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主流：誰將打贏全球文化戰爭》之三 

《主流》作者馬特爾先生在該書《序言》中說：“‘主流文化’具有積極的意義，它並非精英文化，而是一種‘大眾文化’，說得消極一些，‘主流文化’是經過精心設計的標準化的‘商業文化’。”他《在法國darkplanneur電視臺的演講》中定義主流文化時說：“主流文化是指大眾文化、主導文化、受歡迎的文化。既包括《蝙蝠俠》、《愛麗絲夢遊仙境》，又包括《阿凡達》這類。‘主流’是否僅僅是一種娛樂呢，或者也是一種藝術？實際上它可以是藝術。這個術語可以是褒義的，指的是所有人都喜歡的文化，普羅大眾的文化，但它也可以是略帶貶義的，指的是霸權文化，統治文化。”

“主流文化” 是“大眾文化”或“主導文化”。一說到“大眾文化”或“大眾文學”，我們這裏許多文人雅士，可能要不屑地搖頭撇嘴了，覺得它們是一些下裏巴人的狗尾巴上不了正席。官方一聽說“俗”就要圍剿，文人一聽說“俗”就要搖頭，從上面的官到下邊的民，個個好像都是超凡脫俗的雅士，人人都要擺有一副“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的架勢。七月九號央視新聞頻道新聞直播間的新聞報道中，還鬧出了給米開朗基羅著名雕像《大衛•阿波羅》生殖器部位被打上馬賽克的笑話。一說到“商業文化”或“娛樂文化”，大家更避之唯恐不及，好像個個都害怕商業的“銅臭”，人人都清高得厭惡金錢。米開朗基羅《大衛•阿波羅》是西方藝術的稀世之寶，可在我們官方眼裏仍難免“三俗”之嫌。當然，這種情況並非獨具“中國特色”，在西方，早期歐洲精英對美國文化十分無禮傲慢，對美國大眾文化更是嗤之以鼻。在二十世紀中期以前，美國也有不少學者否定大眾文化。他們將大眾蔑稱為“白癡”、“平庸者”、“群氓”、“傻瓜”，認為美國民主的平等主義是文化“墮落”的根源，它摧毀了“人們對高雅者的尊重和崇敬”。指責高等教育的大眾化和社會主體的中產化，造就了“新笨蛋的龐大階級”，大眾文化就體現了這群“新笨蛋”的審美趣味。五十年代後期對美國大眾文化最偏激的學者是德懷特•麥克唐納（Dwight Macdonald），在《大眾文化和中產文化》一文中說，美國大眾文化上附庸風雅，其結果可能不是“大眾”提升華為“精英”，而是是“高雅”墮落成“庸俗”。那時“文化在美國被相當簡單地劃分為精英文化（高雅文化）和大眾文化（低俗文化）”（138），由歐洲移民構成的文化精英，特別害怕美國大眾文化的勃興，西馬法蘭克福學派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爾諾，他們二戰期間旅居美國時，在其名著《啟蒙辯證法》中也譴責“文化工業”， 阿多爾諾拒絕用“音樂的”這個形容詞界定爵士樂。到六十年代以後，美國的文化氣候風雲變幻，“紐約知識分子摒棄了他們曾經擁戴的文化等級，轉而熱衷於美國的大眾文化”，從前挖苦大眾文化的麥克唐納，一夜之間連忙對大眾文化“獻媚”。美國非洲裔、西班牙裔和亞裔知識分子和社會活動分子，“開始要求結束‘歐洲中心主義’的文化壟斷，白人和歐洲文化成了所有評論的眾矢之的”。美國文化的覺醒提升了美國大眾文化的地位，文化研究者們開始研究《星球大戰》、《黑客帝國》，並且一致推崇“主流文化的高貴”——也就是大眾文化的高貴。如今的美國，沒有哪個文化人敢公開蔑視社會大眾和大眾文化，也沒有多少文化人有那麽強的精英意識。誰還敢以精英自居，誰就會成為社會的笑柄；誰還有膽嘲笑大眾文化，誰就是在“自絕於人民”。隨著美國的文化語境和社會主流丕變，精英們也不得不放下自己的身段。五十年代以後美國高等教育開始大眾化，人們的教育水平和工資水平同步提高，形成了文化高品位和生活高水準的龐大中產階級。中產階級成了美國社會大眾的主體，許多文化精英就是這個主體的一部分，“大眾文化”也就成了美國的“主導文化”。誰還有底氣稱大眾是“俗物”，誰還有膽量罵大眾文化是“垃圾”？

