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采取了一系列早期的具體行動，中國占據了上風。在地緣經濟視角下，2002年11月《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的簽署，成為創立包括18億人的世界最大自由貿易區的起點。在上述協議下，到2010年，中國和原有的東盟10國成員將在大多數基本產品上實行零關稅。2015年，中國和柬埔寨、老撾、緬甸以及越南也將實行零關稅。
在地緣政治視角下，中國同樣采取了一系列的外交行動。中國這些過於自信和有時不一致的政策明顯反映了一種願望，即緩和東盟一些國家把中國當作最嚴重的國家安全威脅的認知，並因此與東盟建立更為緊密的聯系。鞏固與整個東盟之間的聯系，尤其是同越南和菲律賓之間的石油聯合的協議，也被視為中國預防一種可能以美國為主導的遏制的努力之一。這證明地緣政治考慮對成立亞洲貨幣基金和/或東亞共同體等地緣經濟問題具有重要的影響。

北京新的軟外交，特別是對亞洲鄰國的軟外交已經發展成一種成熟、積極的軟實力外交。我們必須承認，中國在地區、國際、戰略和外交上正在探索或至少尋求一種領導者的地位。

理解中國在東南亞的軟實力外交

東盟力求通過將中國納入地區制度中來限制它的力量。東盟正通過接觸來淡化中國對外關系中所表現出來的強烈的現實政治色彩。然而，在北京看來，正是這同一些制度是擴展地區影響的一種途徑，並且試圖把美國排斥出去。隨著中國地區影響力的上升，大多數東盟成員國都努力反對或制衡中國的力量。盡管與北京加深了貿易和外交合作，但東盟許多成員國——諸如泰國和菲律賓等美國盟友、諸如新加坡等核心“搖擺國家”，諸如印尼等新興地區大國——也加強了與華盛頓的安全聯系。
10前，美國對東亞的投資大約四分之三投向了東南亞。這一數字如今已降至10%。現在美國對東亞大約80%的投資轉向了中國。美國仍然是這一地區最大的出口目的地，並且這將會持續多年。這或許是在掌控東亞和東南亞的地區和多邊框架上白宮處於防禦性地位的原因。

中國的最終戰略目標仍然是分析家們辯論和思考的一個主題。在這方面，東南亞是中國能輕易擴大影響的惟一近鄰。一種溫和的解釋認為，中國僅僅是建設自身現代化成功所需要的一種穩定、和平和繁榮的地區環境。一種更為懷疑的觀點認為，中國正在進行一項長遠的行動，意在縮小美國的影響和建立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緊密的經濟和安全共同體。

事實上，北京正運用民族主義和“中國文明的光榮”，在國內和東南亞的華人移民中灌輸一種團結感。盡管北京承認，激進的民族主義會危害國內的穩定，但它精明地利用這種民族主義來建設一種新的亞洲自豪感和認同。中國希望，新的亞洲自豪感和認同能夠在“東盟+3”框架內幫助建立一種新的亞洲政治、經濟、安全和文化體系。中國熱切希望這最終能轉變為一種在其領導下的東亞共同體。為了實現和平崛起，中國正在老練地利用一系列貿易、信任建設措施和發展援助，把自身確立為一個重要的地區和全球領導者。當然，儒家的吸引力為北京的軟實力路徑提供了一種明確的比較優勢。此外，中國與這一地區華人的關系是另一種優勢。這些華人是經濟主力軍，並在泰國等一些國家的政治中影響與日俱增。

將文化作為外交的一種手段突出了戲劇的感覺，即中國開始嫻熟地誇大祖國和華人的皮膚、種族和民族紐帶。特別是通過中國10萬多家合資企業的互惠往來，東南亞的華裔商界推動了“中國大陸重新進入全球經濟”。

地緣政治戰略、地緣經濟戰略和文化傳播的結合，需要回答下面這個問題：“對美國在這一地區的影響力來說，中國軟實力政策的意義是什麽？”到目前為止，中國崛起看起來與其說與某些圈內流行的“不可避免的崛起大國沖突”理論有關，不如說與權力的轉移有關。。中國的思想家自己也承認，國際社會擔心中國崛起的潛在影響，並費盡心機確保中國將被認為是非威脅性的。

