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遭受精神電擊而忍受極大的震撼和痛苦，我直到上個世紀90年代很晚才意識到1979年到1989年這十年的思想開放和思想探索時期在中國歷史上是如何重要和罕見。在跟朋友聊天和文字寫作中，我總是用“狂飈突進”來形容這個時期。那個時期可以跟德國的“狂飈突進”運動相比。在整個中國歷史上，這樣富於多樣性和個性勃發的思想文化氛圍只有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能夠超過它。那時，各種思潮噴發、撞擊；各個方向上的藝術探索色彩紛呈，許多思想成果至今仍然是中國社會的重要維度，許多藝術成果至今仍然吸引著中國和世界別處的眼光。有的人物和作品在當年勃發生長，頗為艷麗，而後來在90年代，這些人物和作品固定、僵化為我們當年的活化石。即使這樣的成為化石的人物和作品，在碰巧的時候還能有諾貝爾獎好拿，這足以見得當年的狂奔的確迅猛。

這個狂飈突進運動的正式名稱叫做“新時期”。這個狂飈突進運動的主力軍大概是1977年以後進校的大學生。我經常將各個領域文革後第一批進校的學生稱為黃埔一期。這個黃埔一期在各個學校不是同一年，一般的學校都是77級進校的，例如廣播學院1977年就招生了，薛飛、杜憲、白羽等都是播音專業的黃埔一期。而電影學院的黃埔一期學生就是七八班，他們中導演系和攝影系的某幾個學生後來成了國際上著名的“第五代導演”。但是他們成為引人注目的“第五代”不是因為他們78年進電影學院。

僅就導演系而論，78班的同學沒拍過“第五代”風格的作品的人大有人在，也不是因為他們是那個年齡，而是因為他，或者她拍過第五代風格的電影作品。就是許多板上釘釘的“第五代”導演自己，其中多數在後來的上個世紀90年代的高壓之下也改弦更張。比如那位“古裝主旋律電視劇”女大師胡玫，許多人都不知道她還拍過很有些人性論意思的《女兒樓》，我覺得那部電影可算作第五代風格的作品。

1979年，我進了大學。文革時我才小學4年級，16歲初中就算讀過了，被分配進工廠當童工，高興得緊。那時候，當上工人在社會成分和經濟上就是貴族了。也許是由於心中的壓抑不那麽大，積累不那麽厚重，沖出絕境的勁頭也不那麽猛烈。我直到1979年才想起來考了個本科。畢業以後電影學院在城區沒有房子給青年教師住，我在朱辛莊待的年頭比78班的師生都長，對那個北京農學院的院子的記憶就怕不比第五代及其同學們少，有的記憶還要慘烈些、厚重些。

大約是從77級延續到79級，這幾年進校的本科生七老八十的比較多。這也是在後來我才注意到一個現象：這些文革中的紅衛兵和文革中的紅小兵在文革後進了大學有著明顯的青春期後延現象。我們這些二十五、六，小三十的人，進了大學以後還在幹中學生、小學生幹的事情，有的事情是王朔筆下的馬小軍在文革中幹的，比如撬開某個教室的鎖進去打開燈看書；有的事情是香港的古惑仔在十七八歲就幹的，比如打架、初戀。我進校時候就聽過不少故事，後來在搬遷到黃亭子的新校址後，我和一些同學們也幹過一些很古惑的事情。那時候，電影學院跟北京農學院合用一個校園，校園的北圍墻後面大約半裏地就是那個原來叫做朱辛莊的村子。由於這個環境的關系，電影學院的學生跟北京農學院的學生發展過一些男女愛情和友誼。演員羅剛好像是有過一個女朋友是農學院的女生，好像還是團幹部。

