喃喃低語著、在黑暗中摸索的、歸還珍寶的悲愴的同伴們。一種神秘的新奇事物，在你們骨髓裏唱歌。發展你們正當的怪異吧。 ——雷內·夏爾

徘徊於“天才”與“瘋人”之間

我對2001年奧斯卡“最佳影片”得主《美麗心靈》的興趣，最初幾乎全是來自於影片的題材——傳奇式的一代數學家和經濟學家小約翰·納什。對於這位一直被世人視為徘徊於“天才”與“瘋人”之間的學者，我曾充滿著無可抑制的好奇與癡迷。

30歲之前的納什是當時數學界的耀眼新星，納什不買“博弈論之父”馮·諾伊曼的帳，沒有繼續那種許多人可以“坐在煙霧繚繞的房間裏”，相互談判與討價還價的合作博弈(諾伊曼主要研究了零和二人博弈)，而是開創了非合作博弈論，並在博弈論裏面確立了“均衡”的重要概念。“納什均衡”論證了這樣一種策略對局形式，其中沒有任何局中人，可以因為單獨改變自己的策略而獲利。這一成果對諸種社會科學研究，尤其是經濟學這門年輕的學科造成了意義深遠的重大影響。

由於擁有著驕人的研究成績，因此盡管生活中的納什待人冷淡，同人相處極不融洽，並常有居高臨下之姿，而且還曾有一個秘密情人與一個非婚生兒子(情人遭拋棄，兒子則最後被送入孤兒院)，但他卻仍是為主流社會所極力追捧。1958年美國著名的《財富》雜志還曾重點推選過納什，稱其為新一代天才數學家。

然而30歲之後的納什，卻以某種令人費解的方式悄悄在“改變”著：上課時候會語無倫次; 在黑板上書寫稀奇古怪的東西; 教學中經常穿插各種惡作劇，及其他許多異樣舉動; 公開學術演講時也會說出毫無意義的不連貫內容; 平日沈醉於名理學和宗教預言;自稱能看懂另一個銀河系生物發出的密碼信息……納什成為了校園中的一個怪異幽靈，後來則乾脆放棄教職而多次去歐洲遊蕩，也曾不情願地被一再送入醫院。就這樣，“天才”變成了一名“精神分裂癥”的長期患者。

2001年底推出的電影大片《美麗心靈》，正是以納什傳奇般跌宕起伏的大半生經歷作為題材，從而在還未上映前便已先聲奪人地吸引了全球的關注。在這個平凡得不再有英雄行跡的世俗化消費主義年代裏，還有什麽比瘋狂的偉人或偉人的瘋狂更能激起神經上刺激性的沖擊呢? 最終，這部既不包含動作、暴力、科幻，也幾乎沒有性愛成分的人物傳記劇情片竟能在奧斯卡上勇奪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女配角、最佳改編劇本等多項大獎，令我開始思索：這份能夠贏得巨大市場成功的瘋狂，到底是何種意義上的瘋狂?

福柯：瘋狂是一種“虛構”

1961年，福柯以其卓越的“考古學”研究，打破了理性與瘋狂之間的界限。福柯曾解釋說，他的初衷是想寫一部關於瘋人的著作，但隨之竟發現這樣的研究，是完全不可能的，因為瘋狂的聲音長期遭到壓制，早已化為無言的沈默。瘋人的手勢形同痙攣，瘋人的言語被視作譫妄，瘋人的生命毫無價值。人類進步史上，瘋人的存在等於“零”，瘋人的作品等於“無”。所謂的“文明”史，實際上就是把沈默加在某些東西上面，隨後它們只能在空洞、無意義、子虛烏有的門類下被理解。

這一發現，促使福柯轉而投入他所說的關於“沈默的考古學”，旨在為沈默的瘋狂討回公道，摒棄理性喧囂的噪音，認真傾聽瘋人微弱的、戰戰兢兢但或許恰恰是天才的聲音。福柯以《瘋狂與文明》一書，揭發出了那些“文明社會”中無法獲得表達的“理性的他者”們的血淚史。他發現，理性與非理性並非從來就是二元分離的，造成二者的“相互疏離的斷裂”，正是“理性對非理性的征服”，非理性從此成了瘋狂，繼而成為一種疾病，一種醜行，乃至一種罪過。福柯指出，所謂的“精神病”從來不是自然的現象，而是文明之產物。瘋狂是一種“虛構”，一種社會關係的產物，而不是一個獨立的生物學事實。福柯竭盡全力去耐心傾聽文明下面低沈的“噪音”，追索那些自言自語的話語的沈澱絮叨，尋找處在知識捕捉之前的鮮活狀態中的瘋狂本身。福柯要徹底追問：究竟是什麽“把理性與瘋狂斷然分開，從此二者毫不相關，毫無交流，似乎對方已經死亡”。

