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完美、時髦的話語演出

全球化，已經是商業巨子指點江山的宏圖大志，已經是生產線上藍領工人的競爭壓力和就業機會，它也通過電影電視、牛崽褲和炸雞腿、水墨畫和對襟褡袢襖成為世界各地軍政要人和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不知道別人是怎樣的心情，每當我坐火車受氣，或者收到電信部門霸道的收費通知或者隨意改號指令時，就會詛咒他們：只有多幾家自由競爭的企業來擠扁你的頭，才會把我這個上帝當人。

可是，都化了，沒了民族特色，跨國資本吞食了一切民族文化和窮國政府的尊嚴怎麼辦？甭擔心，反全球化的浪潮也正在全球化。反全球化的革命群眾毫不猶豫地利用全球化的通訊手段、跨國組織模式和經濟網絡。從西雅圖的不眠之夜到熱那亞八國峰會期間飛向麥當勞的雞蛋和石塊，各種經濟利益集團和不同思想出發點的人忽然很奇怪地集結到一個色彩斑駁的旗幟下。這當中既有美國勞聯產聯的正宗無產階級，又有引吭高歌、雄居東西方大學講壇的左翼知識分子。看看這“全世界反全球化者聯合起來”的意思，還真有點炸焦肯德雞，加快地球轉動的氣勢。

但是，反全球化在哪裏最時髦？在中國，更準確地說是在中國的人文領域和文化知識分子圈子中。就我看到的人文雜志、學者論壇、教授話語，反全球化有一種站在道義制高點上的姿態，話語上也顯出亮麗的音色，那是高音聲部的華彩樂段才具有的漂亮風格。

寫文章說事，大多是這樣開頭的：“在今天的全球化浪潮下，張三還堅守著這樣一份獨特的情懷和志氣，是多麼的艱難、多麼的……呀。”有時，也許來點機智的反問：“代表我們文化的核心和明日曙光的，不是李四這充滿民族個性的魂靈的泣血謳歌，難道是麥當勞文化生產線上的速成品和哈日一族沒心沒肺的低吟淺唱嗎？”本來，在民族心理失衡和文化自尊漂移的日子裏弄點精神補償是必然也必須的。在工業社會冷靜計算的關系裏，人們需要點牛崽精神和浪漫的情懷，知識分子也要裝點自己反抗的身份。但是，在全球化的確波濤洶湧如滾滾紅塵的西方，左翼知識分子的聲音也許還有點潑涼水的勇氣和滴酒不沾的清醒。在我們這裏的人文知識分子話語圈裏，卻讓我看到一種如此時髦，如此眾口一詞，如此高歌猛進的順暢話語流，說實話，我再次感覺到一點怪怪的。

沒什麼別的，我就是覺得有些朋友描繪的那個風景怎麼跟我自己對身邊生活的感覺不大一樣。他們跟我說中國落後就賴全球資本主義的混蛋秩序、和弄金融風暴，攪得周天寒徹的資本大鱷魚、跨國公司的寡頭和美國的霸權主義。可我看到的的腐朽落後人物還沒這麼高檔次。看看南丹礦區的主子黎東明，再聽聽說一不二、視人命如草芥的大小莊主，不過是封建皇帝的隔代遺傳和水滸英雄的當代版。他們似乎是直接從中央電視台一套節目黃金檔電視劇《水滸傳》、《太平天國》、《雍正皇帝》中走出來的。那些割去農民李綠松舌頭和把警察杜培武打成殺人犯的大俠充其量也就是封建殘余、文革余孽，是水泊梁山下來的黑社會。

本來，跳到空中做話語表演、謀取國外大學的講課費或終身教職是完全無可厚非的，但是不能以故意扭曲中國的歷史或精心掩蓋遮蔽中國現實為手段。中國的基本事實是很難掩蓋的，我們沒那麼全球化，中國社會內部都出現各種經濟的隔絕、意識形態上的分裂，很多地方還是強有力的中國特色，這些是一目了然的。我多次強調，中國只有前現代問題，沒有後現代境遇。我們的主要威脅不是全球化，而是思想文化和自然環境的沙漠化。

