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張冠生著《費孝通傳》，有一節題作“逝者如斯”，寫費氏晚年如何懷舊，很值得一讀。

費氏學生時代即以一本《江村經濟》名震中外，前輩學者如Malinnowski、吳文藻、潘光旦等，莫不嘆為奇才，以為費氏前途未可限量，於是刻意栽培，期為中國社會學繼往開來，頂天立地的巨擎。那麼，費氏是否如前輩學者所願呢？對此問題，費氏自己有過回答。在《我的第二次學術生命》一文中，他認為自己對社會的回報只能說“單薄和輕微”——“一代學人已經紛紛萎逝，我作為緊接這一代的後輩，深自愧疚，不僅沒有能發揚光大前輩的為學精神，甚至難以為繼，甘自菲薄。”費氏在這裏說的是事實，而非自謙。費氏學術上的最高成就，如《江村經濟》、《鄉土中國》、《生育制度》，無一不出自青年時代。中年以後，即1949年以後，雖然也有不少文字，其中或不乏佳作，但能與青年時代的那些煌煌巨著相比的作品，卻是再也拿不出一部了。

僅只費孝通一人今不如昔？非也。1998年6月，第三屆社會文化人類學高級研討班在北大舉行，費孝通很發了一通感慨。這次研討班特邀的外國嘉賓，不乏當今國際最著名的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群英薈萃，華山論劍，一個不容否認的現實是，中國學者處於下風。而在六十年前，中外社會學實力對比卻並非如此狀況。那時，吳文藻組織的中國社會學界跨文明之別的小分隊曾出師告捷，一步站到了國際人類學界的前沿地帶。六十年後乾坤倒轉，不能不令費氏黯然，而對中國同行們坦陳直言：

“這次我們請來的學者，不少是第一流的，第二流的，我們都聽了，可以把他們當成一個標準，比一比。比過之後，心中有個數，知道還差多少，怎麼追上去，從什麼地方去追。說老實話，現在還是個追上去的問題，還談不上超過，至少在我自己還不行。”

“我們要同人家進行croos-cultural communication，首先要能在同一個水平上。現在外邊的要求越來越高，要知道差距之大。不要人家一說我們好，就自己覺得了不起，其實還差得遠。”

“要講我們的實際水平，那還是很低的。我們才剛剛開始。”

換句話說，不是費孝通個人今不如昔，而是整個中國社會學今不如昔。

其實，又豈只社會學今不如昔。六十前中國的史學、哲學，美學、政治學、人口學，都有著驕人的業績。陳寅恪、陳垣、錢穆、顧頡剛、趙元任、馮友蘭、賀麟、金岳霖、朱光潛、錢端升、馬寅初，哪一個不是六十年前光照天宇的煌煌巨星！後來，我們民族再也沒有能夠造就那樣的巨星了。非但沒能造就新的巨星，就連曾經有過的巨星，也都暗淡。

又豈只是社會科學今不如昔。

文學如何？

電影如何？

戲劇如何？

美術如何？

有過新的巴金嗎？

有過新的老舍嗎？

有過新的曹禺嗎？

有過新的郭沫若嗎？

有過新的戴望舒徐志摩嗎？

…………

沒有。和二十三十四十年代的文化巨人比，後來的那幾代沒有一個不是侏儒。

一個泱泱大國，一個給世界貢獻了孔子孟子莊子，貢獻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貢獻了不計其數的大思想家、大作家、大詩人、大學者的文明古國，竟然轉眼之間，人文領域一片雕零，仿佛回到了洪荒時代。

相對來說，自然科學的狀況好一些，但縱然如此，仍不如人意。老一輩科學家應該還記得1956年發布的中國科學發展12年遠景規劃，這個規劃現在已無人提及。為什麼？不好意思提——就和1980年實現農業機械化，2000年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準等許諾統統化作泡影一樣，規劃主旨“十二年內趕上世界先進水平”也化作了泡影。很多本來已經非常接近世界先進水平的學科，後三十年中停滯不前，與世界先進水平落差愈來愈大。比如遺傳學，談家禎先生就對建國後三十年的中國遺傳學狀況持基本否定立場，說：“三十年來我國在遺傳學研究方面基本上沒有什麼大的成就，很多時間被白白耽誤了，沒有做工作。最近幾年做了些工作，但主要也是跟在別人後面跑，更多的還是在補課。”