作為納什的同代人且英年早逝，福柯自是沒有機會去傾聽“瘋子”納什的喃喃自語，無法將納什經歷，作為個案納入其“沈默考古學”的研究中(《瘋狂與文明》草稿完成於1958年以前，而那時納什還未顯“瘋”狀)。但福柯的工作卻使得這樣一個問題浮現了出來：納什本人是否真的有這麽一個從“天才”(理性的英雄)，到“瘋人”(理性的他者)的劇烈轉變?

讓我們來回顧現實中的納什，而非電影加工後的納什：當年納什未被視作“瘋人”前，他曾面見愛因斯坦，居然想試圖不學物理學就來修正相對論; 而在他那段被視作“瘋狂”的年月中，他則聲稱要去歐洲建立世界政府，並欲圖成為和平運動的領導人，還曾一度想用其美國護照換取“世界公民身份證”，將那個充斥著過度膨脹的愛國主義的美國拋在腦後。

在我看來，真正的問題就在於：憑什麽說，前者是天才藐視權威的行為，而後者則是瘋子向隅獨白的語詞? 或許，30歲之後的納什確實不再從事原來的研究; 或許，30歲之後的納什有著許多“不可理喻”的行徑; 或許，30歲之後的納什還被醫生專家們診斷為“精神分裂癥”患者。

然而，從嚴格意義上說從事研究是其個人的選擇，古怪行為只要不具有攻擊性與侵略性，也屬於現代社會個人權利所保護的堅實領域。而那關於“精神分裂症”的診斷則更是值得懷疑，企盼成為“世界公民”的實踐，就很難稱得上是一種“精神分裂”的行為。否則理性的奠基人康德也就成了是“精神分裂的”，因為他不但早在兩百年前便高談“世界公民”，更是長篇累牘地闊論“永久和平”。實際上那時納什的腦子仍如先前一樣“天才”得很，盡管不再體現於原先的數學研究領域，但這份智慧仍處處可見：比如在被迫囚禁精神病院期間，納什就曾輕鬆地利用那裏的“遊戲規則”，使自己提早重獲自由，從而免於受到更嚴酷的囚禁。

在福柯看來，瘋狂並非從來就是一種“病”，瘋狂成為“精神病”，是人類近代史上的一個不幸的“事件”。對納什這個個案來說，是否他真的存在一個“天才”向“瘋人”的轉變，恰恰是極為可疑的。1959年5月的一個下午，納什正被關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療，一位哈佛大學教授前來探望他。這位教授問納什，“你一個數學家，講的都是道理和邏輯證明，怎麽可能相信外星人給你發送信息呢，你怎麽可能相信你被外星人選中要拯救地球呢”? 納什則用他一貫的平靜緩慢的聲音，仿佛自言自語般說道：“因為有關外星人的想法，是用和我的數學想法一樣的方式出現在我的腦海，我當然應該認真對待”。

在這個意義上，納什始終是“納什”，他所崇拜的始終是曾短暫精神崩潰的牛頓與“瘋狂”至死的尼采，只是30歲前的納什是被主流社會所推崇的“天才納什”，而30歲後的他則是為主流社會所排斥的“瘋子納什”。從外在角度來看，30歲之前與之後的納什的唯一變化在於，沒有人再去注意納什的言語，或者他的自言自語。一旦納什被診斷為“瘋人”之後，他便被歸入人類的另冊、打入社會的冷宮，人們自覺或從眾地減少乃至斷絕同他的互動交流。理性與瘋狂之間沒有共同語言，有的只是瘋人的獨白。而這種自言自語則在他人的無視中耗盡自己，終歸沈寂。

在這裏我們可以再一起來細細回味福柯當年的文字：

在精神病的沈寂世界中，現代人不再與瘋子交流：一方面是理性的人，他們給瘋子派去醫生，只認可一種以疾病的抽象普遍性為中介的關係; 另一方面是瘋狂的人，他們只能借助於同樣抽象的理性與另一部分人交流，這種理性就是秩序、肉體和道德的約束、匿名的集體壓迫、必須服從的要求。共同的語言是沒有的，或者毋寧說不再有了; 18世紀末瘋狂作為精神病的確立，標誌著對話的中斷，宣告了分隔已經確立，瘋狂與理性曾經用來交流的不完善的、缺乏固定句法的、略顯結巴的語匯被全部歸於忘卻。精神病學的語言——它是理智關於瘋狂的獨白——只能在這樣的沈寂之上建立起來。

於是，“天才”根本上是個在定義上就自相矛盾的概念：一個人一旦被“公認”作“天才”，實際上他便已然不是一個真正的革命性的“天才”了。那是因為，他/她的思想話語仍能夠為“普通”的民眾所最終理解和接受; 換言之，他的話語仍處在當下的意識形態坐標範疇之內。而那激進越出當下意識形態坐標的真正的天才話語，則恰恰不再是“天才”，而是將被“公認”為“瘋子”(精神病人)，並遭致最殘酷的壓制(即所謂的“治療”)!