借助反全球化、後殖民主義一類的話語，我們的一些知識分子營造了一個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對立，但是有時這恰恰遮蔽和扭曲了中國本土的現實。理論家能夠靠研究話語、搬運話語、翻炒話語就有資格俯瞰自己腳下的人生嗎？我們的一些藝術家、文藝理論家把自己放進生活了嗎？我看有的朋友是“人在漢營心在曹”，正好扮演了美國、法國的反抗者身份，承擔了西方知識分子的批判職能。他的話語放到美國、法國去正好是清醒、刺激的。“他覺得他的批評實在是利於美國的健康發展的。當今世界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都需要大家去共同關心，共同努力。知識分子的關懷不是為了一己私欲，而是放眼世界。”（引自《李希光訪談錄：我就是要找美國的碴》載《科技潮》2000年5月號）這種情勢使我重新想起讓—雅克•盧梭的話“警惕你成為世界主義者，只顧眺望遠處……忘記在自己周圍承擔的責任。”

二、一張床上幾樣夢：誰的反全球化？

面對WTO和全球化這類事物，危機和機遇是共存的。現在的說法不同是基於一些文化信念的不同。強調一種共同規則、強調自由競爭和共通人性的人們對全球化的態度一般較為積極；而比較有中國式新左色彩的朋友，往往以“我為民族鼓與呼”來自我定位，這些人士比較註意強調全球化、後殖民主義對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沖擊和文化威脅。一些有新左色彩的朋友還借用意大利導演羅西裏尼的影片名稱《羅馬，不設防的城市》來隱約地呼籲為中國的文化和思想建設成就設防。

這就是中國的社會現實和話語情景：充滿了分裂和錯位，這一回，反全球化話語在價值取向和實際政策的訴求上是與當前占主導地位的國家政策運行相左的。而它與官方權威話語的老牌經典意識形態中的民族主義、國家主義觀念又比較合拍。在全球化問題上，人文知識分子與搞經濟理論的知識分子又有態度上和價值取向上的很大不同。至於物理學和天文學，還沒有聽說要搞民族科學理論的。還好。就我觀察，反全球化的中國說法有幾個構成元素：民粹思想與後殖民話語的混合，對西方某些思潮的選擇性移植和呼應，文化上的文革情結的當代覆活，對文化的固定理解和崇高化帶來的清高和執著。我並不想在這裏梳理這些關系，而是想強調中國現實和話語的覆雜、纏繞、糾結，有許多事實我們還不能直面，有許多理論我們還不能將它僅限制在學術範圍內進行自由的討論。但我們要承認這些。在中國的一本看上去與國際左派話語十分接軌的雜志上，也有學者點出了其中的許多錯位。溫鐵軍先生說：“誰在反對全球化？中國的國民是要求市場化、全球化的，只是少數內外壟斷集團在阻礙。”（《怎樣的全球化》溫鐵軍、戴錦華等 載《讀書》2001、8期）

在此情況下，有些中國知識分子也過分熱衷於一種為了說不而說不的話語秀就多少有點不合適。這種熱情與很多法國知識分子很象，如果說在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產生的自豪感、我家自古全都有的大陸心態上兩者有十分的相似之處，那今天我們有些學者的靈巧和精密是福柯這樣的法國知識分子在鼓吹文革思想時無所謂味或者完全不懂的：我們忘記了自己當初是如何在武器的批判面前退避三舍，找到了既安全又鮮花盛開的話語表演場地。在全民族因精神震撼而失語之際，我們得意於用激揚抒情的花腔高音來說廢話，從此走上了旱地拔蔥、淩空飛翔、俯瞰現實在空中做話語表演的雲端高路，也全不在意那話語表演場上還長著些毒蘑菇。我還有點胡亂揣測，由於思想上的路徑依賴和自我欣賞的陶醉，有的人成了自己話語的人質。調子唱高了，與國際思想學潮接了軌，與巴黎以及哥倫比亞大學的文化大革命隔山隔水崇拜者（例如弗雷德裏克•姆遜）成了老朋友，於是檔次上去就下不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