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主流：誰將打贏全球文化戰爭》之四

美國大眾文化能成為全球的主流文化，能輕而易舉地征服世界觀眾，一是得力於它們在藝術上既“酷”且“炫”，能讓世界各國的觀眾心醉神迷；一是緣於它們傳播的價值觀具有普適性，這種普世價值能讓世人心心相印；一是因為它們傳播普世價值的手法十分高明，讓觀眾在哈哈大笑中“躺著中槍”, 喜滋滋樂顛顛地成為美國文化的“俘虜”。

美國大眾文化藝術上的“酷”與“炫”前文已經論及，這裏從第二個方面談起。美國主流文化所表現的當然是美國崇尚的主流價值，也就是西方世界所推崇的“普世價值”，如今它已經成了“自由、民主、法制、人權”的代名詞。不管我們承不承認它們的普世價值，目前大部分“民主國家”都天天把它掛在嘴上，還恨不得時時把它貼在自己臉上，民眾一聽說“自由、民主、法制、人權”也容易“high”起來。要想將一國的文化弄成全球的“主流”，你所宣揚的價值當然要為全球廣泛接受。自由的有無，民主的真假，法制的好壞，人權的多少，這一切美國人自己的感受或許各有不同，世界各國對它們的評價更見仁見智，但美國各屆政府在口頭上，各類藝術家在其作品中，都表現了對自由的追求、對民主的堅守、對法制的維護和對人權的尊重。這使美國文化在全世界各地都大受歡迎。誰不痛恨踐踏人權？誰不厭惡獨裁統治？誰不渴望自由民主？“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裴多菲這首小詩一直撥動著所有人的心弦。不管符不符合實際情況，美國已經成為人們心目中的“自由聖地”，美國政府也一直把自己裝扮成“人權衛士”。這是美國最吸引人的地方，也是美國最大的軟實力，它讓世人把美國想象成自由的樂土、民主的楷模和人權的守護神。沒有機會親身體驗美國生活的人們，美國更成了他們想象中的“美好風景”。

再理性的人也容易愛屋及烏，“美國”本身就成了許多青年文化消費者心中的“名牌”，所以美國時興的電影、音樂、籃球、服飾乃至飲食，都成了年輕人趨之若鶩的最愛。

我國政府在普世價值上首鼠兩端，對“自由、民主、法制、人權”的態度，不是前後矛盾就是猶疑不定。也許“自由、民主、法制、人權”在政府眼中是如此神聖，不允許小民七嘴八舌玷汙聖物，在國內的互聯網上，這四個詞都成了“敏感詞”。連魔獸遊戲中“自由”一詞也被屏蔽，玩家只好用“目田”來代替被砍了頭的“自由”，可憐的“自由”成了沒頭沒腦的孤魂野鬼。有時候，“民主”“人權”得變成羅馬符號，才能躲過互聯網“安檢”的法眼。“自由”、“民主”、“人權”在我們這片神奇的土地上，好像“失足婦女”似的要蒙住臉才敢見人。

政府一方面否認世界上有什麽“普世價值”，一方面又宣稱自己在實行是真正的民主，人民享受了最大的自由，中國正處在人權最好的歷史時期；一方面為了反駁美國每年人權報告對我國人權狀況的汙蔑，我們也每年出一份專門批評美國人權的報告，可另一方面我們對“自由、民主、法制、人權”又另有界定，與世界大多數國家對它們的定義相比，我國政府的定義好像是在“自說自話”，如“民主集中制下的民主”，“社會主義法制”，“人權首先就是生存權”等等。要是按我們這樣的人權標準審視美國，美國的人權實在沒有什麽好批評的，人家的生存權早已解決，人家的生活貧困線至少高出我們的貧困線十幾倍。盡管我國人民也許享受到了世界上最嚴明的法制、最充分的民主、最大的自由和最好的人權，但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民，顯然很難弄懂什麽叫“民主集中制下的民主”，很難理解什麽是“社會主義法制”，很難認同“人權首先就是生存權”，自然也不會憧憬我們社會主義自由的生活方式。且不說那些鷹鉤鼻子老外，即使黃皮膚黑頭髮的港澳臺同胞，喜歡我們這種生活方式的人大概也不會太多，向往我們這種社會體制的人可能更少，他們對我們的民主、自由、法制、人權，還存在著許多誤解，首先，他們可能更容易接納“普世價值”，因為這種“普世價值”簡單明了，其次，對我們“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恐怕較難理解。說實話，連我自己至今也還沒有完全弄明白，“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精髓是什麽。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首次提出的一個命題，2007年將它納入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按官方的說法，它包括四個方面的基本內容，即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以“八榮八恥”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榮辱觀。據文件說，這四個方面的內容彼此具有內在聯系，共同構成辯證統一的有機整體。

