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麥《哥本哈根亞洲研究學刊》雜志2008年第1期刊登了丹麥學者約翰尼斯·施密特《中國在東南亞的軟實力外交》一文。作者從政治、經濟和文化視角出發，分析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國在東南亞的軟實力外交的戰略決策與利益，指出了中國對東南亞外交的進步，同時也闡述了中國所面臨的一些制約。作者站在西方視角分析中國外交事務，其觀點有片面之處，但其問題意識與建議仍有可借鑒之處。文章主要內容如下：

不論是在地區範圍內還是在全球範圍內，中國都正在迅速地上升為一個新的經濟、政治和軍事大國。中國正運用“軟實力”藥方去培育“與諸多發展中國家的聯盟關系，以鞏固其在WTO中的位置、在世界舞台上展示肌肉以及擔當美國權力的平衡者”。中國領導人試圖增強其吸引和說服世界社會、地區組織和單個國家遵循中國利益的能力。
中國鎖定東南亞地區，實行一種非常自信的東盟政策。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中國人民幣不貶值的決定幫助穩定了這一地區經濟秩序。此後不久，中國、日本和韓國開始在“東盟+3”的框架下與東南亞舉行年會。在中國加入WTO之後，東盟各國政府開始擔心中美貿易關系的影響。結果，中國提出了與東南亞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建議，2002年簽署了協議框架。中國似乎很快會成為東盟的第二大貿易夥伴，並且到2010年雙邊貿易將達到2000億美元。道路和水壩建設，對南中國海控制的加強，貿易和投資以及海外發展援助(ODA)和軍事援助，這些最終會導致中國對東南亞的控制，不論北京的意圖是什麽。

從第五縱隊到投資者

今天，對於中國－東盟雙邊來說，相互認識和信任對雙方來說都非常重要。先前的敵意已轉化為北京如下聲明，即中國在亞洲日益增長的影響不會威脅任何人，並對大家都有好處。中國之所以對同東南亞的雙邊接觸重新表現出興趣，首先和最主要的因素是發展援助和貿易量的增長；其次是內部和外部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長；第三個相關因素是中國對石油、天然氣和其他能源的需求；最後是安全、防務和外交相關問題。
中國聲稱其日益增長的地區重要性對於所有人來說都是一種雙贏的局面，試圖以此讓領國放心。盡管如此，一些國家認為利益大部分偏向了一邊。在緬甸和柬埔寨，與中國的新協議產生了對經濟依附和政治控制的擔心。與泰國簽署的一項協議也是有利於中國的出口商。第一聲抱怨已經入耳了。在出口結構上，中國與東盟國家存在諸多的相似之處。在勞工密集產品和技術稍為覆雜的產品上，中國是整個地區鄰國的出口競爭對手。就吸引外國直接投資來說，它也是一個競爭者。在出口競爭能力上，中國威脅到泰國和其他東南亞國家在歐盟、美國和日本的市場份額。在緬甸、老撾和柬埔寨等更小的國家，雙邊貿易的經濟不平衡更為明顯。中國還投資了“北南走廊”工程，建造一條經過老撾連接昆明與曼谷的高速公路。這條高速公路計劃於2011年完全開通。2004年，中國還設立了一項總計200萬美元的特別基金，在亞洲開發銀行的框架內緩解這一地區的貧困問題。

在美國政治學家約瑟夫·奈(Joseph Nye)所稱的影響國外社會公眾輿論和獲取同情的軟實力方面，中國已經熟練地追上了美國。中國已承諾培訓更多的泰語教師，將更多的說泰語者送往泰語學校並免費提供教學材料。根據2003年的一項民意測驗，76%的泰國人說中國是泰國的最親密朋友，只有9%認為是美國。這些數字意味著，在對外直接投資、官方發展援助、軍事援助和特別聚焦文化價值出口之間，存在一種明顯的戰略關聯。中國已經支持在許多國家進行語言培訓。在東南亞，馬來西亞和印尼的私人語言學校報告說中文課程的入學人數增多。

外國直接投資的流動也帶來了問題。盡管長遠地看中國的增長可能給世界其他國家帶來好處，但從短期和中期來看，這同樣也是東南亞擔心的一個理由。在2000年，東南亞僅接收了100億美元的外國資本，比起1999年的160億，下降了37%。1996年的數據是270億美元，1998年是190億。中國是全球投資流動中惟一的受益者，而東南亞無論是作為單個國家，還是作為一個地區，都不再是全球外國直接投資的主要目的地。如今全球化已將世界轉變為一場完美的競賽，最吸引力的國家或地區將會成為從資金流動的主要受益者。

