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費孝通懷舊，不單是懷念幾十年前社會科學的學術水準。對此張冠生也有陳述——

費孝通看到了自己和前輩的差距，似也覺察到兩代人之間的差距。不僅有“為學精神”方面的差距，恐怕也有做人方面的差距。在費孝通憶師念友的文章和談話中，聽話聽音，可以聽出他對當年與良師益友的交往中所懷有的溫情眷戀，也可以聽出他對當年學風與世風的失望和對未來時世的隱憂。

在懷念費達生和鄭辟疆的篇章裏，費孝通說：“我一想到他們，心中總有一種自疚之情。我們應當一代比一代強，而事實似乎正是相反。想要在當前的知識分子中找到一個像上一代的鄭先生這樣的人，有那樣憂國憂民，見義勇為，舍己為人，不求人知的精神的人，我舉目四顧，覺得不那麼容易。”

1988年5月3日，費孝通參加“已故燕京、西南聯大社會學教授學術成就研討會”，談到“楊開道先生是一個想用社會學的知識去改變當時農村貧困落後的人。這是他的抱負”；談到吳文藻、潘光旦、楊開道經常想的是“怎麼把中國搞好，人民怎麼富起來”時，費孝通說：“我要問一下，我們今天這裏有多少學社會學的人還有我們前輩老師的抱負？”

在讚賞潘光旦“平易中出碩果”的韌性時，費孝通舉出他為翻譯《人類的由來》一書而花費10年心血的例子，同時發問說：“現在還有多少學者能為一項學術工作堅持不懈達10年之久的呢？”

在表示對梁漱溟治學、為人之道的愛慕心情時，費孝通說：“環顧當今之世，在知識分子中能有幾個不惟上、惟書、惟經、惟典？為此舞文弄筆的人也不少，卻常常不敢尋根問底，不敢無拘無束地敞開思想，進行獨立思考。”

民盟中央名譽主席楚圖南1984年逝世後，費孝通在追思會上說：“我的上一輩人，很多知識分子身上，都有那麼一股勁，不去想個人榮辱和得失，腳踏實地，用自己的專長為社會做事情，始終都是一個樣子。現在，這股勁不大看得到了。”

…………

在費孝通的這類文字和談話中，頻頻出現“上一代人”、“前輩老師”和“當前”、“現在”的對比。將心比心，不難從這樣的對比中體察到費孝通“環顧當今之世”、“舉目四望”之後的茫然、失望的心情，不難推知他心靈深處也許會時常縈繞著孤獨感和寂寞感。

費孝通之懷舊，既是懷念幾十年前中國社會科學的學術水準，更是懷念幾十年前中國知識分子的道德水準。幾十年前的那個時代，不僅是二十世紀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發展水平的顛峰，而且是中國知識分子道德水準的顛峰。看看思想改造運動之後知識分子自貶自損自辱的一篇篇檢討書，看看反右中知識分子之間的落井下石，看看“千村薜荔人遺矢 萬戶蕭疏鬼唱歌”的三年困難時期知識分子粉飾太平的一首首頌歌，看看當今知識分子在茫茫物欲之海的隨波逐流，無可諱言，後來的知識分子墮落了。相對於他們的前輩，他們不僅是學術上的侏儒，更是道德上的侏儒。知識分子既是一個民族的思想庫，也是一個民族道德上的表率。知識分子在道德上的集體淪陷，必然帶動一個民族在道德上的集體淪陷。就這個意義而言，知識分子的墮落比知識分子在學術上的無能更讓人痛心疾首。

談到這一點時，人們對後來的知識分子多所責難。的確，知識分子的集體淪陷，應該受到歷史的清算。但僅僅將知識分子集體淪陷的責任歸咎於知識分子，卻又有失公平。知識分子集體淪陷的原因，既在於知識分子自身，尤在於當時的政治生態。可以這樣說，歷史上還沒有哪個時代，象過去幾十年那樣，對知識分子布下那麼廣大而森嚴的恢恢天網。國民黨統治時期，知識分子的政治動員功能有過淋漓盡致的展現——那時除了國共兩黨，影響最大的政治力量就是民主黨派，而民主黨派無不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知識分子的作用大到什麼程度？蔣介石講過一句話：他在軍事上是輸給了共產黨，而在輿論上則輸給了民主黨派。知識分子的這種政治動員功能為特定在野勢力求之不得，二者因此結為盟友。但進入新時代之後，知識分子的這種政治動員功能卻成了令人不寒而栗的噩夢，集古今中外統治者駕馭知識分子手段之大成，以馴服知識分子，就成了當務之急。