如果我們藝術家以這四個方面作為創作的底色和主旨，再用這樣的文學藝術作品參與全球文化戰爭，人家一看到我們這些東西，要是沒有被嚇得暈倒，就一定會嚇得奪路而逃。看看西方所宣稱“普世價值”，“自由、民主、法制、人權”樣樣都是在確保個人的基本權益，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四項“基本內容”，條條都是要求人民作出奉獻犧牲——要人民處處以馬克思主義思想為指導，時時胸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來武裝自己，做一個深知“八榮八恥”的聖人。除了像我這樣極個別落後分子外，從小就受黨教育的大多數中國人估計能夠達到這麽高的要求，但一張嘴就胡說八道的山姆大叔，一睜眼就色迷迷欣賞“性感”的法國花心蘿蔔，一上班就喊著要“自由”的英國紳士，這些家夥肯定沒有我們同胞那種“自我犧牲精神”，要他們用四項“基本內容”自律無疑是強人所難。我們政府那些草擬“核心價值”的筆桿子，可能忘記了嵇康“六經以抑引為主，人性以從欲為歡”的名言。“文化戰爭”又不像武力征服，不服從命令就一槍把別人放倒。你表現的那一套人家如果十分反感，還要死纏著別人來欣賞你的作品，那無異於強行給別人灌屎灌尿。

這就是問題的要害所在：要麽就接受人家信奉的那套普世價值，收起大部分人都很陌生和反感的“核心價值”，要麽就徹底輸掉這場全球文化戰爭，永遠關起門來自己與自己人玩。要參與世人都在玩的遊戲，就必須遵守大家約定的規則。

可是，在這場全球文化戰爭中，我國政府似乎不想置身事外，看看各地一夜冒出來那麽多文化產業研究中心，那麽多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聽聽官方三令五聲要增強“軟實力”的號召，就知道從官到民都在磨刀霍霍，我好像又聽到中國戰爭影片中常聽到的臺詞：“司令員，讓我們二師打沖鋒。”問題是，我們既要參與全球遊戲，又不想遵守約定的遊戲規則，我十分懷疑別人願不願意和我們玩。

不僅我們文化藝術所要表現的主旨，與世人信奉的價值觀大相徑庭，我們對自己核心價值的表現方法也會把人家雷倒。沒有精英文化的高貴典雅，沒有大眾文化的生機活力，長期以來，我們的文化只能一種充滿意識形態的政治說教。改革開放以後情況有大有改善，但是，或許是識有未逮，未能深刻領悟大眾文化的本質特征——娛樂與藝術的融合；或許是藝不如人，我們藝術家們一直沒有創作出風靡全球的作品；或許是宣傳文化部門領導有方，大多數藝術家都重視宣傳而輕視藝術；或許是我們社會太過嚴肅，弄得我們的大眾文化也“不茍言笑”。幽默小品了無幽默，電視言情劇無情可言，驚險電影毫不驚險，但願外國觀眾看我們這些東西有點新感，至於我自己，每次打開電視不是為了看新聞聯播，也不是為了看影視節目，只是想看看天氣預報，因為天氣預報比我們的新聞聯播更加真實，比我們的影視節目更有懸念。