電影學院動畫學院的現任院長孫立軍的夫人就是當年農學院的校花。他們兩人談戀愛幾乎是在我的眼皮底下，孫院長那時偶爾還跟我簡單匯報兩句進展情況。當然，農學院的校花在電影學院學生損人的嘴裏不肯說成是校花。也不盡然是友誼和愛情。曾經有一次因為踢足球的事情電影學院男生跟農學院學生發生矛盾，有個表演系男生被七、八個農學院男生堵在澡塘裏，另一個男學生單騎救同窗，兩個人與七八條農學院漢子大打出手。那個踢球生事的表演系同學就是今天價碼很高的導演張建棟（導演過《刑警本色》、《絕對控制》《讓愛做主》等電視和電影），飛馬來出手的表演系帥哥是到美國去曲線愛國的演員陳大明（參加演出過《別了，溫哥華》、《幹掉比爾》等許多中外影片，導演過電影《井蓋》）。有時還會跟附近農民發生關系，據說某個現在很有名氣的喜劇風格的演員、表演系現任教師就跟別的同學合夥摸過朱辛莊的雞，連夜抹脖子拔毛，用電爐子煮了不到半小時就吃，哪裏是吃，真正叫做“啃”。我聽過的最誇張的壞事是說一個朱辛莊的老太太挎著一籃子雞蛋來學校放地上賣，忽然看見面前的二樓窗口有一個人打著把雨傘做空降兵狀就那麽飛下來了。老太太驚訝，嘴張著看，再等到定了神朝地上看，一籃子雞蛋沒有了。這個段子是張建棟在喝了兩杯酒以後跟我講的，我到現在都不知道是他編出來的還是真有其事。

青春期後延的癥候也不完全是胡鬧、搞古惑。學習上也在活到老學到老，進校就奔三十的人了，努力啊，學習上的如饑似渴很感人。電影學院的人都知道，張藝謀的英語是靠背誦單詞旁邊的注音漢字通過了考試的。由於畸形青春造成的饑渴和殘缺，那學習的積極性高到了病態的程度。為了看電影，最高的層次遭處理的人是大名鼎鼎的陳荒煤，當時的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主任。他為了法國電影展中的一部片子寫過檢查，因為有幹部看了那部片子說是顏色太黃。我今天看來，那部電影是很嚴肅的探索人類學的影片——法國的雅克•阿諾導演的《火之戰》。學生們為看電影搞的招數就多了，美術系的同學畫票是有傳統了。謝園寫的回憶文章說到陳凱歌爭取到一張資料館的票就忘記了同學。我自己在上學時做電影票已經比78班學長高明得多了，把撕過的票剪去一塊，這樣就只要再貼上一塊紙，畫一個有不同號碼的票頭子就可以。一度時間，我手上有洗印廠放映廳各種顏色的撕過的電影票。當年經常替我畫票的是現在挺有名的廣告導演丁晟，好像現在的美術系教師項海鳴也幫我畫過。我還有個同學把學生證借給別人給發現了，被老師勒令寫書面檢查。他就是張強，現任紫禁城營業公司的總經理。我跟張強為了積攢資料還做過更犯規的事情，拉片時把錄像帶偷偷帶出來到鐘惦斐老師的兒子鐘星座家去翻錄。因為他那時已經是有名的廣告導演，有錢買得起兩台錄像機。前年，我在碟店裏看到了美籍導演賽爾喬•萊昂內的《好人、壞人和小醜》，趕緊買了，因為有記憶、有感情，這是我當年跟張強聯手偷錄的影片之一。

這些壞事跟拼命地讀書做筆記、討論、聽講座、看其它藝術展覽一樣，都是補課情結帶來的學習沖勁。可是，還有些可怕的、畸形的東西。這個青春期被壓抑的癥候帶來的不僅僅是那一代學生文化上、藝術素養上的補課情結，還有重要的影響在那一代人的思想和性心理上。思想意識上的埋伏可以看看大多數第五代導演在90年代是如何轉行成為古裝主旋律的旗手，我個人認為他/她們後來跪倒在漢武大帝、雍正王朝、秦始皇腳下成為貼身衛士，不過是那一代人紅衛兵青春記憶的老年性復活發作而已。美學上這一代人對唯美畫面的追求，動不動就要舉手向天喊一嗓子“啊，咱們中國，五千年啊”，這種抒情愛好是否跟這一代人最容易產生的那種對青春不堪回首又得意著今天輝煌的感嘆有關？如果不看政治態度、不看藝術走向，僅僅認真地研究一下我們這一代人的男女關系也可以看出這種補課情結。進大學念本科時絕大多數人都沒戀愛過，有的是結過婚了還沒戀愛過，有的是結過婚了，沒有性過。畢業以後的新聞呀、八卦呀，找男女朋友啊，跟這種性心理的青春積壓、畸形有很大的關系。算算那一代人進大學都什麽年紀啦，我自己進本科時已經25歲，不知道女人這兩個字怎麽寫。這種性心理的補課情結跟學習上的補課情結是完全並行、互相促進的，它跟藝術上的那種抒情態度和對金錢、成功的極度渴求是什麽關系，我還沒琢磨好，我經常拿自己的心事當標本。（收藏自愛思想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