知識分子因此享受了其他任何社會群體所不曾享受的“特殊待遇”。

通常認為，中國知識分子只有依附性而沒有獨立性。這種概括並不準確。蔡元培主辦的北大不獨立？陶行知的生活教育不獨立？儲安平的《觀察》不獨立？教授治校，同人刊物，自由組黨，這些在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不僅是天經地義而且身體力行。中國知識分子在那時所表現出的獨立性，即便與法蘭西知識分子相比，也毫不遜色。這既源自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美德，更與社會生態相關——整個國民黨統治時期，從來沒有能夠實現大一統。其一，政治上一直多元並存；其二，國民黨黨內存在多種派別，本身也是多元化的。其三，國民黨主導力量親美，雖然它並未接受西方理念，出於政治上外交上的需要，對有西方教育背景的知識分子還不能太過放肆。蔣介石抓“七君子”，杜威、羅素就要站出來抗議，他們代表的英美知識界就要敦促英美政府，迫使英美政府出面壓蔣。西南聯大時期，當局抓進步教授，美國駐昆明領館可以讓潘大逵等上了黑名單的教授去領館避難，當局只有幹瞪眼。可見，國民黨固然也是專制，但那是有限度的專制。並不是蔣不想一統天下，但他受制太多，力不從心。客觀上的有限政府統治，使得民間社會廣泛存在，知識分子因此有獨立生存的空間，可以天馬行空，放言無忌，率性而為。但進入新時代之後，隨著社會生活的全盤國家化，官方力量滲透社會的每一個毛細胞，民間社會在中國徹底消失。享受“特殊待遇”的知識分子則是第一個被國家化的階層，第一個轉入體制內的階層，第一個被馴服的階層。逐步取締民間報刊、民間學校和一切具有民間形態的科學文化機構，作為“自由職業者”的知識分子因此完全喪失生存空間，不得不接受安排，進入各“單位”，成為國家雇員，成為國家體制的一部分。糧票、肉票、布票，住房、乘車，醫療，乃至子女升學就業，關乎生存權的全部要素只存在於體制中，拒絕體制等於失去一切，等於自取滅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這種情況下，要知識分子具備對於體制的獨立性，豈非天方夜譚！

更有效的馴服還在於精神控制。幾十年前的知識分子之所以鐵肩擔道義，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們有著道德勇氣。而這種道德勇氣又植根於道德上的自信力。國民黨的統治是客觀上的有限政府統治，這不僅表現為國民黨沒有能夠實現政治上的大一統，而且表現國民黨政權只是一個世俗政權，盡管它希望擁有，但在客觀上，它一直沒有能夠擁有在天上的權威，它只能望天興嘆：天上的權威另有所屬——屬於知識分子。當時的知識分子深信，統治一個國家的應該有兩種規則，一是自然法，一是實體法。國民黨憑借強力掌握了實體法的控制權，對於自然法的詮釋權則只在知識分子手上。相對於實體法，自然法是一種更高的規則，根本的規則。作為自然法的詮釋者，一方面固守精神世界的獨立性，堅決抵抗世俗權力向精神世界的擴張；一方面以世俗權力的看守者即道義制約的主體力量自命，揭露、遏止世俗權力即國民黨當局的專橫、腐敗，因此成了知識分子的本份。替天行道，為民請命，在知識分子因此是義不容辭。中國知識分子把精神生存和肉體生存的界限劃分的很清楚，最看重精神的生存，所謂“永垂不朽”，所謂“千古流芳”。因此講氣節、重名譽，“朝聞道，夕可死”。“道”至高無上，為了“道”犧牲自己是值得的。不怕身首異處，只怕千夫指。正是因為此類性格特質，才有了邵飄萍、林白水的英勇就義，才有了李公仆、聞一多的慷慨赴死。強權和暴力壓不垮他們，強權和暴力只會更加充實他們道德上的自信，只會更加強化他們的使命感，只會更加激發他們的鬥志。通常認為中國知識分子是軟弱的一群，但就這個角度來說，中國知識分子軟弱嗎？！

無疑，那個時代的中國知識分子，是真正的精神貴族。軍隊要有旺盛的士氣，一個民族要有旺盛的民氣。幾十年前的中國災難深重，盡管如此，民氣卻極其旺盛。那些喊出“內懲國賊，外抗強權”走上街頭的五四學生，是一種怎樣的精神狀態；那些唱著“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投入漫天烽火的抗日青年，是一種怎樣的精神狀態；那些拋卻在英美國家的教席，毅然返回故土，實踐教育救國、科學救國、實業救國理想的博士碩士，是一種怎樣的精神狀態！我們民族不可能以強大的國力為依托，我們民族最可恃的只是旺盛的民氣！只是因為旺盛的民氣，我們民族才終於走出了半殖民地的深淵。而旺盛民氣之得以長期保持，則主要是因為有一個真正的精神貴族階層存在，知識分子階層存在。他們高貴的氣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氣質，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氣質，為我們民族提供了源源不斷的豐厚而鮮活的精神營養。

這一切，進入新時代之後有了根本改觀。有限政府的統治形式隨著前政權的覆亡而告終結，新政權是典型的全能政權。它不僅掌握了世俗權力，而且掌握了世間一切真理、美德和良知；因此不僅是“革命底物質力量底指揮者”，還是“革命底精神力量底指揮者”；不僅是世俗生活的天然主宰，還是精神世界的天然主宰。而對政治權力這種自我定位構成潛在挑戰的，唯有知識分子——知識分子的全部歷史已經無可爭辯地證明了這一點。在實現知識分子人身上的體制化的同時，如何進一步實現知識分子思想意識上的體制化，就成了新時代的急中之急，重中之重。於是，就發生了思想改造運動，發生了武訓傳批判、胡適批判、俞平伯批判、馮雪峰批判、朱光潛批判……，最終發生了反右。通過種種漫畫渲染，種種暗示催眠，迫使知識分子承認，自己沒有資格“自高自大，目無余子”；沒有資格充作精神領域的主宰，道德領域的主宰；沒有資格充作政治權力的看守者即道義制約的主體力量。恰恰相反，知識分子有原罪；知識分子唯一可做的，只能是懺悔，只能是脫胎換骨、重新做人，以求得新時代的諒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