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世說新語·汰侈》篇所反映的西晉士族金錢至上、人欲橫流的汙濁風氣中應當得出以下認識：首先，從東漢黨錮清議運動的失敗，到正始文人的冉冉垂落，使士族文人認識到在政治上仍然無法與皇權抗衡。於是，他們試圖疏離政治，另辟蹊徑，從經濟上打開缺口，以金錢的富有來傲視王侯、傲視皇權，從而以金錢來確立自己的社會地位；其次，從這股奢華潮流與儒家禮制的關系上看，它的確已經超出了禮制的規範限制。因此它在客觀上的確具有超越名教的意義，是正始以來得意忘言的人生態度和超越名教潮流的一個側面；第三，以上兩個方面所產生的直接後果，是給士族文人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自豪和自信。他們再也不用像漢代文人那樣向皇權低三下四，搖尾乞憐，而是可以趾高氣揚、盛氣淩人地俯視包括皇帝在內的世間各色人等。這樣的自信和自豪對後來以文人為主體的文學藝術的自覺與獨立，乃至文人群體人格以道自尊的精神建構，都起到了無法估量的作用。

然而物極必反，“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巨額的金錢是一個社會經濟發達的象征和標誌，但它同時也可以是將一個社會（尤其是道德靈魂）毀滅的黑色殺手。金錢可以給士族帶來自信和自豪，也可以使他們走向反面。從漢代起，人們就看到金錢的負面作用。《史記·平準書》：“太史公曰：‘虞夏之幣，……或錢、或布、或刀。’”如淳、司馬貞等註：“刀者，錢也，以其形如刀，故曰刀，以其利於人也。”[5]但後人卻從刀可殺人的意義上去理解金錢的不利因素。《太平禦覽》卷八三六引《風俗通》：“‘錢刀’，俗說害中有利。‘利’旁有‘刀’，言人治下率多得錢財者，必有刀劍之禍也。”還有更有趣的解釋。陳繼儒《巖棲幽事》：“李之彥嘗玩‘錢’字旁，上著一‘戈’字，下著一‘戈’字，真殺人之物而不悟也。然則兩‘戈’爭‘貝’，豈非‘賤’乎？”[6]其主要原因就是在於人們看到了金錢對於人的人品節操所產生的腐蝕作用。揚雄《法言·淵騫》：“或問貨殖。曰：‘蚊！’”錢鍾書說：“此傳所寫熙穰往來、走死如騖、嗜利殉財諸情狀，揚雄以只字該之，以麽麼象之，兼要言不煩與罕譬而喻之妙。”[10]（p388）而西晉許多名士正是這樣一批被財富享樂的刀劍屠殺而不自知的群體：

王平子、胡母彥國諸人，皆以任放為達，或有裸體者。（劉註引王隱《晉書》：“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頭散發，裸袒箕踞。其後貴遊子弟阮瞻、王澄、胡母輔之之徒，皆祖述於籍，謂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幘，脫衣服，露醜惡，同禽獸。甚者名之為通，次者名之為達也。”）樂廣笑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為乃爾也？”（《世說新語·德行》）

有人譏周仆射：“與親友言戲穢雜無檢節。”（劉註引鄧粲《晉紀》：“王導與周顗及朝士詣尚書紀瞻觀伎。瞻有愛妾，能為新聲。顗於眾中欲通其妾，露其醜穢，顏無怍色。有司奏免顗官，詔特原之。”）周曰：“吾若萬裏長江，何能不千裏一曲。”（《世說新語·任誕》）

如果站在應劭和揚雄的角度，西晉士族的窮奢極欲行為不啻是飲鴆止渴的愚蠢之舉。對此，從東晉葛洪到南北朝時期都有尖銳的抨擊，沈約《宋書·五行誌》雲：“晉惠帝元康中，貴遊子弟相與為散發倮身之飲，對弄婢妾。逆之者傷好，非之者負譏。希世之士，恥不與焉。蓋胡翟侵中國之萌也。豈徒伊川之民，一被發而祭者乎？”所以後人一直將皇族與士族的奢侈腐化視為晉代滅亡的起因和征兆。“漢靈帝時，蛇見禦座。楊賜雲為帝溺女色之應也。魏代宮人猥多，晉又過之，燕遊是湎，此其孽也。” [2]（《五行誌下》）又引天戒之語釋蛇出之徵：“今齊王冏不寤，雖建興復之功，而驕陵取禍，此其徵也。”明人唐順之謂：“奢侈者，亡國之本；恃財者，殺身之媒；富者，眾怨之歸也，而況可鬥乎？”[7]這些看法雖然不無傳統衛道士懷舊斥新的偏見，但他們看到並提出的人有了錢之後該怎麽辦的問題，卻是點到了西晉士族的金錢物質欲望的無限膨脹在某種程度上淹沒了其玄學精神追求的要害問題。　到了劉宋時期，隨著佛教的深入傳播，人們開始從人生解脫的角度看待貪欲對人生的危害及克服和超越它的意義。《世說新語》開設《汰侈》一門，列舉若幹士族窮奢極欲的故事，說明劉義慶等人作為旁觀者，既清楚地看到了金錢富有給士族文人帶來的從精神到物質的巨大變化，又客觀地意識到這也正是晉代亡國的原因之一。更為重要的是，作為佛門的虔誠弟子，劉義慶是從當時佛家否定導致人的煩惱的以貪欲為主的“七使”的角度，來看待和理解魏晉士族的這些奢侈浮華風氣的。這種反思比起葛洪等人，更有一種旁觀者清的味道，對於人們清楚地認識金錢及享樂欲望給魏晉士族帶來的正反兩面的效應，都十分必要而中肯。

