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讀你的書有一種感覺，發現你很重視一種遊戲的態度的自由發揮，你在自己書中宣言自己非常喜歡昆汀•塔倫蒂諾，這在別的大學教授來看，不是一件很掉份的事嗎？一些中國文化人比較反感遊戲這個詞，這大概是這個詞語的所指不明確。你是怎樣詮釋遊戲感的正面價值的？

郝建：我覺得我們的社會缺乏一種遊戲精神，影像和文學中的遊戲精神並不直接通向作者和讀者在現實中的不負責，這中間隔著幾萬公裏。我對這種遊戲精神比較認同，讀研究生的時候我和同學們就開始研究商業性非常強的電影，我們那時就喜愛遊戲感非常強的好萊塢。你看，《指環王》得了獎後《北京晚報》上有篇文章就說得很準：它貴在不真實。當時我們一些名氣很大的老師都表示不理解我們怎麼能重新評價好萊塢電影。我也很喜歡喜劇，有人則認為喜劇淺薄，我認為喜劇很高檔，很難作。喜劇有很多種，有《宰相劉羅鍋》這樣的喜劇，但是真正的喜劇都是非權威性的、遊戲的，這是它的基本精神。春節晚會的小品為什麼不好笑，因為它要求一種主題，根本沒有下層百姓的遊戲精神。如果我們能拍攝和觀賞周星馳式的戲劇，那就說明我們的社會心理從總體上來說是更成熟了。也就是從這個角度，我來闡釋《手機》的內在文化心理、價值觀上是更加遠離喜劇了。當然這是我個人的認識和希望，不拍喜劇又不是罪過。我只是覺得馮小剛和王朔以前的喜劇對我們生活和歷史中的荒誕有間離和反諷。在這個反諷過程中，我們會成熟起來，我們會告別昨天。一個更為成熟的社會和更自覺自信的人才能玩喜劇，才能夠反諷，才敢於自嘲。在喜劇中，個人和某個群體更容易完成自我檢討，自我反諷，自我解嘲，然後完成精神上的超越。一個社會要能夠欣賞喜劇，那裏的人們肯定獲得了更廣大的精神空間。能夠反諷的人和社會具有更強的自我意識，它知道自己是誰，知道自己的醜陋之處和有力之處在那裏。喜劇的基本精神是一種超越意識。我們常說一個人，你這個人怎麼開不起玩笑啊？在我看這對一個人或者社團是一種極大的貶損。我失望而又憂慮地看到，上次北大請了周星馳去就被許多自許為高檔次精英的人痛斥。許多精英的態度其實和主導話語很像，就是自認為自己掌握了歷史的規律，想做一個歷史的代言人，自己被自己的神聖姿態感動得不行。這些表現在文藝上就會十分抒情。這些東西很容易魅惑別人。而遊戲精神沒有這些，遊戲精神是一種解構神聖的過程。現代化的過程是一個解魅、去神聖的社會，現代社會就是試圖在自由而又多方向的交往中建立理性、發展理性。而我們經常是要維持神聖，阻斷遊戲，有許多看起來是遊戲，其實不是遊戲，有許多本來該遊戲的地方被弄成了大型團體操，比如《英雄》，所以我說這是硬做狂歡。

本報記者：前幾年，狂歡這個詞語被學者們用的頻率很高，許多人認為人們喪失了一些崇高的精神，大眾化或者說庸俗化的娛樂以及生存競爭哲學被過分張揚。你最近創造了幾個以前學界沒有用過的新概念，比如“硬作狂歡”和“人造狂歡節”等。這是你對目前大眾文化的一個整體評價嗎？在這裏，你戳穿了那些人造狂歡節上表演的節目，比如張藝謀與陳凱歌的電影和古裝主旋律的電視劇，以及其他的一些被稱為大眾文化的表演節目，你認為這是偽大眾文化的贗品或者說是偽大眾文化嗎？你是從哪個角度進行分析的？

郝建：我們首先不用學術的分析，只要回憶一下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的感受就可以。比如，這些年來，我們對許多聯歡晚會上虛假的笑容和空洞的祝福已經早已厭倦了。狂歡的本意應該是一種發自內心的、自然的喜悅的表露，但在我們這裏，它變成了一種什麼東西呢？在主導性電視台播放的那種美輪美奐、揚手向天呼喚的、用千女一腔的假民歌嗓子唱的MTV中，我看不到真歡樂，更不用說那些應景的標語口號式歌曲、舞蹈拍成的音樂電視節目。

如果從學術源流上來考察，我用的狂歡節這個詞語是從巴赫金那裏過來的。狂歡節是西方文化的一個久遠重要的傳統。它是廣場文化的一個重頭戲，。在電影《巴黎聖母院》裏就有這種表現。在西方，狂歡節、鬼節等是十分重要的文化儀式，包括能夠諷刺當權者和權威，對社會有一種健康的批判精神，它必須與宮廷文化有巨大區別，它是與宮廷文化並行存在的。如果由廟堂詩人、上流社會或者行政單位把大家組織起來按照哨子跳舞、看著電視導演的手勢狂笑，那就是硬性的營造和炮制的笑聲，這不就是人造狂歡節嗎？書名我用的是這個“作”，那是當作的意思。現在想想不準，應該是這個“做”，是制造、營造的意思。

本報記者：你怎麼會想起來鼓吹什麼笑啊，歡樂啊？這跟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和大學生的理性生長有關系嗎，對我們的學生找工作有幫助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