“瘋狂”是如何變成“美麗心靈”的?

讓我們現在再回到這部以瘋狂為主題的電影，來看看影片的制作者們是如何來處理瘋狂的。很顯然，從一開始影片編導就並不打算拍一部對現代社會的瘋狂進行真切追蹤的傳記影片，而是準備制作一部迎合大眾趣味的主流英雄片。他們違反同名傳記原著而編造了許多好萊塢化的噱頭，甚至為了塑造英雄形象而把納什拋情人棄親子的經歷全部“剪輯”一空。電影的制作者從未試圖讓理性的觀眾與瘋狂的傳記主角進行交流，相反卻是運用電影的特殊敘事手段，把“瘋狂”重新不易察覺地變回到“理性”，重新塑造成為“a beautiful mind”。

 影片中，觀眾從銀幕上一開始所接受到的訊息乃是一個同“正常人”無異且時時顯露“天才”稟賦的納什。扮演納什大學室友、特工頭目、以及室友侄女的演員，同其他演員一樣“正常地”出場。銀幕上沒有任何暗示或區別，以表明那位室友跟納什其他幾位大學時代的重要朋友有什麽“質”的不同。而待到影片將近一半時，觀眾才突然被告知，這幾個角色只是納什頭腦中的“幻像”，並以這個方式來向觀眾傳遞納什“瘋狂”的訊息。

這一特殊的銀幕敘事方式確實“獨具匠心”，一方面展示了納什“瘋狂”的類型，另一方面則暗示納什從某種程度上說仍是“正常的”，仍可以為理性所理解，因為如果這些“幻像”是“真”的話(影片表達這些影像用的就均是“真材實料”)，那麽他的反應與行動就是“正常人”可以理解的，就如觀眾被編導一路引領而“仰慕性”地理解影片前半部分的納什，並可根據這些“真實的幻像”而“同情性”地理解影片後半部分的納什。這樣一來，納什就仍有機會成為“我們”，而非瘋狂的“他者”。

換言之，觀眾在《美麗心靈》中所看到的與其說是瘋狂，毋寧說是可以為“正常人”所理解的“理性化的瘋狂”。觀眾在整個影片中所“沒有看見”的東西就是，他們是在一個技術性與話語性預先構築的空間的背景下，“看見”這一“瘋狂”的。在這裏，誠如拉康與齊澤克所分析的，大寫的真實狀態(the Real)，完全被一個符號的、話語的意識形態機制所任意操縱改寫，形成了一個呈現在人們眼前的“現實”，而真實狀態本身，則始終是空白的、沈默的。

可見，影片的編導從未打算真正為瘋狂鳴怨，甚至哪怕僅僅去正視“瘋狂”本身。他們只是通過巧妙的銀幕手段，而把“瘋狂”變回了“正常”。在他們眼裏，瘋狂不折不扣就是一種病——狂想症或精神分裂症，因此英雄必須與其抗爭，才能重回主流社會，才能獲得最終成功以及社會的承認。在這個意義上，他們其實是運用了電影的特殊敘事手段，而變本加厲地強化了理性對瘋狂的審判，它告訴每一個觀眾，瘋狂是必須要被徹底克服與摒棄，否則即使天才的下場也是失敗，甚至是監禁。

從這個角度來說，影片的編導深諳福柯所深惡痛絕的“道德治療學”(moral therapeutics)。一旦將瘋狂問題道德化後，瘋人對於他們自己的“缺點”在道德上便成為是負有責任的，讓自己瘋狂便等同於不負責任，而對這種不負責任(瘋狂)則必須施以懲罰。這種懲罰不僅是外在的、肉體的，也是內在的、道德的。福柯曾分析道，正是將責任觀念引入醫治瘋狂導致了醫治技術的微妙變化，這種技術從明顯的壓制變為隱蔽的權勢，並通過持續的評判與懲罰表現出來。

