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這種話語表演有可能對中國現實形成了比較大的扭曲作用。把中國的許多一目了然的現實關系和感覺層面的痛苦經驗改造成他們嘴下的另一個自由王國。某些中國出口到美國去的的毛主義教授為了勝任中國文化問題專家的聲名就用話語塗抹了一個中國現實。這種話語煙幕有可能覆蓋在中國的生活之上，造成巨大的虛空甚至假象。有許多時候，聽一些朋友說話簡直覺得恍若隔世，讓人覺得他們是從銀河系以外來的，給我的感覺簡直就是“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也許，有的人並不是王曉波筆下的傻大姐，而是聰明地“欲得周郎顧，時時誤拂弦”。《妖魔化中國的背後》的作者之一在別人問起他是否真的不知道中國的過去和現在的實際特色時就明確地說自己說話只能考慮在自己在美國的生活和職業圈子中的作用。

與很多知識分子的描述有很大不同，百姓的基本本能卻是庸俗的、物欲的、喜好追趕時髦的、好出風頭的。在經濟上，在日常生活中，不管是地方官員還是個體勞動者，談到外面的人來投資或者有什麼國際合作的項目都興高采烈（還因此成心或不小心受了很多騙）。我自己就經常把劉少奇主席的語錄掛在嘴上：“剝削的越多，我越舒服。”我看到，反對國際資本的大學者在跨國資本家撒過來些許散碎銀兩舉辦個把讀書看報獎時沒有堅辭不就，也還是照樣奮勇向前。

我琢磨，中國的反全球化話語可能還富於一種“革命情結”。我們潛意識中很容易有一些文革意識形態中的理念：要砸爛舊世界，創造新秩序。用毛澤東的話說是：一張白紙，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對待資本主義經濟秩序，對於現存的世界理性和商業倫理，一般的百姓學者倒不至於去設計什麼“超限戰”。但我們這裏的確很有些人覺得很不是那麼一回事，總覺得應該在推廣之前先重新來過。黃平先生認為：“使人產生一個疑問：誰的全球化？最大的威脅其實是那些跨國公司和跨國經濟，它們威脅到所有民族國家的利益，包括發達國家的勞工的利益。……遊戲規則的制定越來越單極化了。” （《怎樣的全球化》溫鐵軍、戴錦華等 載《讀書》2001、8期）要照這個思路，我看面對WTO就不是什麼談判進入的問題了，就得先革命伺候，改規矩。你們發達國家把規矩改好了，改公平了，改得有利於不發達國家比學趕幫超我再來加入。

三、怎樣對待這該死的人性

2001年暑假期間，我去過雲南，到了中緬邊境的山區。不管是什麼樣的山區，只要一修通了公路，多麼淳樸、多麼文化、多麼傳統的人第二天就把屋子搬到公路邊上來，馬上開始賣可樂喝冰紅茶。

面對全球化的庸俗潮流，我們常常忽視一個堅硬的、可怕的現實：人性是懶惰的、逃避自由的、不那麼有追求的，大家都比較喜歡坐享其成，都比較好享受、喜愛自媚、媚俗。“食色，性也。”人就是這麼個俗東西。面對我們自己的這點操行，我們怎麼辦？象《蛇》當中的前蘇聯克格勃少校符拉索夫那樣“用畢生的精力去鍛煉人、錘煉人，塑造新人、更好的人。”；還是承認人是生來有其當家作主的權利，他有選擇生活方式的權利，他可以不一定為文化或者高尚活著，而首先為自己的饅頭、窩頭和二鍋頭、XO活著。有的時候，過於喜歡理想主義、偏好遙望烏托邦的知識分子和要求純凈思想的政治家一樣，就是不大喜歡承認個人有選擇的權利，就是愛搞點文化問題政治解決。在法國，中央和地方政府紛紛限制麥當勞的鋪面使用招牌，限制英語電影和電視節目的放映時間等等，不一而足。

在中國，政府規定外國電影在電影院的放映時間必須低於30%。估計這條規定在加入

WTO以後就不大好使。但那還是將來時的事情。今天，在這裏，真正讓通俗成為通俗現在還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為通俗說兩句話是一個很先鋒的事情。君不見，鄧麗君、張慧妹是一個隨時被打入另類的“弱勢”人物。許多當老師的都沒收過鄧麗君的錄音帶，許多青年都被沒收過。崔建為什麼能一直保持當紅搖滾的名聲？也一直靠著真的被打擊或宣稱被打擊維持著自己的另類先鋒地位。也就因為這一條，我多次說過：“最是先鋒鄧麗君。”這種對人性之俗的堅定抗拒甚至使我們成了犯罪分子。諸位讀者大多看過《辛德勒的名單》這部影片。這是一部描寫戰爭中的善良人性並對法西斯人格做了深刻剖析的影片。就用曉暢有力的敘事方法來描寫可以理解的人道主義來說，它又是好萊塢式的通俗文化的代表作。的可是這部影片迄今為止沒有在大陸進行過公開的、合法的放映，我們所有人看的全是盜版或者非法放映！在開始引進優秀影片的第一年，中影公司就要引進這部影片，就因為政府主管部門在片中看到了裸體鏡頭。在那樣一個殺人現場，他看到了裸體鏡頭。看來，在大眾當中和在主導文化的權威面前，有的文化產品的強勢和弱勢是錯位的。最通俗、被許多朋友指責為最強勢的好萊塢大片，在這裏隨時可能是弱勢。占主導地位的權威話語不僅反抗好萊塢。去看看被閹割的《鋼琴課》、被刪去要害台詞和“不健康”的同性感情的《四個婚禮和一個葬禮》，什麼是弱勢還真要好好想想。不知為什麼，我在這裏看到的首先不是全球化和本土文化的問題，而是更為重大、革命的老題材：一個公民有沒有自己的選擇權。“可他們似乎忘了：如果不發紅頭文件，不花工會的錢，中國的百姓有沒有權利看自己愛看的電影；中國百姓能否在電影院享受‘環球同此涼熱’？”（《WTO，中國電影的天生殺手？》郝建 載《中國民航報》2001年10月3日）面對全球化難題和麥當勞境遇，北京學者秋風也是從這個角度來考量問題：“中國的文化不是書架上的四書五經，也不是老莊佛道，而是生活在現世的十幾億活生生的、每天都在進行著無數選擇的人們的行動。因此，他踏進麥當勞，就不是在被動地接受麥當勞的文化霸權，而是在主動地創造本民族的文化，因為他選擇麥當勞，是個人的自由選擇。他每吃一口巨無霸，每喝一口可口可樂，都是在為本民族的文化增加新的內容。”（《麥當勞與消費者的神聖權利》秋風 載《萬科周刊》2001年10月1日）

本文發表於香港《21世紀》2002年6月號（有刪節），作者授權天益發布（收藏自2006-07-26愛敘事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