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之所以成為巴尼特意義上的“新核心國家”，正是由於中國於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加入了美國所主導的世界秩序。這標志著作為大陸國家的中國再度轉向海洋視角，中國因此而實現了迅猛的經濟崛起。此一過程帶來了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漲，中國以這種方式拉動了以非洲為代表的斷層國家在21世紀的經濟增長。但是這個過程也伴隨著斷層國家新問題的出現，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近年來極端主義勢力的發展。

極端主義無法為現實問題提供任何可行的解決方案，但是它的出現卻揭示了一個事實，即一種在當下框架內無法獲得有效化解的普遍怨恨的存在。為什麼一種普遍性的世界秩序，卻會在斷層國家誘發無法化解的普遍怨恨呢？原因在於，美國所主導的普遍秩序，是以形式正義作為其基本追求的，因為只有形式正義才能讓各種不同的信仰共同體找到共存的基礎。但是由於美國獨家壟斷了對於這一形式正義秩序的執行權——既包括它在安全層面上的各種單邊行為，也包括其在經濟層面上的壟斷性如IMF的否決權等——這種壟斷地位使得它能夠有一些自利的行為摻雜進來，從而導致形式正義之下蘊含著一系列的實質不正義。這是當下的一種制度性矛盾，是誘發普遍怨恨的原因之一。那麼，如何克服這種實質不正義，使得形式正義真正地成為形式正義，或者說，讓形式正義與實質正義最終形成一種合題呢？

這需要通過國際政治當中的均勢才有可能實現。問題是，何種意義上的均勢呢？在19世紀歐洲列強之間曾經有過一種均勢結構，英、法、德、俄等國通過不停地變換結盟關系來尋找勢力均衡。對它們來說，尋找到均勢結構就是其終極目的，沒有什麼超越於均勢之外的秩序可以追求。但在20世紀中期、尤其在冷戰以後，我們又看到了另一種均勢的可能性，那就是，在承認普遍秩序的基礎上，在其執行機制層面形成一種均勢。此時的均勢只是工具性的，它為普遍秩序而存在，這是與19世紀均勢的根本區別。但新的均勢也必須以實力的對沖為基礎，這又是與19世紀相同的地方。盡管美國在當下壟斷著對於普遍秩序的執行權，但是我們已經看到，一方面，由於其生存邏輯，美國的執行權在有些地方力有不逮；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對執行權的壟斷便無法避免美國的自利行為，這反過來會使得其所推動的普遍秩序的公共性受到傷害。倘若在執行機制的層面上形成了勢力均衡，令任何單個國家的自利行為能夠在此結構中受到有效的約束，便有可能使得所有這些大國的自利行為最終達成類似於亞當·斯密所講的：每個國家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增進了國際社會的福利。

 在這個背景之下我們再來看近期在國際政治上引人註目的一些事情：無論是中國所推動的“一帶一路”戰略、金磚銀行、亞投行等，還是美國的各種活動，如推動TPP、重返亞太等，再比如日本或俄羅斯等的活動，所有這些活動都是各國基於自己的國家利益而推動的，同時所有這些活動也都是在作為“自生秩序”的世界市場以及國際政治互動當中展開的。自生秩序的一個根本特征就是如哈耶克所說的，是人的行為、而非人的設計的結果。

那麼我們就可以說，任何一個國家的戰略之最終結果，都不會按照它最初的設想展開，因為它始終要面對其他國家所形成的外部約束條件。在各種約束彼此互相沖突博弈的過程當中，我們會看到達成某種新的勢力均衡的過程逐漸展開。如果從一個短時段來看，均衡的過程可能會呈現為各國之間的關系不友好或過度友好，諸如近期所看到的中日關系、歐俄關系、中俄關系等，而如果從一個更長的歷史時段來看的話，所有這些看上去不友好或者過分友好的行為，都只不過是要達成執行機制層面的均勢所必需的歷史過程而已。而這種均勢達成的結果便會是前面談到的——普遍秩序的公共性進一步得以浮現。

巴尼特也意識到美國的單邊主義行動所存在的問題，所以他提出，在前述的新老核心國家合作的過程當中，要積極地把制定規則的程序向新核心國家開放。全球化進程就像一列火車，“舊核心國家要引導，斷層國家要跟隨，但是必須由新核心國家掌握節奏，使得整列火車保持完整。”[ [美]托馬斯·巴尼特：《大視野大戰略：縮小斷層帶的新思維》，第16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