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稼雨:《世說新語》中士族的經濟生活與精神歸宿(下)

文中“黃公酒壚”當為“黃壚”之誤,表示王戎對與故舊生死相隔的慨嘆。與嵇、阮同類,王戎亦為性情中人。他中年喪子後,山簡前去看望,見王戎悲痛不已,便以“孩抱中物,何至於此”相勸,可王戎卻深情地說:“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山簡受其感動,“更為之慟”[8](《傷逝》)。

但是王戎畢竟與嵇、阮有所不同。王戎在懷念嵇、阮時所說“自嵇生夭、阮公亡以來,便為時所羈紲。今日視此雖近,邈若山河”的話,說明他已經意識到嵇、阮去世後自己的變化。這個變化並非他個人的意願,而是險惡的政治環境迫使他不得不以明哲保身的態度為人處世。而在他采用的明哲保身的辦法當中,其中有一項就是以吝嗇的舉動給人以斤斤計較於細節小事而忽略於大節大事的印象,從而躲過政治麻煩。對此,王戎同時代的人往往心領神會,孫盛在《晉陽秋》中就王戎慳吝的故事說:“戎多殖財賄,常若不足。或謂戎故此以自晦也。”[8](《儉嗇》“司徒王戎既貴且富”條劉孝標註引)戴逵也就此論道:“王戎晦默於危亂之際,獲免憂禍,既明且哲,於是在矣。或曰:‘大臣用心,豈其然乎?’逵曰:‘運有險易,時有昏明,如子之言,則蘧瑗、季劄之徒,皆負責矣。自古而觀,豈一王戎也哉?’”他之所以能夠活到七十二歲壽終正寢,為“竹林七賢”中最長壽者,當得力於這種明哲保身之法。這樣的作法表面上看與竹林時期的放誕之舉已經判若兩人,但其精神實質仍然如一。鍾會有一句廣為人知的評價王戎的話:“裴楷清通,王戎簡要。”近代嚴復對此解釋道:“清通者,中清而外通也;簡要者,知禮法之本而所行者簡。二者皆老莊之道。”[8]可謂一語中的。王戎的行為說明,盡管西晉時期士族已經在經濟上取得了舉足輕重的地位,但因為在政治上尚未達到與皇權分庭抗禮的地步,所以仍然要受到皇權的嚴重制約。


如果說瑯邪臨沂王戎的守財奴形象是有意為之的話,那麽同門中王導的清貧則是實際情況了。《世說新語·德行》“周鎮罷臨川郡還都”條劉註引《丞相別傳》:“導少知名,家世貧約,恬暢樂道,未嘗以風塵經懷也。”《晉書》本傳也稱“導簡素寡欲,倉無儲谷”。可見他的確囊中羞澀。他與王戎同有吝癖,但他則是因貧而儉:


王丞相儉節,帳下甘果,盈溢不散。涉春爛敗,都督白之,公令舍去。曰:“慎不可令大郎知。”(《世說新語·儉嗇》)


因家境貧約,所以要省吃儉用,結果反而造成浪費,這是他始料所不及的。不過從王導的話中,可以得知其子王悅更為慳吝,可謂家有傳人了。至於王導貧約的原因雖然沒有文獻說明,但臺灣學者何啟民認為,王導之“恬暢樂道,未嘗以風塵經懷”既為其天性,則猶同南阮之阮鹹輩以“尚道棄事”,“好酒而貧”,則“家世”之所以“貧約”,似也非偶然的了[9],不無道理。


太原王氏中也不乏清貧之士。如以真率見長的王述:


簡文道王懷祖:“才既不長,於榮利又不淡,直以真率少許,便足對人多多許。”(《世說新語·賞譽》)


本條劉註引《晉陽秋》:“述少貧約,簞瓢陋巷,不求聞達,由是為有識所重。”類似情況在《晉書》本傳中也有記載。根據《晉書》本傳,王述的經濟來源似乎主要依靠那些“頗受贈遺”的財富,但因為他“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所以總也富不起來。他那“不求聞達”和“清潔絕倫”的性格又與阮鹹和王戎接近,則士族中的清貧者多為清高孤介之士[10]。


