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通過《世說新語》對中士族經濟生活有關故事的挖掘梳理，分析魏晉時期士族文人經濟地位的變化給他們精神世界所帶來的重大影響。進而為文化史和文學史研究中有關魏晉士人的灑脫人生態度尋找一種現實的物質基礎。

人的精神活動的內容和形式，都要受到其社會經濟和政治地位的左右和制約。魏晉士族文人之所以能夠傲岸絕世，俯仰自得，是由於他們在經濟和政治上都逐漸取得了空前絕後的重要地位。因此，要了解魏晉士族文人在精神風采上發生了什麽變化，首先要了解他們在經濟生活當中發生了哪些與前人不同的變化，這些變化對於他們的精神生活又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和制約。這一點在《世說新語》中有充分的反映。

一、士族的形成與特征

余英時先生認為，士族的形成是古代儒士和富庶宗族相結合的產物。這個看法很有見地。春秋戰國以來，伴隨中央集權官僚體系的不斷完善，“士”的階層在社會上取得了獨立的地位。專制君主為了加強中央集權，一方面采用限制世卿貴族的政策，一方面又大批起用“士”這一社會階層來作為官僚機構的骨幹[1]。這就促使“士”的階層迅速膨脹。與戰國相比，漢代士人的社會地位實際上呈下降的趨勢。戰國士人可以奔走四方，朝秦暮楚，合則留，不合則去。而漢代的士人則只能像被豢養的家畜一樣受人擺布驅使，乞討殘羹冷炙。士人別無出路，只好千軍萬馬都擠在入仕這一條獨木橋上。因為希望入仕的士人數量和君主的需求數量之間反差太大，供過於求，所以必然造成士人地位的下降，皇帝對士人可以任意擺布。東方朔對此深有感慨地說：“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虎；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1]（《東方朔傳》）漢代士人在皇權面前之所以顯得如此卑躬屈膝，低三下四，以及由此造成的精神上的苦悶和壓抑感，其根本原因是經濟上缺乏實力和政治上有求於皇權。正因為如此，從漢武帝推行崇儒政策開始，儒士開始不斷註意財富積累，富貴宗族也開始向儒士化方向發展。宗族的財富與儒士的文化相結合，終於形成一股新的具有社會影響的社會階層。這就是東漢中期開始不斷形成的士族階層[2]。

這些士族階層有兩個顯著特點，一是作為尊奉儒家的官僚機構的入選者，他們具有優越的入選條件。他們不但授徒講學，桃李遍布天下，而且由於其子孫往往紹繼家學，也必然造成一種新的累世公卿的局面。這就使得士族的地位得到了社會的重視。二是較西漢而言，這些士族階層的經濟狀況發生了較大的改善。

由於士族階層到東漢後期已經取得了舉足輕重的地位，加上統治者在戰亂時代需要這些大族在經濟和軍事政治上的支持，所以從曹魏開始，皇權就對這些士族階層從政策上給予許多優惠和傾斜，從而使士族的實力更加得到迅速膨脹。
以上情況清楚地說明，到了魏晉時期，士族階層的經濟實力再也不是西漢時期士人的那種寒酸委瑣之狀。士族與皇權的力量對比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士族已經不是當年向皇帝搖尾乞憐的寒酸士人，而是令皇帝不敢小覷甚至對其具有不可低估的掣肘作用的強大社會群體。如果說這一歷史巨變魏晉人自己還來不及充分認識和把握的話，那麽到了劉宋時期，社會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化使得劉義慶本人和他的門客都對此有了十分清晰的認識。所以《世說新語》中從各個角度對士族在經濟實力方面的變化及其對士族精神面貌的影響都作了充分的展示。

二、金錢的功過

士族的經濟來源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大量非法部曲和佃客的廉價勞動所創造的巨大財富。本來魏晉時期的法律制度規定了士族可以按品位的高低享有占用土地和佃客、衣食客的特權，但實際上各家大戶私養的佃客和食客數量遠遠超過規定。他們用這個方法逃避賦稅徭役，獲得巨額非法收入[3]。而朝廷因為需要大族經濟上的支持，也只好對此默許；二是士族往往將大量的剩余物資進行商品交換，以獲得巨額利潤。士族因此而在財富上獲得了巨大的收入。此正如王伊同所言：“五朝以還，富室豪家，類多隱括，力入私門。寸絹不輸官庫，升米不進官倉。其家資富贍，官位顯崇者，更阡陌相望，廡宇比鱗。或則檣桅千裏，貿遷有無。於是府庫無所資，力役無所出。而邑有人君之富，裏有公侯之資，五朝高門，所以權重勢溥者，此夫始非一因也。”[3]（p115）