三、濁中之清

正是因為許多魏晉士族在經濟上揚財露富，所以很容易給人一種錯覺，好像只要是士族，都必然是家財萬貫，肥得流油。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在士族內部，各個家族之間的經濟實力並不平衡，財富也不是劃定士族的唯一準繩。權勢和政治影響才是重要的根據。更重要的是，很多士族文人更為看重的是代表士人獨立精神境界的“清流”取向，而不是家財萬貫和肉山酒海的汙濁之氣。面對何曾那些口不離禮法，行動上大肆揮霍的禮教和財富追求者，以及對金錢稱兄道弟的汙濁風氣，阮籍等人發出了憤怒的斥責：“彼勾勾者自以為貴夫世矣，而惡知世之賤乎茲哉！故與世爭貴，貴不足爭；與世爭富，則富不足先。必超世而絕群，遺俗而獨往……”[11]（ 《大人先生傳》）。嵇康則從更高的層次上回敬了向秀的庸俗之見：“富與貴是人之所欲者，蓋為季世惡貧賤，而好富貴也。未能外榮華而安貧賤，且抑使由其道，猶不爭不可令，故許其心競。中庸不可得，故與其狂狷。此俗之談耳，不言至人當貪富貴也。”[6]（《答難養生論》）這就是說，存在的未必合理，未必高尚。那種以存在為最高追求的思想實在是降低了自己的境界和水準。這種觀念反過來又影響了許多士族對財富金錢的取與，造成士族內部貧富不均的現象。

從《世說新語》及有關材料來看，無論是魏晉時期的北方大族，還是東吳以降的南朝士族，都不乏名望顯赫而資產清貧，然而卻以精神自由為榮的現象。

先來看中原大姓。貧富不均的現象在阮籍所在的陳留尉氏阮氏一門表現得十分明顯：
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皆紗羅錦綺。仲容以竿掛大布犢鼻裈於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世說新語·任誕》）

阮鹹以犢鼻裈與象征北阮富貴的紗羅錦綺相抗衡，表現出以清貧為榮，以奢華為恥的心胸觀念。而決定這種觀念的動力則是他們各自精神信仰的不同。作為阮籍的侄子和“竹林七賢”的成員之一，阮鹹此舉自然與阮籍的任誕放達之風同出一轍。本條劉孝標註引《竹林七賢論》：“諸阮前世皆儒學，善居室，唯鹹一家尚道棄事，好酒而貧。舊俗：七月七日，法當曬衣，諸阮庭中，燦然錦綺。鹹時總角，乃豎長竿，掛犢鼻裈也。”北阮和南阮盡管同屬陳留尉氏阮氏，但代表阮氏家族傳統的北阮信奉的是儒學，所以“善居室”、“善屋室”，“內足於財”；而“尚道棄事”的南阮一支的家道原本也應當與北阮大致相當，卻由於“好酒”而落入清貧。 “諸阮皆能飲酒，仲容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常杯斟酌，以大甕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時有群豬來飲，直接去上，便共飲之。”[8]（《任誕》）他的財產或即多破費在酒害之中。可見不同的生活觀念和精神信仰導致了不同的財富觀念和貧富區分。

在瑯邪臨沂王氏一族中，貧富及其觀念又與陳留尉氏阮氏有所不同。司徒王戎亦為“竹林七賢”之一，但他既無文章傳世，又不如嵇、阮、向、郭之名聲顯赫，所以常常為研究者們所忽視。但實際上他的與眾不同之處頗能說明其個人特性與社會原因。他最為人知的品性就是好財而吝嗇：

司徒王戎既貴且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屬，洛下無比。契疏鞅掌，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算計。（《世說新語·儉嗇》）

本條劉孝標註引王隱《晉書》：“戎好治生，園田周偏天下。翁嫗二人，常以象牙籌晝夜算計家資。”又引《晉陽秋》：“戎多殖財賄，常若不足。”據此可見王戎的財富之巨，不在石崇之下。可他與石崇不同的是他並不揚財露富，而是慳吝無比：

王戎儉吝，其從子婚，與一單衣，後更責之。（《世說新語·儉嗇》）
王戎有好李，賣之，恐人得其種，恒鉆其核。（《世說新語·儉嗇》）
王戎女適裴頠，貨錢數萬。女歸，戎色不說，女遽還錢，乃釋然。（《世說新語·儉嗇》）

以往的研究者往往簡單地用“剝削者聚斂無度的貪婪本性”來解釋王戎的儉嗇行為。今天顯然應當對此作出深入而令人信服的解釋。王戎的財富固然與石崇及北阮之流相似，但身為“竹林七賢”成員，他又有許多超凡脫俗的名士風度。王戎的父親王渾與阮籍是朋友，阮籍比王戎年長二十歲，但自從與王戎相識後，阮籍對王戎的好感就逐漸超過了他的父親。“籍每適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濬沖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2]（《王戎傳》）從此王戎便成為阮籍放達生活的經常夥伴。阮籍至鄰家美色婦酒壚飲酒時，王戎是陪同[8]（《任誕》），阮籍等人在竹林酣飲時，王戎也前去同飲並相互調侃。直至嵇康、阮籍等人去世後，王戎舊地重遊，睹物思人，還對當年的竹林之遊、竹林之友深表懷念：

王濬沖為尚書令，著公服，乘軺車，經黃公酒壚下過，顧謂後車客：“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飲於此壚，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來，便為時所羈紲。今日視此雖近，邈若山河。”（《世說新語·傷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