更要命的是，“歌頌主旋律”的宣傳方針，讓我們能看到的影視、舞蹈、繪畫、雕塑，能聽到的新聞、歌曲、音樂，全是一個聲音，一種形象，一個腔調。有和聲才會顯示出主調，沒有“次旋律”就沒有“主旋律”，中國文學藝術不是在“歌頌主旋律”而只是重復“一種旋律”。這使中國當代文化單調而又僵化。我們的文學藝術很像新聞——死板乏味，我們的新聞倒很像藝術——充滿了想象。國家向外輸出的文化更是強調要打造“國家形象”，中國的藝術作品看起來都有點像宣傳廣告：中國永遠是那麽光鮮，永遠是那麽和諧，永遠是那麽高速，永遠是那麽充滿希望……“國家形象”的確打扮得十分漂亮，可這恰恰應驗了英國那句成語：It sounds too good to be true，漂亮得讓人難以置信。

商務印書館惠贈《主流》的同時，還附贈了一冊《主流》“評述本”。評述本中有篇《〈主流〉一書的啟示》的文章說：“主流文化是青年人的文化，必須研究年青人的心理特征和精神狀態……將青年人培養成國家核心價值的捍衛者、中國主流文化的繼承者，乃至成為未來國際文化戰爭的積極參戰者和我們的勝利者。”該文還要求“專家學者能起到參與推動主流文化的積極作用，‘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 我一讀到這些文字心裏悶得慌，年輕人一讀到這些文字肯定會掉頭就跑，外國佬讀到這些文字無疑要抗議我們進行文化侵略。我們官員的功利性太強，目的性又太明確，致使我們的文化看起來都張牙舞爪；我們的藝術家有“鐵肩”但無“妙手”，創作出來的東西有道義卻無情趣，出自他們手筆的作品常常面目猙獰。

假如一個國家的文學藝術都是表現社會的“和諧”，恰恰說明這個社會缺乏“和諧”；都是表現國家的民主自由，恰恰表明這個社會還缺乏民主自由——讀者從作品中很容易感受到這個社會的強制性，三歲小孩也想象得出這個社會藝術家們沒有創作的自由。更何況整齊劃一的歌頌和贊美，與電視上的商品廣告有什麽不同？有時候看商品廣告還有趣一些，因為寫商品廣告詞的時候沒有那麽多政治幹預，最多只有誇大的嫌疑，很少會犯“政治的錯誤”。要一個小品藝術工作者，一本正經地表演幽默小品，這本身就是“黑色幽默”。

我們的宣傳幹部老是想著“統一思想”，要“統一思想”就必須“教育”人民，我們的藝術家老想著自己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所以總以為自己“站在時代的高度”，他們都把觀眾和讀者當作教育的對象和塑造的對象。觀眾來欣賞藝術成了來接受教育，文學作品的閱讀成了自己靈魂的改造，本來是來尋樂子最後變成了是來找罪受。想想看，我們在家裏與太太就很難統一思想，要讓十三億人統一思想，該是多麽困難，該是多麽痛苦，又更該是多麽虛偽，這無異於叫十三億人集體撒謊。再想想看，我們之中有誰願意接受別人的改造？一個人要去塑造另一個人的靈魂，這種事情說起來就十分滑稽，做起來估計也不輕松容易。我們來聽聽《主流》中那位美國女評論家寶琳•凱爾是怎麽說的吧：“如果藝術不是一種娛樂，那該是什麽呢？難道是一種懲罰嗎？”可是，我們這裏偏偏就有一些人要把娛樂弄成懲罰，而且他們每次都“圓滿地完成了領導交給的光榮任務”。

美國藝術家們當然崇尚普世價值，可他們從來沒有把普世價值寫在臉上，他們當然百分之百的熱愛自己的國家，但他們好像沒有打造美國形象的義務。上網聽聽美國歌曲，你總以為美國青年都是單身，他們不是在渴望愛情，就是覺得十分孤獨。到電影院連看幾部美國大片，那裏不是恐怖就是吸毒，不是偷盜就是槍殺，那裏的壞蛋個個都是武林高手，那裏的警察許多都在暗通匪徒，你一定會覺得美國不是人呆的地方，那裏是罪惡的淵藪，是人間的地獄。可是，你到美國去旅遊幾天就會看到，美國普通人家不像我們這裏家家都裝鐵絲網，把家庭住宅活活整成“犯人牢房”。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原來美國作家和藝術們，天天在給自己國家的臉上抹黑！我們不妨回顧幾部美國叫好又叫座的電影——