為了理解中國實用主義的動機和目標，重要的是將雙邊和多邊外交行動和外交政策置於貿易和安全的大背景中，並理解中國在東南亞龐大戰略的內外制約因素。中國也同意一種“早期收獲計劃”(Early Harvest Package, EHP)，這在很大程度上被東盟看作是“一種讓步”。如今，個別中國企業同樣將中國的經濟觸角伸到老撾和緬甸。中國企業的進軍符合北京一種更廣泛的戰略推進，即同亞洲國家並使它們之間建立更為緊密的經濟合作。東盟官方的非官方報告說，這種外交政策目標是中國更廣泛的進攻的一部分，中國利用多邊主義來反對美國在這一地區和世界的單邊霸權。

制約中國私人投資和旅遊的因素與中國少數民族（華人）在東南亞、特別是在菲律賓和印尼的待遇緊密關聯。1998年金融危機之後印尼種族騷亂的目標是華裔，對“竹網”(bamboo network)造成了長期的損害。中國的擴展還存在著文化上的制約因素，正如一位高級東盟官員所說：“與美國人不同，中國人難以融合外國人——你不可能‘成為中國人’的”。

中國的方法非常精細。它以與東盟的自由貿易協議形式，利用軟實力和經濟外交來建立一種仁慈的多邊框架。“中國展現了大量的靈敏性”，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說。“中國認識到自己是一頭巨象，即使溫柔行事，它仍能震撼大地。”一位觀察家指出，在一些人看來，中國慢慢填補了美國在這一地區的政治、經濟和安全領域中所留下的真空。這意味著，“在布什政府時期，美國在亞洲的影響正逐漸變弱並被中國取代。”

北京還以其他許多方式來激起地區合作的動力。一個例子就是，中國熱切希望把東盟－中國對話發展成為一種充滿活力的多層次和多部門合作網絡。1997年金融危機是建立一種包括峰會、部長和高級官員的全方位外交機制的催化劑。這種機制已經深入各種準政府和公民社會組織，包括研究部門、媒體、青年組織和商業部門。農業、交通基礎設施和能源的合作也包括在內。隨著時間的流逝，這些聯系已經交織為中國和東盟的一種相互依賴網絡。中國還積極推動東亞思想庫網絡(NEAT)的建立。這些行動不僅僅是策略性的，也是中國全面目標的一部分，即利用東盟+3作為東亞合作和成立東亞共同體的主要手段。盡管還有其他因素在發揮作用，但中國在向那個方向前進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中國對東南亞有著清楚的外交目標和構想，因為它在世界和地區範圍是美國和日本的競爭對手。此外，它可能再次將東盟視為自己的門羅地區，就像過去400年明清王朝下中國朝貢體系一樣。東南亞國家似乎願意接受一種從屬地位，因為它們想得益於中國的崛起。

結論

中國領導人在與地區組織打交道時表現出了仁慈的態度。美國的霸權政治與中國軟實力雙邊和多邊接觸的鮮明對比幫助改變了世界和各個地區對美國和中國的認知。特別是中國的積極參與幫助帶來了一種新的亞洲自信。

既然中國的實力逐漸增長，北京現在有必要同與東南亞發展良好的關系。北京必須確保東盟成員國與中國而不是其他更強和更富的大國保持緊密的聯系。由於強大的制造業能力，中國也正在取代東南亞，甚至是日本。這是北京積極推動貿易額增長和向東南亞窮國提供必要的官方發展援助的另一個原因。中國一再積極地保證，這一項目與中國自身利益相關性較小，因為它是“為了建立一種地區結構”。這凸顯了中國外交政策向前看和具有包容性的特征。

中國外交的攻勢始於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此後就建立在一種提高中國安全和防務需要的覆雜戰略之上。這是突破美國包圍中國大陸的一種努力。“亞洲貨幣基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替代機構——的正式啟動可能只是一個時間問題。東亞共同體仍處於醞釀階段，但也可能成為一個替代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和其他地區組織的真正地區機構。各種自由貿易區、協議和措施似乎是建立新的東亞共同體這個宏大計劃的一部分。（尹繼武 編譯）(愛思想網站 2009-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