《主流》作者告訴我們說：“要了解發生在美國的精英與文化之間、藝術與娛樂之間的革命性變革，就必須熟知寶琳•凱爾的作品”，因為美國三位女性——寶琳•凱爾、蒂娜•布朗、奧普拉•溫弗莉，“就是美國文化逐漸向主流文化演進的一個縮影”。（130）

寶琳•凱爾是波蘭猶太移民的女兒，在美國加州一個中產階級家庭中長大成人，她從小生活的加州小城談不上什麽藝術氛圍，但“西部電影”和“先鋒電影”卻無處不在，這種文化環境使她後來成為美國著名電影評論家。1968年她加盟《紐約客》周刊，這份雜誌原本為那些美國文化精英所鐘愛，雜誌評論家也是清一色的騷人雅士，社會上任何一部電影藝術作品，大眾越喜歡雅士就越皺眉。寶琳•凱爾登上《紐約客》之後便開始顛覆精英的藝術品位與審美價值。她在影評中從未說過‘電影’（films）這個矯飾的英語單詞，只選擇用movies這個美語單詞來表述。在藝術趣味上，她討厭那種倦怠的優雅和冷漠的清高，崇尚生命的活力與藝術的張力，強調藝術上的節奏、速度、奔放。“寶琳•凱爾是一個推崇民眾主義的精英分子”，試圖在美國文化中熔合大眾藝術的活力與精英文化的潛力，“讓大眾感受到電影高貴的品質，同時令精英感悟到電影平凡的美感”。（135）寶琳•凱爾促成並體現了大眾電影的改變，最終讓“‘影片（movies）’取代了書籍，成為文化的參照物，電影越來越成為美國其他藝術的楷模”。

如果說寶琳•凱爾是美國“影片”的改造者和捍衛者，蒂娜•布朗就是美國“文化新聞者的全面創新者”。這位跟隨丈夫來到美國的英國移民，早年是牛津大學的文科才子，一生都“忠誠於自己半是大眾氣質、半是知識分子品質的錯位風格”。 1984年她憑個人魅力成為《名利場》主編，讓這本雜誌每月銷量從20萬冊猛升到100萬冊。1992年主管《紐約客》，她聲稱“我只想以一種現代的方式，用那些調查、娛樂、明星來打造《紐約客》雜誌，記者—社論作者的觀點要讓位於信息的思想。我們打破了文化等級觀念，而且是以聰明的方式打破的；我們做出了妥協，是明智的妥協”。她在《紐約客》中辟有一個長期專欄——“大眾文化區”，從此大牌雜誌開始註重最新的個人博客和文學暢銷書。蒂娜•布朗是寶琳•凱爾的精神傳人，她的文化策略就是嚴肅看待大眾文化，並以大眾的方式書寫“高端文化”。她的《紐約客》前任主管唯一職責就是抵抗和詆毀文化上的“野蠻人”，捍衛精英與大眾、文化與娛樂、“高雅”與“低俗”的界線，然而十分諷刺的是，蒂娜•布朗女士正是要消解這種界線的“野蠻人”。她主編的《紐約客》讓精英不再對自己的所謂高雅趣味自鳴得意，反而對自己的裝模作樣羞愧難當。美國主流文化崇尚的不是“雅”而是“酷”，不是讓少數衣著考究的文人孤芳自賞，而是要讓美國的主流欣喜若狂。《主流》作者馬特爾先生毫不掩飾對蒂娜•布朗的贊賞之情：“由於她的出現，原先涇渭分明的文化和娛樂變得水乳交融；名不見經傳的時尚主題成為新的報刊閱讀模式；從容舒緩的精英價值觀為飛速變幻的大眾風尚所取代；昨天還遮遮掩掩的轟動事件已經變了今天雜誌評析的素材。”

