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海洋是一個充滿財富和商機的世界

 《記纂淵海》卷七《地理部》“海”條稱“海有三德：一曰深廣無邊；二曰清凈不受雜穢；三曰藏積無量珍寶”。另說八德或五德，皆有出珍寶一德。宋代隨著海外貿易的興盛，對海洋帶來財富和商機的認識更為具體。《嶺外代答》載：“諸蕃國之富盛多寶貨者莫如大食國，其次阇婆國，其次三佛齊國，其次乃諸國耳”(78)。宋代進口的大宗商品是珠寶、香藥等，《嶺外代答》和《諸蕃志》對諸國出產珍寶、香藥的種類作了詳細記錄。特別是《諸蕃志》卷下專門記載了四十七種珠寶和香藥的名稱、產地、特性等。對於百姓而言，海上貿易利潤豐厚，“每是一貫之數可以易番貨百貫之物，百貫之數可以易番貨千貫之物”(79)。這是談以銅錢購蕃貨。其他商品的貿易也有可觀的回報。廬陵彭氏商人在廣州以數千錢市石蜜，隨船出海貿易，途中遇蜑丁以珍珠交換其石蜜。又有某氏攜陶瓷犬雞提孩等小兒玩具隨船出海貿易(80)，蕃國小兒以珠相交易。這兩人都是隨船貿易的小商人。而“販海之商無非豪富之民，江淮閩浙處處有之”(81)。大商富賈獲利更多。

 於國家而言，“諸番國各以其國貨來博易、抽解”(82)，宋朝可獲得大量市舶收入。因而也以經濟眼光看待海上貿易。有官員說“國家之利莫盛於市舶”。市舶司乃“富國裕民之本”，“於國計誠非小補”(83)。宋高宗充分肯定海上貿易可為國生財，稱“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動以百萬計”；“市舶之利頗助國用”(84)。宋朝自北宋所制定的鼓勵中外商人貿易，實行抽解和博買的市舶制度就體現了從海洋取財的觀念。海洋可為國生財這是漢唐所未曾有過的思想。

 《諸蕃志》對海外諸國信息的記錄非常重視對本國物產、海商所用商品等市場信息，充分體現了海上交往以經濟貿易為重心這一現狀和觀念。如占城國志包括了四個方面的商業信息：土產，“土地所出，象牙、箋、沈速香、黃蠟、烏樠木、白藤、吉貝……”；貿易政策，“(外國)商舶到其國，即差官摺黑皮為策書，白字抄物數，監盤上岸，十取其二，外聽交易。如有隱瞞，籍沒入官”；前往該國的海商所帶商品，“番商興販，用腦麝、檀香、草席、涼傘、絹扇、漆器、瓷器、鉛、錫、酒、糖等博易”；其國內的貿易和貨幣情況。阇婆國志也記載了這四個方面的商業信息：土產胡椒、象牙、犀角、真珠、龍腦、玳瑁、檀香、茴香、丁香等；外國“賈人至者，館之賓舍”；“以銅、銀、鍮、錫雜鑄為錢，錢六十準金一兩、三十二準金半兩”；番商興販，用夾雜金銀及金銀器皿、五色纈絹、皂綾、漆器、鐵鼎、青白瓷器等交易。這是一個完整的商業知識指南。不僅占城、阇婆如此，該書對三佛齊國、藍無裏國、大食國、渤泥國、麻逸國、三嶼等宋朝商人貿易的主要國家和地區基本上記載了上述的商業信息(85)。這一方面是趙汝適的信息主要是向海商采集而來，另一方面其對所采集信息的選擇也客觀反映了宋人向海洋生財取利的商業觀念。

 與《諸蕃志》重視商業信息不同，宋代正史對海外諸國知識的選擇特別註重朝貢活動。《宋會要》“蕃夷”的主要內容就是諸國的朝貢和冊封等政治信息。以阇婆國為例，上舉《諸蕃志》記錄了該國豐富的商業信息，而《宋會要》卻只記錄該國九個年份的朝貢事跡，完全不記錄商業信息(86)。《續資治通鑒長編》和《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等則較少記錄如《諸蕃志》中的商業信息，而以朝貢和冊封等政治交往為主。元朝所修《宋史》的海上諸國采納了《諸蕃志》等書的若幹史料，包括物產、貨幣等，但不載商人貿易情況，且大大充實了朝貢和冊封的內容。這些史籍選擇海洋知識的角度是為華夷秩序作政治解說，要構建的是四海皆朝貢宋朝的華夷秩序下海外蠻夷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