電影的力量，比起監禁與懲罰來更隱蔽但更厲害，不僅輕鬆地把瘋狂書寫成為一種影響成功的嚴重病症，並且還將其刻畫為一種道德上的極大罪過。瘋人若要成為一個自由而負責任的主體，首先必須意識到自己的瘋狂及其罪過，並致力於去擺脫這種“不正常”的狀態。通過電影，監禁的恐怖轉化為精神上的內在枷鎖與英雄典範的教化。導演朗·霍華德不愧是調制出《阿波羅13號》、《贖金風暴》等好萊塢式英雄片的行家裏手，他巧妙了利用銀幕的表現手法，而氣勢宏大地展示了理性的英雄如何戰勝瘋狂的病魔之歷程。但無論表達手法或表現技術怎樣精致，乃至取巧地進行掩飾，這種人類社會表面上的“理性的同一性”，從來就是通過對理性之他者的瘋狂壓制而建構的，這種壓制不僅體現在施於肉體的鐐銬，更體現在那種施於精神的無形枷鎖; 既有語言上的專政(剝奪瘋人的話語)，更有道德上的鉗制(內化瘋人的罪過)。

在《美麗心靈》整部影片中，根本不存在對瘋狂的平等尊重與對話，有的只是理性對瘋狂的單向指控與審判。影片就像福柯當年所批評的那樣，“解救人的瘋狂，在人的審視和道德構成的牢獄中控制它、誆騙它，將瘋狂推至人自身內部的一個角度來消除它”。這裏依然是主流排斥少數的世界，是理性壓制他者的舞台。瘋狂非但沒有獲得解放，而是受到了更內在化的規訓。《美麗心靈》不但用寬銀幕畫面向人們展示了精神病院中的繃帶、繩索、鐐銬、注射、電震、以及囚牢和監禁等等對付瘋人的“治療工具”; 更是無形地將瘋狂納入了某種美德體系——克服“瘋狂”而成為“美麗心靈”，這是瘋人變成英雄的唯一途徑! 這層無形的枷索比有形的鐐銬更為強勁，罪過轉移並深植於瘋人的內心。他們從此成了他們自己的囚犯，總以自己的怪異行為而自責，並以別人不理睬自己而自慚。

瘋狂：作品的闕如

現代社會的真正挑戰之一，實際上就在於如何對待各種“理性的他者”。為瘋狂伸張公道並不是要徹底拒絕理性，而是要反對理性與瘋狂的二元訛詐，拒絕這種意識形態區劃。在一個仍然充滿這種二元劃分的世界裏，不可能有真正代表“瘋狂”的作品，就像福柯所分析的那樣，要麽藝術作品被貶低為瘋狂，語言成為譫妄;要麽譫妄被稱作藝術作品而脫離瘋狂範疇。真實狀態(the Real)，如拉康所言，實質上永不可能被表達; 在理性與瘋狂的二元區劃中，我們所認為的“真實的”理性，與“真實的”瘋狂一樣，都屬一場“幻想”。福柯的作品曾屢被人(如德里達)指責以理性為瘋狂鳴怨，因而仍是一種欲圖以理性來代表瘋狂的驕狂自大。

然而對於福柯來說，理性與瘋狂之間本無那道“文明”所投射下的界線、與隨之而來的二元區隔，又何來誰被誰所代表的問題? 既不存在一種“真實的理性”，也沒有一種“真實的瘋狂”，我們必須在發出自己聲音之同時，耐心傾聽任何一種其他的聲音，尤其是我們自己並不熟悉的、戰戰兢兢的、或者來自遠方的微弱聲音。

在諾貝爾恢弘的授獎典禮上，在奧斯卡盛大的頒獎晚會上，以“瘋狂”為主題的《美麗心靈》完成了又一個主流英雄的壯麗傳說，塑造了又一段理性的宏大敘事，然而瘋狂卻繼續處於“作品缺席”的沈默狀態中。在獲得諾貝爾獎兩年後(1996)，現實生活中的納什在一次心理學家的聚會上曾發言道：“在失去理智後，重新恢復理智、恢復正常生活，這是一件美妙的事!也許，這不是一件那麽美妙的事! 假設你是一名藝術家，你很理智，但你畫不出傑作，只能過正常的生活，那真的是治愈嗎?”

在我看來，《美麗心靈》的巨大商業成功,再一次反證了福柯在《知識考古學》中的扼腕長嘆——“在我們自己思想的時代中，我們最為害怕的就是設想他者”!

“也許終有一天，人們將不再知道什麽是瘋狂……”但願，瘋狂與理性界線打破的這一天，不只是福柯個人的詩意想像。

 (此為作者摘編版，全文原載《樓上樓下，屋裏屋外》三聯書店04年版)（收藏自 2015-0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