再來看東吳大姓。《世說新語·賞譽》:“吳四姓舊目雲:‘張文、朱武、陸忠、顧厚。’”然而四姓之一的陸氏家族,就不以財富見長。如《三國誌·吳·陸遜傳》記載陸遜不以財富為重,“以為子弟茍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為取禍”,故而臨終時“家無余財”。看來陸遜這樣已經取得士族資格的大戶進一步將為國出力、建功立業作為子弟的最大追求,而並不看重家庭財富。這是三國時代的社會風氣使然。然而到了西晉時期,由於東吳成為西晉的臣屬,陸氏家族的財富變化就受到這一政治格局變遷的制約:


戴淵少時,遊俠不治行檢,嘗在江、淮間攻掠商旅。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淵使少年掠劫,淵在岸上,據胡床,指麾左右,皆得其宜。(《世說新語·自新》)[11]

這裏可以看出,從江東來到洛陽時的陸機,“輜重甚盛”,《晉書·戴若思傳》也說他赴洛時“船裝甚盛”,家道頗為殷實。但來到洛陽後則顯得比較清寒:

蔡司徒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參佐廨中,三間瓦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士龍為人,文弱可愛。士衡長七尺余,聲作鍾聲,言多慷慨。(《世說新語·賞譽》)


按照當時南方的習俗,兄弟長成後就要分居。但按照政府規定,官員在任職期間則可以住到官府撥給的府宅中,卸任後再回到自己的私宅。只有少數得到皇帝寵信或年高望重的大臣經皇帝特許後,方可以自己的家宅為府署。可陸氏兄弟來到洛陽後,既沒有分居後自己各自的私宅,也沒有官府撥給的府宅,而是兄弟兩家擠在這一明兩暗的僚佐公用宿舍(參佐廨)當中[12]。其窘迫之狀,可見一斑。其原因就在於包括陸姓在內的吳郡四大舊姓受到中原新潮思想的同化,其興奮點已經從家庭的發家致富轉移到與中原文化同步,以求得政治上的發展。陸機兄弟和四姓之一的顧榮入洛求官的本身,就已說明此點。所以日本學者川勝義雄認為吳郡士族因此而在東晉進一步得到發展,而會稽士族則因為抱殘守缺而逐漸衰落[13]。


由於江左地區的主要經濟、政治力量都在吳郡的大族一邊,所以永嘉之亂後,過江的中原大族為了避免和吳郡大族的政治和經濟沖突,基本上都將自己的家園安置在當時士族力量相對薄弱的會稽(今浙江紹興)地區,以求得與吳郡大族的和平共處。經過西晉時期的大肆揮霍,永嘉喪亂和舉族過江的顛沛流離,中原大族的經濟實力受到重創,所以東晉時期過江大族以清貧居多。與此同時,過江之後的中原士族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並沒有安營紮寨,長居久安的意識,而是隨時準備返回中原[14],因而也並不註意在江左發展經濟和擴大財富。西晉士族的窮奢極欲,往往被指責成為亡國之征兆和起因,所以東晉士族經過國家興亡和士族自身的榮辱興衰,更加認識到對於士族來說,精神與靈魂的充實和富有比起物質的享樂更為重要。因此過江士族盡管也有謝安那樣蓄妓為莊園之樂者,或者王羲之父子那樣為崇奉道教而不吝錢財者[15],但多半還是繼承了阮籍等竹林名士的風骨,清貧而誌趣高遠。對於這個歷史狀況,《世說新語》著意反映的是士族喜好清貧的一面:


殷仲堪既為荊州,值水儉,食常五碗盤,盤外無余肴,飯粒脫落席間,輒拾以啖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真素。每語子弟雲:“勿以我受任方州,雲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曹其存之。”(《世說新語·德行》)