1993年，中國成為原油凈進口國。中國經濟現在已是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費國，僅次於美國。中國石油所需的40%早已依賴進口，相當於中國從中東進口石油的一半。大約80%的中國石油進口都要經過馬六甲海峽。在蘇西洛·尤多約諾(Susilo Bambang Yudhyono)政權下，中國對印尼石油、天然氣和發電站的投資無疑會進一步增長。雅加達迫切需要外國直接投資，並且北京允諾予以提供。自從1990年關系正常化後，中國和印尼的聯系得到了明顯的改善。對於能源匱乏的中國來說，資源和石油豐富的印尼是這一地區最重要的國家。盡管經濟聯系正增長，一些分析家認為印尼意在東南亞發揮領導作用的願望，潛在地為中國創造了一個地緣政治對手。事實上，“多數分析家同意，對大多數東南亞國家的未來出口競爭來說，中國出口狀況的變化是一種嚴重的威脅。”

北京似乎想在中國南部外圍的東南亞追求一種更為積極的外交，包括使用“人民幣外交”和防務合作。中國向菲律賓提供了4億美元的貸款，用於建造一條連接馬尼拉和美國前空軍基地克拉克的鐵路。這是給馬尼拉的一根胡蘿卜，意在締結與中國的防務合作協定，盡管菲律賓仍然是美國的一個重要盟友。2005年3月，中國、越南和菲律賓的國有石油公司簽署了一項為期三年的協議，共同勘探有爭議海域的石油和天然氣。
在1999年到2000年間，中國成功地與所有東盟國家簽署了雙邊政治協定。而且，中國領導人充分利用幾乎所有出席多邊論壇的機會，與東盟的夥伴進行雙邊會談。因此對中國來說，這種多邊與雙邊之間的關系是一種互惠的關系。在每一種情況下，在推進眾說紛紜的東盟－中國自由貿易區時，北京在與東盟單個國家對外交往中都展出了真正的高明和老練。中國甚至成功地在東盟內部執行了“分而治之”的外交政策。

地區主義中的競爭者——新東亞共同體

很少有主要的國際關系能像中國－東盟重建友好關系那樣變化迅速。今天，這一地區的所有國家都公開接受和承認“一個中國”政策。這很大程度上是中國－東盟經濟關系改善的結果。中國已明確無誤地準備運用日益增強的軟實力、經濟杠桿和國家形象以及從非物質、理念和文化影響中獲得的收益，作為一種把自身的影響化為具體政策利益的普遍手段。

這也意味著東盟對其北部領國的概念認知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從所謂的“中國威脅”轉變為一個帶有諸多機會的“仁慈”中國。有三種因素促進了這種演變：1）中國政治穩定的實用政策體現了在綏靖政策方面的根本政治轉變；2）真正的催化劑是金融危機中中國領導人人民幣不貶值的決定和隨後北京給予東盟國家的剩余貿易紅利；3）東盟國家的威脅認知之所以發生變化或降低，是因為北京積極的新外交政策和老練的外交。目前，北京在四個領域中體現出了外交政策的成熟：一種更少華而不實的但更實用的外交政策；日益增多的經濟外交；融入國際一體化；追求世界多極化的努力。

中國與東盟的官方關系開始於1991年7月，當時北京開始參加東盟的後部長會議(Post-Ministerial Conferences)。隨後，中國與東盟簽署了各種合作與夥伴關系協定。從1994年7月起，中國又成為東盟的全面對話夥伴和東盟地區論壇的成員(ARF)。這些外交夥伴關系協定有助於向東盟國家保證一個更為仁慈的中國和減少先前的認知。中國越來越被視為世界舞台上一個仁慈和負責任的大國。這種政策變化的關鍵在於北京走向了實用主義。

中國在東南亞實施的是軟實力交往。與此相關的是，中國在亞洲開發銀行中扮演了更為積極的角色，並且是設立博鰲論壇——達沃斯論壇亞洲版——的主要推手。所有這些行動可以說都屬於中國新的軟實力安全概念。

亞洲金融危機改變了東南亞對美國和歐盟意圖的認知。中國不僅阻止人民幣貶值，而且為泰國提供了10億美元的貸款援助。2003年10月，盡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華盛頓反對但是“中國和其他10個亞太國家，包括5個東盟成員國一致同意設立一項價值超過10億美元的亞洲債券基金，以救助陷入危機的經濟體”。2004年12月，中國又建立了總額20億美元的債券基金，用於投資亞洲貨幣——即政府債券。2002年11月，中國簽署了兩項文件：一項貿易框架協議和《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前者旨在到2010前建立東盟－中國自由貿易區；後者宣布在這些存在主權爭議的水域放棄使用暴力手段。2003年10月，中國成為東盟外第一個簽署了聯盟友好合作條約的主要亞洲國家，同樣也排除了在處理爭議問題時使用武力。

正如迪特爾(Dieter)和希格特(Higgott)所指出的，“我們所看到的是一種新亞洲地區主義的輪廓”。然而，中國與東南亞的接觸並不完全是無私的。這已經成為中國主要戰略考慮的一部分，即如何培育一個多極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