那部具有後現代風格的《低俗小說》，表現黑社會和性暴力的題材，導演將恐怖的暴力弄得十分輕柔，對柔情蜜意的愛情進行褻瀆，把嚴肅的政治化為玩笑，對莊重的歷史調侃嘲弄，崇高的東西在影片中顯得卑劣，神聖的東西在影片中是那樣庸俗。《好家夥》是一部紀實性的的黑幫片，影片主人公亨利的一上場就躊躇滿誌地說：“在我看來，成為一個黑幫分子比當美國總統更酷。”可是，隨著亨利夢想的逐步實現，他同時發現了自己的夢想不是“炫酷”而是“殘酷”。社會上的普通人為錢為權必須拼命奮鬥，影片中的黑幫分子則要為錢為權而搶劫殺人，因而，黑幫就成了美國社會的一個縮影，亨利夢想的破滅同時也就是“美國夢”的破滅。《公民凱恩》是一部傳記體影片，它以一位報業大亨凱恩之死揭開序幕，並通過他人生的悲喜與事業的興衰，暴露了資本主義神話背後冷酷的真相。1999年度的第72屆奧斯卡最佳影片《美國麗人》，以一個典型的美國中產階級家庭為背景，犀利地揭示了美國普通百姓的“眾生相”，無情地展示了隱藏在美國社會肌體中“癌癥”：甜蜜微笑後面是辛酸眼淚，光彩照人後面是陰暗猥瑣，美好純潔後面淫蕩墮落。還有那《沈默的羔羊》中的兇殺恐怖，《普通嫌疑犯》中的毒品走私，《上帝之城》中的貪婪背叛，《美國往事》中的瑣碎虛無，更有《罪惡之城》中那腐敗奸詐的警察，招搖放蕩的妓女，狹窄破舊的街道……這些影片中的美國只有暴力橫行，好像一座搖搖欲墜的大廈即將崩塌。名為《老無所依》的影片具有象征意義，似乎美國只有輝煌的過去，不會再有美好的未來。

可是，世界觀眾偏要從反而看問題：從美國那些描寫黑暗的影片中，竟然發現了美國光明的未來；從美國作家和藝術家的眾聲喧嘩中，感受到了美國高度的自由民主；從那些表現破敗貧窮中的作品中，看到了美國的繁榮富強。從中美兩國藝術作品的表現方式中，我發現了一種價值悖論：無論是我國所宣傳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還是西方國家所崇奉的“普世價值”，藝術作品對它們越是淡化，它們的實際效果反而越是強化。

那部“反智代表作”《阿甘正傳》恰恰表現了美國的“大智”：人生無目的才能更好地實現它的目的，放棄自己的小聰明才會真正的大智慧，它在捧腹大笑中讓觀眾明白：我們任何人的一生都充滿偶然性，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在剝開巧克力紙之前不知道它是黑的還是白的。美國的喜劇、滑稽戲、肥皂劇，無一不讓你笑出眼淚，笑破肚皮，並在笑聲中給人以有益的啟迪。即使美國那些政治人物，除了小布什講話像個楞頭楞腦的西部牛仔外，風流倜儻的克林頓，能言善辯的奧巴馬，他們在公開場合的演講都輕松幽默，可是一聽到我們主席和總理的講話，我馬上就想站起來立正，好像中華民族又“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我們那些小品演員好像總忘不了自己“歷史使命”，一上臺就滿臉肌肉緊張，看著他們誇張的笑臉比看到別人號啕大哭還難受。我們政府要求輕松的小品承擔嚴肅的政治任務，所以相聲小品都是“一臉苦相”，難怪民間相聲演員郭德綱苦苦哀求說：“你們饒了相聲吧，讓它給人們樂呵樂呵不行嗎？”話音未落，他那位體制內同行姜昆馬上指責他“格調不高”。

情侶們去看電影，去聽相聲，去看戲劇，是去花錢買樂子，不是要花錢買教訓，請問：讓觀眾笑一笑難道會死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