“五碗盤”為六朝至隋唐時期流行於江南的一種成套食器。每套由一個圓形托盤及盛放於其中的五只小碗組成,故以為名[16]。十六國時期後趙石虎的禦食每餐有一百二十盞,擺放在可以轉動的鑲嵌金銀的大圓盤內[17]。遼寧朝陽袁臺子東晉墓葬中的漆案上擺有食具十四件,在墓室西壁的奉食圖中有仆役七人排成一列,手捧瓶、案、盤、或提魁、勺等物,以供主人享用[18]。其他墓葬壁畫中也表現出類似的場面,有的甚至還要有仆人跪著遞進飲食[19]。與當時帝王貴族的奢侈舉動相比,殷仲堪當時以荊州刺史身份,卻以“五碗盤”為食器應當說是極為節儉的。他的舉動和話語來自對士流安貧樂道觀念的繼承,《說苑·雜言》:“孔子見榮啟期,問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夫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處常待終,當何憂乎?’”一生在清貧中度過,這就是士人最大的人生樂趣。這一觀念不但為殷仲堪自己所身體力行,而且還被他用來教育子弟。這正是士人在金錢財富和物質享樂方面的本色。


號稱東晉清談祭酒,官至司徒左長史的王濛,經濟上卻較為清貧。一次他和清談大師劉惔外出時竟然窘迫到身無分文,連午飯也吃不起的地步[8](《方正》)。《世說新語·賞譽》:“劉尹每稱王長史雲:‘性至通,而自然有節。’”劉註引《濛別傳》:“濛之交物,虛己納善,恕而後行,希見其喜慍之色。凡與一面,莫不敬而愛之。然少孤,事諸母甚謹,篤義穆族,不修小潔,以清貧見稱。”在東晉士族名士當中,“清貧”似乎已經與“不修小潔”結下了不解之緣。與王濛齊名的劉惔生活清貧與其相似,然其名士風骨和士族優越感還要甚於王濛:


劉真長、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餐,肴案甚盛,真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充虛,何苦辭?”真長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世說新語·方正》)


是要面子還是要填飽肚子?王濛還比較現實地選擇了後者,但劉惔則更為瀟灑,更為超脫,他寧肯餓肚子也不能失掉士族的尊嚴和優越感。這正是漢末以來“清”、“濁”二流對立中清流一派的精神歸宿。正如日本學者川勝義雄所說:“清流豪族否定了作為豪族本身存在基礎的階級原理,而將自己置於與此對立的共同體原理基礎之上。”[20]

因為他更注重的是人格的自立和自尊。“惔少清遠有標奇,與母任氏,寓居京口,家貧,織芒屫以為養。雖蓽門陋巷,晏如也。”[2](《劉惔傳》)沈約《俗說》也記載道:“劉真長居丹徒,家至貧,往市賣屫,路經射堂,方回數出射堂,呼之,答曰:‘老母朝來未得食,至市貨屫,不得展詣也。”[21]這正是阮籍以來清流名士中自甘清貧而不受外界物質享樂引誘精神的沿襲。

《世說新語》收錄的東晉士族清貧的故事往往有這樣的特點,作者一邊交代主人的清貧,一邊則要大書特書主人的安貧樂道之誌和精神世界之充實;似乎寫清貧只是為了給寫樂在貧中制造一個鋪墊,一個序曲:

范宣年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人問:“痛邪?”答曰:“非為痛,身體發膚,不敢毀傷,是以啼耳!”宣潔行廉約,韓豫章遺絹百匹,不受。減五十匹,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匹,既終不受。韓後與範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範,雲:“人寧可使婦無褌邪?”範笑而受之。(《世說新語·德行》)

文中絹匹數量的減少和範宣簡約品格的凸現形成鮮明的反比,反差極為強烈。它揭示的道理是,對於清流士人來說,不是財富越多越好;而是財富越少,才越發顯得高尚,純潔。


【參考文獻】


[1] 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97.

