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導語：當你下班回家，吃完了飯，你一般會去找尋些精神的零食，這時你往往並不是去翻開一本書，而是抓起電視的遙控器。這是一個普通的細節，但蘊涵著一場悄無聲息的變革。現在，許多人說：讀書的人越來越少了。其實是閱讀的方式在改變。閱讀對象的主流已從平面媒體轉向了影像和網絡，影像是當下大眾文化的主要承載者。

閱讀傳統精神產品的各種理論已非常發達，它們可以非常透徹地關照到閱讀過程的各個環節，照射到閱讀心靈的各個角落。對於新的閱讀方式，我們卻缺乏這方面的訓練。當人們走進電影院去，看一部電影，或者打開電視機去看一台晚會，人們大多是被動的接受，而非主動的參與。顯示屏上的畫面快速流動，使你失去了傳統閱讀的反思與遊移的時間。你追趕著影像，接受著灌輸，當你被各種劇情、細節與音樂旋律充滿了的時候，你也許並不覺得要把它們細致地消化；你也沒認識到甚至不會想到，它們也會內化於你的生命結構。

今天，我們刊登本報記者與北京電影學院的郝建教授進行的對話，話題涉及大眾文化的傳播與閱讀和大眾尋求快樂的本能以及大眾在何種情景下是被動地、無選擇地接受娛樂等話題。郝建教授是大眾文化的研究者，又是影視教學和影視創作的實踐家。除了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他還編寫過電影《緊急迫降》和《真空愛情記錄》《汽車城》等電視。最近他推出了一些學術專著，具有直接關懷當下現實的願望，也顯示他出有冷靜思考的能力和與普通讀者交流的意願，我們渴望跟他討論一些思考現實和娛樂活動中的疑難。

本報記者：作為一個影視教育工作者和電影電視創作者，你最近出版了兩本新書，上海三聯的《硬作狂歡》和北京大學出版社的《影視類型學》。過去的大學生，一般都把讀書當作正業，把讀影像當作一種娛樂消遣，只有在專業的電影學院裏面才是一門正課，請談一談，在當今的社會狀況和教育體制下，閱讀影像與大學生處於一種什麼樣的關系？

郝建：我感覺我們正面臨的是一個“讀圖時代”，或者“讀影像時代”，這其實給我們的教育提出了新課題，只是現在我們的認識還不夠充分。這些年，我在廣州、上海、北京等地的幾個大學和我們電影學院，都講過這個課題。我拿著傑克遜的MTV，還有通俗商業電影的片子，《辛德勒的名單》、《漂亮的女人》、《還珠格格》，等等，跟學生一起做現場的讀解。電影電視劇作為一種文藝品種，其形式趣味產生出了一些新課題。對於這種讀解，學生的反應非常強烈，可見閱讀影像是來自當代學生內在的需求，其方法與教育方向是應該被積極提倡的。影像時代怎麼讀圖，跟我們今天怎麼讀美術作品、讀音樂、讀文學作品、讀詩歌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這裏的“讀”是解讀的意思。就象讀文學書不應該僅僅成為中文系的課程、讀哲學不應該僅僅是哲學系的課程一樣，讀影像也不應該僅僅是電影專業的專利，因為影像幾乎已經全面滲透進了我們的生活，你不能不面對這個現實。影像是我們生活中的日常現象和重要文本。學會讀影像可以使我們對大眾文化和主導文化有比較好的鑒別能力，從而能更加主動和自由地選擇自己的生活內容，自覺地建設自己的生活欲望和精神結構。

本報記者：作為大眾文化研究者，我看到你最近發表了一些引起學者和大學生廣泛關註並有爭議的說法，比如你說《英雄》是古裝主旋律，其中有美學的暴力。最近幾年，關於大眾文化問題是思想界的一個重要的疑難問題、爭議問題，你對它的態度是什麼？

郝建：現在有一種很強勢的話語，認為我們現在已經是商業化過度了，廣告已經控制了中國百姓的思想，肥皂劇和商業電影已經主導了大眾的思維習慣。現在有一些左派知識分子承襲了法蘭克福學派的前期部分理論，認為大眾文化是限制人們自由發展的強勢力量。我跟他們的認識完全不同，我認為上述的認識是對當下現實理解的一種錯位，根本沒有對準焦距。我認為大眾文化目前還是弱勢文化，它經常處於主導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夾擊當中，而且來自那兩個方面的話語經常一句話就能讓大眾文化閉嘴。《流星花園》不是在熱播中就突然關閉，成了永遠消失的電波嗎。不管是權威話語還是學院派學者，最常見的調子還是攻擊大眾文化，普遍認為大眾文化是一種低俗的力量、向下的影響，總覺得它有點隨心所欲的自由化傾向或者亂作一團的混雜。精英意識對大眾文化的擠壓和浸潤，我可以舉一個最近的例子，那就是馮小剛的《手機》。我向來認為馮小剛是大眾文化的成功代表，是王朔文化的延伸、發展、變形和普及化。但《手機》卻成了他從大眾文化走向“媚雅”的一個標志。馮導演被人罵服了，於是自己也覺得要深沈一點，“藝術片”一點，《手機》體現了一種強烈的精英文化意識，有一種十分事媽主義的姿態。這種意識體現在電影中，使以前馮小剛電影中的遊戲感、反權威感所剩無幾了。相對於《甲方乙方》、《大腕》，他的敘事手法在改變，在敘事上比較權威化，追求一種深沈感。其姿態就不是與百姓相貼近的姿態，它是以權威敘事在說話，所表達的話題也體現了比較左翼的精英知識分子的傾向。這片子本身其實還是有幽默的，編導很睿智，可是作為賀歲片來拍就跟制片人的要求不太符合，至少從廣告宣傳來講名不副實，它不太適合一家子帶著孩子一起看。

本報記者：你說這個片子有點轉向權威敘事，這是什麼意思？

郝建：權威敘事就是作者在講一個故事，你必須信、必須跟著他的話語走，有一種真理在手、歷史被把握的自信。你可以去看看《雍正王朝》，《康熙帝國》，這些電視劇不同於港台電視劇中的“戲說”方式。我們大陸許多權威主義知識分子在文化觀念上以反現代化，反西方文明為時髦，表現在藝術風格上經常是作嚴肅狀，感傷，抒情態度。有趣的是我看到那些能夠能直逼現實、勇於面對現實動人境遇的導演的電影形態倒比較冷，你可以去看看賈樟柯、李楊、王全安的片子，講述的態度和影像都比較冷靜，有一種很感人、引人思考的力量。我比較怕那種沒說什麼真實境遇還在那裏端著架子的藝術家。比如《手機》中出現的對現代技術的怪罪、對中年憂郁的鋪陳、對愛情、性關系過多的焦慮，對過度文明的恐懼。怎樣規勸影片中媒體英雄的空虛內心和情愛尷尬乃至性事疲勞呢？影片倒是給出了一個善良的標準和道德影響的力量，這些都來自那個據說是小腳的奶奶。在給奶奶的辦喪事的時候，有三個女人圍著脖子繞的嚴守一先生穿著孝服，他把手機扔到給奶奶的花圈堆裏一起燒了。這種敘事用一個網友的話說，就是“端”，端著架子。如果僅僅對於馮本人，這種變化也許不是一種什麼壞事，但我現在是從大眾文化發展潮流來考察，覺得這是大眾文化的一個錯位，是我說大眾趣味被導向的又一個例子，是低俗話語很弱勢的一個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