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森•福特的《亡命天涯》路居然讓人心馳神往，《紅藩區》打出了中國電影內傷，《真實的謊言》讓中國觀眾看得真假難分：美國土地上升起了蘑菇煙雲，情報人員的妻子被一個賣舊汽車的小混混勾引，那個愛尿褲子的小混混還總是要固執地扮成國家安全部門的諜報人員。在談論引進十部大片的計劃時，就有人沖著中國的電影制造業大聲叫道：狼來了。到了今年夏天，何止是狼來了。獅子來了，還是王。可那《獅子王》的吼聲讓男女老幼觀眾都覺得頗為動聽。他們覺得獅子王的故事是那樣動人和飽含著人情味，片中的配樂是那樣回腸蕩氣，用手和電腦畫出的動物形象的表情是那樣親切、擬人化。連一本獅子王的卡通畫冊都賣到二十八塊人民幣。於是，有的人把這視為是一種精神鴉片和美學上的帝國主義（這是當年戈達爾說過的話）。有的人從《獅子王》中讀出政治、經濟、美學上的強者對現存各種秩序的粉飾和捍衛。有的論者讀出了王者的邏輯，嘆息那些只能吃草的鹿們對此是沒有發言權的。（參見１９９５年８月２５日《北京青年報》８版《誰看　看什麼　看到了什麼》）。還有的青年學生“想起了毛澤東的詞”：“糖衣炮彈”，認為這事“跟當年鴉片進中國一樣，是很令人恐怖的”。（見１９９５年８月２４日《北京青年報》６版文章）。

顯然，憂慮和抗拒是來自兩方面的。對電影制片業來說，引進大片切去了票房收入的一大塊。假如觀眾上電影院的人次、時間、所花的錢這塊大蛋糕是相對固定的，引進大片占去了一大塊，國產片就得在更小的盤子裏刀叉往來、互相切割。對此，引進大片的操作者和擁護者也提出了許多說法。：引進大片提高了觀眾的藝術品味，為國產影片提高藝術質量營造了更好的氛圍。進口的片子是經過千挑萬選，中國觀眾有權利讓自己花錢享用世界文化的優秀作品。引進大片的一部分利潤還給了電影基金，用於扶持國內精品藝術電影和國家需要的主旋律影片的創作。他們提醒電影制片業，引進大片最重要的在於導入了一種優勝劣汰的競爭環境，同時也讓觀眾和電影人開闊了視野、提高了品味。中國電影只有在競爭中才能全面提高素質，香港電影不就是在自由競爭中打遍東南亞，直逼日本、美國嗎。是的，這裏的經濟規律真沒多少特殊性。搞汽車的大聲疾呼政府得保護國內市場，高高地給進口汽車課以關稅，而他們給辦公室買電腦、電視機時又不斷叮囑“要買原裝進口的”。他們上電影院時也情願去聽《真實的謊言》，去品味《獅子王》的吼聲。而竭力抵制外國電影的人呢，有幾個家中的彩電、冰箱、錄像機是一水國產貨？

更為嚴肅、深沈的憂慮也許還不在經濟上。許多人提醒：這是文化。這是深入尋常百姓家而又具有強大沖擊力的文化觀念傳播。細分起來，這方面的憂慮在兩方面，一是會不會對中華傳統民族文化、優秀和諧的價值觀、審美情趣形成一種分解、改變；一是對中國現存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利弊如何。對只想看賞心悅目的電影、電視而不管它產自那裏的人來說，這些疑問給他們上了更為辛辣的一道眼藥。而這些疑問又的確是認真嚴肅而不僅僅關乎電影、電視的。文學、美術等領域都有這一話題的爭論。連建築領域這幾年也一直在談論對“民族形式、社會主義內容”這一口號的取舍。據說，在山東曲阜還真有這一建築美學思想指導下設計的樣板工程。對這些，我們只能在中國和世界範圍內思潮湧動更廣闊的背景上去觀看。



西方主義小合唱與民粹派的高調

考慮語言環境不要囫圇吞棗，區別文化和經濟地位不要在文化話語和經濟發展模式上生搬硬套，這是交流時必須有的正常心態。可現在的各種討論中我覺得被忽視或故意很少被提到的另一種傾向是民粹派觀點或義和團心態的現代翻版。在今天，這種論調是更有誘惑力、更有破壞力的。不知是否因為有各種先入之見，關於“東方主義”和“後殖民語境”的討論很快就出現了過多的誤讀。原本有確定意思的詞很快就被自說自話式的使用攪上了汙垢，成了觀念的奧吉亞斯牛圈。對於國外優秀作品的品評、認可和國內藝術家與世界對話的努力，往往被斥為“東方主義大合唱”或曰是在“後殖民話語”系統裏中了圈套而不自知。這就是告訴許多拍著手瞎找樂的人們：你的喜怒哀樂、你的愛憎；你拍的、你畫的、你寫的都是別人教的，更準確的說是西方人教的、是美國人教的。有時，這種觀念也可以用不那麼理論化的形象語言來表述：你們無非是“用一些匪夷所思、不近人情的東西去讓西方人感到刺激、感到陶醉，或者惡心”而已；還有更具文彩而更有力的語言是：“有意識地去迎合西方讀者的胃口，用傷口和膿疤去賺取同情和金錢”。