[2] 房玄齡.晉書[M].北京:中華書局.1997.
[3] 王伊同. 五朝門第[M].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8.
[4] 論語正義[M].北京:中華書局《諸子集成》本.1954.
[5] 陳壽.三國誌[M].北京:中華書局.1997.
[6] 戴明揚.嵇康集校註[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
[7] 余英時. 士與中國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8]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M].北京:中華書局.1983.
[9] 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M].北京:中華書局.1965.
[10] 錢鍾書.管錐編[M].北京:中華書局.1979.
[11] 陳伯君. 阮籍集校註[M].北京:中華書局.1987.

(原載《上海財經大學學報》200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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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見王仲犖《魏晉南北朝史》第二章第一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2] 參見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東漢政權之建立與士族大姓之關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 參見王伊同《五朝門第》第五章《高門在經濟上之壟斷》。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8年版。
[4] 關於西晉士族的奢靡之風,《世說新語·汰侈》中多有記載,其他典籍也史不絕書。前賢述論也每每縷述,茲不贅述。參見王伊同《五朝門第》第八章《高門之習俗》。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8年版。
[5] 但錢鍾書認為:“錢本刀形,‘故曰刀’;利民之說,乃望文生義。”見《管錐編》第384頁。中華書局1979年版。
[6] 據《續說郛》本。按類似解釋又如《虞初新誌》卷二0汪價《三儂贅人廣自序》雲:“余與漢陽李雲田偶過汴市,見有爭錢而相搏者。雲田曰:‘古人名錢曰刀,以其銛利能殺人也;執兩戈以求金謂之錢,亦以示兇害也。’余曰:‘……執兩戈以求貝謂之賤,執十戈以求貝,則謂之賊而已矣!執戈者,貪必濟以酷也。’”1986年上海書店據開明書店1935年版影印本。
[7] 唐順之《兩晉解疑·王愷石崇》。《學海類編》本。
[8] 據徐震堮《世說新語校箋·德行》“王戎和嶠同時遭大喪”條校箋引。
[9] 參見何啟民《中古門第論集·南朝門第經濟之研究》。臺灣學生書局1978年版。
[10] 類似情況還有王述同族中的王濛。《世說新語·賞譽》“劉尹每稱王長史”劉註引《濛別傳》:“濛之交物,虛己納善,……不修小潔,以清貧見稱。”
[11] 按《晉書·戴若思傳》引此事作戴若思所為,當為一事兩傳。
[12] 當時居民宅院多為兩進、三進甚至多進的大宅院,像陸氏兄弟居住的一堂二內式比較少見。參見朱大渭等《魏晉南北朝社會生活史》第四章《城市、宮苑與園宅》。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
[13] 參見川勝義雄《孫吳政權の崩壞かう江南貴族制へ》,載日本《東方學報》四十四卷。
[14] 《晉書·範寧傳》範寧言時政雲:“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挾註本郡。”又見《通典·食貨典》“鄉黨”條。
[15] 見《晉書》謝安、王羲之本傳。
[16] 此盤今存有江西、福建等地出土的六朝至唐實物。參見程應麟《江西的漢墓與六朝墓葬》,載《考古學報》1957年第一期;福建省博物館《福建閩侯南嶼南朝墓》,載《考古》1980年第一期;《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第536、588頁,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駱曉平《“碗盤”乎?“五碗盤”乎?》,載《文史知識》1991年第五期。
[17] 見《鄴中集》,《叢書集成》初編本。
[18] 見遼寧省博物館文物隊等《朝陽袁臺子東晉壁畫墓》,載《文物》1984年第六期。
[19] 見王增新《遼陽市棒臺子二號壁畫墓》,載《考古》1960年第一期;李文信《遼陽發現三座壁畫古墓》,載《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第五期。
[20] 川勝義雄《六朝貴族制社會的成立》,載《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四卷第16頁,中華書局1992年版。
[21] 《北堂書鈔》卷一三六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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