士族階層中的許多人本來是以明經修行的儒家儀軌起家，可一旦他們腰纏萬貫、大權在握、地位穩固時，便被金錢沖昏了頭腦，成為與儒家的儀軌背道而馳的暴發戶。儒家從禮儀的角度出發，強調以禮為準繩，符合禮的規定的，該奢的要奢，該儉的要儉。否則就要受到批評。

然而從曹魏後期開始，傳統禮制所規定的那些限制奢儉的框框逐漸被人們忘在了腦後。夏侯玄說：“今科制自公、列侯以下，位從大將軍以上，皆得服綾錦、羅綺、紈素、金銀、飾鏤之物，自是以下，雜采之服，通於賤人。”[5]（《夏侯玄傳》）可見魏末世風已經有了奢汰的苗頭。進入西晉以後，隨著司馬氏政治上的對立群體竹林名士的遭到鎮壓和自身的分化，士族文人開始對政治冷漠，轉而以放誕態度面對人生；同時國內政治實行了統一，自上而下地滋長了奢侈腐化的風氣，禮制所要求的奢儉有度完全成了一紙空文。對此，向秀曾從理論上加以闡述[6]（卷四向秀《黃門郎向子期難養生論》）。這實際上是不滿於嵇康和阮籍以“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態度與司馬氏政權的抗爭，而是主張名教與自然之間――亦即士族文人個性與皇權之間的調和。他以這種不忘富貴之心註釋《莊子》，不但使玄風大暢，而且還開啟了士族追求肉欲享樂的奢華風氣。此正如美籍華人學者余英時所說：“然一世之士方以富貴為念，阮、嵇求個體自由解放之情雖為彼輩所深喜，其淡泊自甘之旨則非彼輩所能從。”[7]（p389）由此興起的奢華之風，為西晉士族社會一大特征。

晉人傅鹹曾就此向司馬炎上書，對奢侈之風發出不滿。那個中傷阮籍居喪飲酒違反禮教的何曾，本人就是一個奢侈的健將。本傳記載他“性奢豪，務在華侈。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廚膳滋味，過於王者”，甚至“日食萬錢，猶曰無下箸處”。從魏晉時期的情況可以看出，那些窮奢極欲的暴發戶，往往正是大呼維護禮教的人。《世說新語·汰侈》篇正是這些窮奢極欲者的競技圖：

王君夫以飴糒澳釜，石季倫用蠟燭作炊。君夫作紫絲布步障碧綾裏四十裏，石崇作錦步障五十裏以敵之。石以椒為泥，王以赤石脂泥壁。（《世說新語·汰侈》）
石崇與王愷爭豪，並窮綺麗以飾輿服。武帝，愷之甥也，每助愷。嘗以一珊瑚樹高二尺許賜愷，枝柯扶疏，世罕其比。愷以示崇，崇視之，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為疾己之寶，聲色甚厲。崇曰：“不足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三尺、四尺，條幹絕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愷許比甚眾。愷惘然自失。（《世說新語·汰侈》）

文中得到晉武帝司馬炎資助的王愷竟然敗在了荊州刺史石崇手下，正可形象地說明世家大族的財富和實力如何沖破了禮制的規定，膨脹到令皇權仰視並自慚形穢的地步。類似情況還有王濟為身為晉武帝的嶽父司馬炎所擺下的奢華宴會，尤其是以人乳所飲豬的美味，也終於讓以晉武帝這位奢華天子瞠目結舌，大有小巫見大巫之感，只好“食未畢，便去”[8]（《汰侈》）[4]。

可見這些富貴士族一邊高喊維護禮教，一邊卻又幹著超越禮教規定的過分奢侈之舉。他們好像被漢代朱買臣因貧窮而被妻子拋棄的教訓嚇怕了，一旦富有，便肆無忌憚地向世人展示自己的金錢：

王武子被責，移地北邙下。於時人多地貴，濟好馬射，買地作埒，編錢匝地竟埒。時人號曰“金溝”。（《世說新語·汰侈》）

王濟之所以在厄運之時仍不忘誇富，是因為從西晉開始整個社會都醉心和迷戀於金錢崇拜的奢侈風氣之中。惠帝時魯褒曾在《錢神論》中對此入木三分地諷刺道：“錢之為體，有乾坤之象，……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昌。……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處前者為君長，在後者為臣仆。君長者豐衍而有余，臣仆者窮竭而不足。……錢之所佑，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由此論之，謂之神物。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而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仇非錢不解，令聞非錢不發。”[9]（《全晉文》卷一一三）金錢成了可以主宰一切的東西，甚至被尊為“親之如兄”，“洛中朱衣，當途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已” [9]（《全晉文》卷一一三）。這就是士族的奢華風氣所造成的惡劣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