不管用了什麼“主義”來概括或形容，我懷疑這種心態會不會落入有點狹隘的民族主義。弄不好，這種心理會帶上一種天朝大國一切古已有之的得意和唯我精神文明最高的自信，這容易導致一種不大肯耐心觀察研究外部的世界和別人的心態。這種心態的深層往往是一種觀念體系失散、失落後的虛弱和簡單保護的抗拒。這種抗拒有時會變成不管事實、不顧力量對比的揭竿而起的有組織暴力。這種暴力有時可表現為義和團式的義舉，其實是在封建思想秩序和迷信觀念方法指導下的亂打亂殺。這一心理在文化理論上的最佳代表是俄羅斯的“民粹派”，最具實際效果的運動的代表是中國的義和團。這種觀念會在不同時期以不同的話語或醜陋或迷人地表現出來。“東方主義”這一詞語在賽義德（我取這一譯名是想與他以美籍巴勒斯坦裔學者位居哥倫比亞大學英文和比較文學系終身教授這一身分相對應）那裏是有確定含義的。它是指這樣一種態度：這種心態是指西方人（著重號為筆者所加）以西方文化為中心，把東方的文化當作一種被自己發現、考察、研究、把玩的“他者”來認識。這個詞是專指西方文化主流話語體系內的人們對東方文化的種種無知、歧視和醜化、偏見。至於身處東方中國文化中的人，我認為是“東”不起來的。我每天板著手指頭數鋼蹦買煎餅果子、像罐頭裏的魚們一樣擠著公共汽車去上、下班，耳邊聆聽著孔孟之道如何高深、新儒學如何挽救未來世界的教誨，哪裏能如此清醒並且居高臨下地將“東方文化”當作別人、別處的“他者”來研究。正視還不斷地要碰壁呢。

其實，我們容易有並且常常有的倒是另一種心態。這就是賽義德在《東方主義》中一筆帶過，在中國的討論中被忽視的“西方主義”。這就是指東方的學術界在西方強勢文明沖擊下，產生出的某種浮躁、簡單化、狹隘心態。這是一種盲目的、非理性的對待西方文化的態度。它包括了中國學者對西方文化一廂情願的認同，同時也包括有意的誤解和歪曲。在我們，這可能是華夏文明優勢失落後知識界和百姓們自然生出的那份不服氣卻又無可奈何的心態。這一概念的提出有兩點值得註意。一是它把盲目崇洋媚西、鼓吹西方的月亮比中國的圓心態也包括在內了，這種眼界不能不以寬闊來形容。另外它是由一個已進入西方主流話語，在哥倫比亞大學拿著以美元結算的年薪的人提出。這就使我們在閱讀（廣義的）西方話語時警惕其“東方主義”的腔調，同時也應經常摸摸自己的鼻尖和腦門，是否也沾染上“西方主義”的精神汙染。在我體會，倒是後一種情況更常見、更難清除。當我坐到桌邊拿起筆時，我幾乎是不加思索就寫下了本文的題目。其實，這裏面不是也有一種人雲亦雲和思維定勢在唆使我不由自主地把引進影片的曲調和民族主義的聲音對立起來了。引進影片中大多數是美倫美煥的畫面和小孩子也能看懂並接受的常情常理，民族主義也有許多是在特定情勢、特定環境下必須做出的提示與選擇。我在討論這些問題時是不是也常常使用了論戰性和“暴力的”語言。

當然，這並不能使我逃避判斷。在當前，我覺得文化上的狹隘民族主義有幾種常見的形態。一種是單純指責文化霸權而忽視共同美感。某種美學形態之所以有力是它確有美的形式，而各民族的形式感有相當大（其實，我認為大部分）是共同的。這就是康德所說的“審美在量上的普遍性”。已故主席毛澤東也跟何其芳討論過超階級的“共同美”問題。要引古訓就是“口之於味有同嗜焉”。以《獅子王》來說，它的景色的的確畫得壯觀悅目，動物的確是有人的神態；野牛奔跑的場面電腦動畫沒有白用，的確是有速度、有氣勢、讓人心驚肉跳。狹隘民族主義文化觀的另一表現是只提美國夢，不分析共同價值觀。美國電影之所以能橫掃全世界是因為它總是避開國家、民族問題的明顯爭論話題而去表現商業社會中的個體都容易接受的價值觀、心路歷程。《阿甘正傳》圓的何止是美國夢，是一個奮鬥者的夢，是一個上帝造就的人生來平等的夢。是一個個體以堅定、實用的普通生存哲理去應對國家運動、世界風雲的夢。這是人人都佩服的人，他走的路是一條人人都想走的路。更不用說，今天引進的許多影片來自好萊塢以外。民族主義文化觀表現形態之三是高唱民族特性，不看變化的人群。今天的民粹派理論家往往犯兩個錯誤，一是過分強調民族差異，在許多沒什麼大差異的地方也要找出民族特性。說玄乎點，這種心態再走幾步就是種族主義。另一個錯誤是僵化地、靜止地看事物，把民族特性看成是一個固定的東西。今天，中華民族正產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許多欣賞口味、心態，甚至接受語言、畫面、聲音的節奏都提高了，我們必須在變化發展中看民族特性、去分析我們審美心理的變化，而不拿某種先入為主的、固定的特性去抵制美學上的交流。談這個話題，我還總想到一個不太禮貌的問題：在今天，究竟唱那種調子更吃香，唱那種調子更能顯出自己的見地和水平，或者唱哪種調子能得到上上下下的青睞。在今天，有的歌聲並不能嘩眾取寵，卻能在另一邊討到好處。對美滋滋、樂陶陶的人群當頭棒唱，以此追求登高一呼的自我感覺。那是典型的傳統聖哲型知識分子心態。還有一個疑惑是：談到意識形態，在當今中國，是文革意識形態、封建思想阻力大，還是殖民主義話語的威脅嚴重。我看是前者更有力、更可怕。我一向把文革意識形態看作是中國封建思想的一個高峰和最後的大閱兵。說到殖民主義話語，跟著弗德裏克•傑姆遜一家之言的調子去放聲高歌也可算上殖民心態。在今日中國，既要警惕來自外部的精神汙染，也要清除我們國內和心靈深處的文革意識形態余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