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市場中一地的泥濘。討價還價的喧嚷夾著刀起刀落的剁聲。在菠菜和胡蘿卜旁邊，居然擱著一本攤開的《野火集》。賣菜的婦人蹲在地上剝玉米。

"歐巴桑，你在看這書嗎？"

"勿是啦！"她愉快地回答，"我後生在看啦！伊在讀大學。"

撕掉蒙眼布

《野火集》在出書廿一天之中再版廿四次，四個月後，已經迫近五十版，馬上要破十萬本的大關。文化界的人士咋舌稱奇，說是多年來沒有見到的現象。書店的經銷商說，許多買書人似乎帶著一種"使命感"走進書店，買一本給自己之外，還要添一本送人，惟恐讀"野火"的人不夠多。一位醫師告訴我，他買了三百本書四處寄發。學校老師也往往為學生集體訂購，作為指定的課外讀物。海外的留學生也來信，希望這本書能銷到國外。

這是個非常奇特的現象。《野火集》破紀錄地、瘋狂似地暢銷不是一個偶發、孤立的事件。從專欄時期讀者反映的洶湧，到成書之後讀者"奔相走告"的熱潮，在在都顯示這是一個深具涵義的台灣社會現象。很明顯的，我們的社會對"野火"所發出的聲音有一種饑渴的需求。

需求什麽呢？

"野火"是個強烈的批判聲音；當批判的對象是自己的時候，就成為反省。"野火"，因此也是個自剖反省的聲音。但是"野火"裏頭並沒有任何新鮮的觀念。它指控現代的中國人喪失道德勇氣，它要求學生爭取獨立思考的空間，它要求政治的開放與容忍。近代史上，一波又一波中國的知識分子一次又一次地吶喊著同樣的話。如一位教授所說："你的野火精神和當年的文星精神沒有什麽太大的區別；但是為什麽廿年前叫喊的事情在廿年後還有叫喊的必要？可見我們進步非常有限。"的確，可是這一次的叫喊，在空谷中引起嗡嗡不絕的回聲，"野火"由一根小火柴燒成一小片火海，表示這是個不同的時機。或許人們不只是厭倦窠臼本身，也厭倦一次一次叫喊後的失敗。在上千的讀者來信中，大部分有這麽一句話："啊！你說出了我心中早就想說的話"，然後加上三個驚嘆號！！！"野火"顯然痛快地供給了情緒的發泄，但是令人心驚的是，在發泄之前，那份情緒有多麽堵塞，多麽郁悶。

台灣在蛻變中。曾經是個一元化、權威分明的社會。子女遵從父母，學生遵從老師，人民遵從政府。可是經濟起飛了，如果上一代努力的是物質上的獨立，那麽這一代就追求精神上的獨立。教育水準提高了，往往子女懂得比父母多，學生青出於藍，人民所擁有的知識比官僚還高。西方民主文化的沖擊更是勇猛直接。裏根說卡紮菲計謀暗殺他，台灣的電視就顯現：美國記者大聲問總統："你有沒有證據呢？沒有證據就是撒謊。"這種鏡頭對我們膜拜電視的社會不可能沒有影響。頭腦再簡單的人也會問一聲："哦，民主是這樣的呀？"更何況是已經受了教育，寧可自己思考的人。

經濟、教育、外來文化等等，構成伊甸園裏的知識之果，台灣的社會大眾，是吃過蘋果的亞當。吃過蘋果，發覺自己的赤裸，於是急切地想看清現實，解決問題，但是亞當的臉上綁著一塊蒙眼布——吃蘋果之前的舊觀念、舊制度、舊作法、舊信仰，遮著亞當睜大的眼睛。多少年來不曾經過審查的教條、口號、神話、謊言，密密地包紮著亞當開始流轉的眼睛。

"野火"只有一個簡單的要求：撕掉蒙眼布。對"野火"狂熱的反響或許也就傳達了那麽一個簡單但迫切、堅決的訊息：我們不要蒙眼布！讓子女、學生、人民，都用自己的眼睛去看，自己的頭腦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