另一位有功於主流文化的傑出女性奧普拉•溫弗莉，是電視媒體“脫口秀”的得鼻祖。她的口無遮攔和幽默風趣，不僅使她個人擁有成群的粉絲，也使“脫口秀”成為人們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這是一種全新的娛樂形式，在這裏，公眾的變成了私人的（比爾•克林頓談論個人生活），私人的變成了公眾的（一個匿名者講述怎樣開始打老婆）”。奧普拉•溫弗莉在電視鏡頭前，還是一位出色的文學評論員，“如果說有誰為模糊藝術與娛樂、‘高雅文化’與‘低俗文化’之間的界限做出貢獻，那麽首當其沖的必定是奧普拉•溫弗莉和她的文學節目”。（153）

一代新評論家們對文化的高低等級之分不屑一顧，那些只對高雅文化有興趣的人，在美國無異於患上了“文化自閉癥”。隨著文化上精英與大眾壁壘的消除，文化上藝術與娛樂自然合而為一，大眾文化中各類時尚作品，藝術形式上必須“酷”，藝術內容上應當“炫”。只有“酷”和“炫”的藝術，才能將“作品”變成“精品”，藝術上的“精品”才能成為市場上的“商品”。

美國流行音樂就是美國主流文化形成的風向標，在這一領域裏，黑人青年、同性戀青年和拉美青年，引領了美國流行音樂的新潮。三角洲藍調博物館館長雪萊•裏特說：“正如鄉村音樂是白人平民階層的音樂一樣，藍調音樂是黑人平民階層的音樂。”爵士樂、搖滾樂等流行音樂，重新定義了大眾文化的時尚元素和大眾品位，它們成了又帥又酷且特立獨行的標誌，成了反傳統反精英的文化象征。

理論上徹底摧毀文化的等級觀念，大眾文化成了美國的主流文化，迎來了美國大眾文化蓬勃發展的春天，美國的主流文化不只叫美國的主流社會著迷，也使全世界的文化欣賞者瘋狂，這更進一步導致全球文化的美國化。《紐約時報》文學版主編史蒂芬•厄蘭格說：“由於歐洲人缺乏對大眾文化、娛樂、創意產業、市場以及種族多樣性的足夠重視，歐洲文化已經嚴重地停滯不前了。”歐洲文化精英笑在前面，美國文化精英笑在後面，這倒應驗了“誰笑在最後誰就笑得最好”的格言。

由此我想到了我們自己：美國精英會不會嘲笑我們呢？當今中國的社會仍有等級壁壘，當代的中國文化自然也等級森嚴。我們的政界和學界比歐洲更顢頇固執，仍然嚴守文化的雅俗之分，仍然強劃文化的“積極”與“消極”之別。我們的文化精英只知道向上撒嬌，只習慣於對下高傲，就像大款不可能與農民工共進午餐一樣，高雅文化與大眾文化也很難融而為一，因而，雅者忸怩作態，無人問津，俗者俗不可耐，不堪入目。時下的中國中產階級還不是社會主體，還壓根兒沒有形成自己的主流文化，我們主流文化的特征更無從談起了。假如非要歸納一下中國當代文化的特點，我覺得“人見人厭”也許是它最恰當的藝術概括。用這樣的作品去進行“文化征服”，全世界的觀眾可能要全被“蒸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