如此狀況，如何讓費孝通滿意，費孝通如何不懷舊？！

二

造成如此狀況的原因，千差萬別。但終極原因，只能從政治中找尋。

還是回到社會學。如前所述，社會學本來是中國近代科學體系中發展較快、可以和發達國家一較短長的先進學科。但1950年就傳出風聲，社會學將被取消。費孝通為此憂心如焚，揮筆寫就《社會學系怎樣改造》一文，為社會學的生存權申辯。他“很費了一番口舌，從社會學的發生說起，從源到流，從正宗到旁支，從法國到美國，從西方到中國，並在敘述過程中有意無意地帶出社會學自身的一些特點，如，它在資產階級的學術界一直是被輕視的，因為它暴露了資本主義的弱點，雖不革命，亦屬不知趣者；又如，社會學在傳入中國的過程中，部分的或是走私性的夾帶了馬列主義進入學府之門；再如，在中國社會狀況的促使下著重於社會病態調查的社會學者靠近了科學的社會主義，對於社會現狀大體上是批評的，容易和民主運動結合，在革命潮流中是偏於進步的，等等。”他並特別提到：“事實上，以京津來說，有社會學系的那些大學，社會學系的課程和教員常在新設的政治課中起著很大的作用”，所以“當其他社會科學性質的學系尚分別存在時，社會學系亦無先予取消的必要，而且正可以社會學系為基礎加強馬列主義基本理論課程。”果如費氏所望，社會學沒有在1950年的中國壽終正寢。表面看來，似乎是費氏的雄辯起了作用。但實質上，不過是天下初定，應以安妥人心為急務，不好四面出擊罷了。不出三年，天下大定，砍向社會學的那把刀便毫不遲疑地舉了起來——在全國高校院系調整中，社會學系被全部砍掉，作為一個學科的社會學，自此從當時的中國大陸徹底消失。張冠生記載，費孝通曾為此在中南海的一個會場上當面向毛澤東諫言，甚至“苦苦哀求”，希望不要讓社會學斷子絕孫，多少留一個種，留點苗苗。但，毛澤東鐵面無情，“手勢和語言都非常幹脆：不能留，堅決斷子絕孫！”中國社會學就這樣做了犧牲。同時做了犧牲的，還有政治學、心理學、人口學……。

再說說自然科學。自然科學沒有國界，自然科學沒有階級性，這些本來是基本常識。但這些基本常識卻在建國後掃蕩殆盡。“科學是意識形態”，蘇聯的這個時髦的口號在新中國廣為流行。科學技術方面的“一邊倒”、科技領域的全盤蘇化，因此如火如荼。與政治大氣候相適應，主要是與建國初轟轟烈烈的仇美運動相適應，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的科學技術橫遭貶斥。中國科學院副院長李四光先生1950年春在南京的一次演講的主題，就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科學在衰落》。其他如《美國科學為壟斷勢力與軍國主義者服務》、《美國科學的軍國主義化》、《窒息了的美國科學》等針對美國科學的政治批判文章更是連篇累牘。乃至公開批判量子力學，批判“化學中的唯心主義”。西方尤其是美國的科學技術被打入十八層地獄，蘇聯的科學技術則被捧上了天。貝時璋先生在《對於蘇聯生物化學的一些認識》的文章中開篇的一段話頗具代表性——“蘇聯科學是人民的科學，因為它是服務於人民的，服務於共產主義建設的。蘇聯科學是最先進的科學，因為它是以戰無不勝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學說為指導思想的。”蘇聯的生物化學是世界第一，“蘇聯的地質科學是最先進的”（此為張文佑先生一篇文章的標題），蘇聯的其它學科莫能例外。中國學術界因此必須“以俄為師”。在科技領域全盤蘇化的大潮中，有兩個蘇聯科學家最早被作為榜樣介紹到中國。一個是生理學家巴甫洛夫（1849一1936），再一個就是李森科。曾經毀滅了蘇聯經典遺傳學的科學流氓李森科，也給中國遺傳學帶來毀滅性災難。孟德爾摩爾根開創的經典遺傳學，在中國成了對國家政權有顛覆嫌疑的“資產階級偽科學”，而真正的偽科學、以李森科為掌門人的所謂“米丘林生物科學”則占據了幾乎全部的中國遺傳學講壇。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在這樣的方針主導之下，遺傳學的豐收，自然科學的豐收從何談起！

需要指出的是，在談到中國意識形態的極端化時，人們通常從1957年反右說起。人文社會科學的雕零，是意識形態極端化的直接後果。但從上述不難看出，中國人文社會科學雕零卻並非始自反右，而幾乎與新中國的誕生同步。個中奧妙，恐怕不能僅僅歸結於極端化之後的那個意識形態，即不能僅僅歸結於它的變態；而似乎應該從那個意識形態的常態中總結。

“科學政治井河水，何必血口扣帽子。”這是遭受所謂“米丘林生物科學”迫害而亡命海外的中國遺傳學一代宗師李景均晚年回首往事所發的感慨。其實科學與政治不是井河水的關系。政治是清潔工，是店小二，是交通警察，政治的職責就是為各行業服務，為各行業灑掃庭除、為各行業遞茶送水、為各行業排難解困。而在中國恰恰相反，政治是帝王，萬事萬物都要臣服於政治，為政治服務，萬事萬物的生存空間都要依據政治自身的利害裁定。政治的異化是造成人文社會科學、自然科學乃至所有社會性災難的終極因素。政治必須從天上回歸地上，如果這個根本問題不解決，人文社會科學、自然科學乃至整個社會的正常發展就無從談起，費孝通們就仍然只能黯然懷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