛護國家。”“忠義”是南宋朝廷提倡的意識形態。當時金人鐵騎南來，北宋王朝轟然倒塌，天下大亂。靠什麽能把人們凝聚在一起重建權威和秩序？統治者選擇了忠義。忠義成為南宋軍民苦撐危局的重要動力。上面說到“遺事”把“梁山泊”安置在“太行山”上，有的地方徑直寫“同往太行山落草為寇”，仿佛梁山泊是太行山的一部分。周密《癸辛雜識》中記龔聖《宋江三十六讚》也把宋江故事發生地點認作太行山。其“三十六讚”中有五次提到“太行”，甚至直接稱他們為“太行好漢，三十有六”。說話藝人把宋江集團與太行山聯系起來，今人也許對此感到詫異。太行山在山西，梁山泊在山東，把兩者混淆，簡直就是“關公戰秦瓊”，到底是南方藝人對北方地理不了解，還是故意把“太行山”混同梁山泊？太行山在南宋很長一段時間內具有政治意義，很刺激忠義之士的神經。劉克莊有詞雲“記得太行山百萬，曾入宗爺駕馭。今把作握蛇騎虎”。中原淪陷後，民間的抗金武裝多在此地活動，或以此為根據地，襲擊金人部隊和所設置的行政機構。把這些民間武裝說成“強盜”，或者說成“義軍”“義民”都有些勉強，然而南宋從統治者到民眾都願意把他們想象成為“義軍”“義民”，讚譽他們“忠義”，樂於聆聽他們的戰鬥事跡和取得勝利的消息。因為南宋小朝廷的安全需要抗金的思想和情感的支撐，需要從上到下，認同忠義，而且要把太行山人招安，納入國家的防衛系統。太行山中最著名的義軍是“八字軍”，紹興六年（1136）被調到臨安，擔負起保衛京城的重大責任。這些必然給杭州人留下深刻印象。把宋江等人與太行山的“忠義人”聯系起來，這一方面是為了使聽眾對這些武裝造反者更為理解，對他們的故事不再敏感，以取得合法性；另一方面也是借此指出宋江等人的招安行為就像“八字軍”“忠義人”一樣，在抗擊外來入侵中是起積極作用的，他們的故事是應該受到全社會的一致歡迎的。因此，說話人即使意識到宋江不過是在梁山泊一帶活動的搶劫集團，但他們既然要演出這個故事，也要盡量拔高這個故事的意義，這正像當今電視劇《火車大劫案》也要把劫匪孫美瑤綁票行為與“反帝”“愛國”聯系起來一樣。但從歷史真實來看，作為流寇的宋江集團並沒有跡象到過太行山。宋江集團活動的範圍雖然很大，但是以山東西部、西南部為多，也去過魯西北、河北東路的東南部，總之是在梁山的周圍地區活動，到汴京以西的可能性不大。也許南方的說話人弄不清北方梁山泊真正的方位，也許是故意混淆，總之，他們把梁山泊、太行山這兩個相隔數百裏的地區混在一起了。我認為不管是哪種原因，這個混淆都與當時太行山是臨安軍民關註的北方熱點有關。

五、招安是《水滸傳》中被人們詬病的情節，但宋江集團被招安不僅是歷史事實，而且這個情節在水滸故事一誕生就被固定下來了。招安是表現忠義的載體，也是江湖人“發跡變泰”的途徑。“遺事”中說“宋江統率三十六將，往朝東岳，賽取金爐心願。朝廷無其奈何，只得出榜招諭宋江等。有那元帥姓張名叔夜的，是世代將門之子，前來招誘宋江和那三十六人歸順宋朝，各受武功大夫誥敕，分註諸路巡檢使去也。因此三路之寇，悉得平定。後遣宋江收方臘有功，封節度使。”南宋初所講述的“水滸”故事還不一定是悲劇結局，招安變成悲劇大約是宋亡之後。招安悲劇恐怕是歷史事實；另外南人在異族統治者壓迫下反思國家敗亡的教訓，想起宋江這一夥“盜賊之聖”來，感慨宋江、岳飛等忠義之士不幸遭遇才大力渲染這個悲劇。明代吳從先《小窗自紀•讀<水滸傳>》後被招安，為平定內亂建立了功業，但因為蔡京、童貫等奸臣當政，“同朝之中，鹹謂賊不可共處”，最終被“斃之藥酒中”。吳從先感慨說：“嗚呼，宋之君臣亦忍矣哉。”這個《水滸傳》可能就是元末或明初的作品。

元代“水滸戲”的社會背景

雖然元代文化與南宋有一定的傳承關系，但由於地域的不同，北方受到金人和蒙古兩個以遊牧起家少數民族的影響，其風格粗獷，相對來說受皇權專制的約束也較少。這種統治下，反壓迫、倡導抗爭的文藝作品反而比相對文明、但壓迫剝削手段也更細膩些的南宋更易於漏網。

雖然元代文化與南宋有一定的傳承關系，但由於地域的不同，北方受到金人和蒙古兩個以遊牧起家少數民族的影響，其風格粗獷，相對來說受皇權專制的約束也較少。當然金人、蒙古人的統治尚有奴隸制遺留、其壓迫剝削的手段更野蠻一些，但相對也粗疏一些、粗糙一些。這種統治下，反壓迫、倡導抗爭的文藝作品反而比相對文明、但壓迫剝削手段也更細膩些的南宋更易於漏網。這樣我們就能理解為什麽在民族、階級壓迫都很嚴酷的社會環境裏，反而出現了與主流思想意識激烈對抗的文藝作品。元代出現的大量有關宋江集團的雜劇就屬於這類作品。這些我稱之為北“水滸”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