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外代答》記載了海上諸國的位置、風土、航路等信息，或得自他人記載的商人敘述，或得之於史傳，如其序言所說是其在廣西靜江府(桂林)和欽州做官時“耳目所治，與得諸學士大夫之緒談”。也有直接自海商處聽得者(28)。當時廣西欽州和海南四州有海商貿易，該書關於交趾以外的諸國信息有可能部分來自於此。各國自建隆以來朝貢等信息則顯然出自市舶司等官方機構的記錄，不可能通過訪之百年後的民間商人獲得。該書在南宋已廣為傳播。

 禮賓機構和沿邊官員所繪涉及海外的圖也是宋人獲得海洋知識的途徑。見於記載的有，太平興國三年知廣州李符獻《海外諸域圖》；淳化五年南海商人畫《海外蠻圖》；鹹平六年知廣州淩策上《海外諸蕃地理圖》；元豐元年羅昌皓“畫占城至交趾地圖”。宋朝“秘閣圖畫”中還“有占城、三佛齊、羅斛、交趾職貢圖各一，真臘職貢圖二，外國入貢圖一，有華夷列國入貢圖”(29)。大中祥符九年占城等國入貢，禮賓機構“圖其道路、風俗、人物、衣冠，以付太史”。鴻臚寺“覆以註輦入貢列諸繪事”。宋真宗詔禮儀院修《四夷述職圖》(30)。趙汝適在《諸蕃志》序中稱自己“被命以來，暇日閱《諸蕃圖》”。這些圖都有關於海外諸國多方面信息。宋代《華夷圖》也繪有海上諸國信息。

 四是各類文獻記錄和文人創作的傳播。市舶官員、禮賓及沿邊有關官員獲取的海洋知識主要是直接向使節和商人采集，還有一些文人士大夫著述中根據間接的聽聞或閱讀而記載下海洋知識，甚至創作虛構的海洋故事。宋代類書不僅收錄歷代文獻，也收錄宋朝當代文獻。《古今事文類聚》和《記纂淵海》還專設“海”條和“潮”條，引歷代典籍關於海洋的記載。類書多是應試考生常讀之書，如《四庫全書》中《玉海》的“提要”稱“此書即為詞科應用而設”，因而傳播範圍較大。沿海地區方志如《淳祐臨安志》和《鹹淳臨安志》都對浙江口的海潮成因和潮候規律有詳細記載(31)。《寶慶四明志》記載了海外諸國在明州的貿易情況和明州外海的潮汐規律(32)。筆記小說關於海洋的記載大多來自作者的聽聞，甚至虛構。岳珂《桯史》記錄了廣州蕃坊中南海諸國來華商人的生活(33)。《癸辛雜識》續集卷上《海船頭發》《海神擎日》《海井》《海蛆》《霍山顯靈》等都是講述海洋故事，除《海蛆》為紀實故事外，其他皆為虛構。《夷堅志》也收錄了一系列虛構的海洋故事(34)。這些作者虛構的海洋故事並非記錄真實的海洋知識，但在娛樂的同時也傳達了海洋險惡、敬畏海洋和因果報應的觀念。

二、宋代海洋意象的構建

 宋代豐富的海洋知識通過多種途徑傳播，在宋人的主觀世界中折射出怎樣的海洋意象？亦即宋人基於既有海洋知識而構想的海洋世界是什麽樣的形態？

 (一)海洋是由尾閭、洋流、潮汐和季風構成的動態世界

 先秦時期對世界的想象是“中國”即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小海環之，其外如赤縣神州者九，有大瀛海環其外，即“天地之際”，共同構成所謂“天下”(35)。隨著人們對外部世界認識的加強，赤縣九州之外為小海的假想被放棄。西晉張華在《博物志》中提出天地四方皆海的設想，“天地四方皆海水相通，地在其中，蓋無幾也。四海之外皆覆有海。東海共稱渤海，又謂之滄海。南海之別有漲海，西海之別有青海，北海之別有翰海”。宋人承襲了這一認識(36)。宋人對於“西、北二海所未嘗見，故闕而不紀”(37)，所討論的主要是東海和南海。

 《莊子•秋水篇》稱海洋有百川歸之，亦有尾閭泄之：“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晉郭象解釋“尾閭”即“泄海水出外者也”(38)。自先秦以來，尾閭不過是人們的想象，而宋人卻對海洋尾閭的位置提出了明確的看法。《夷堅志》稱台州寧海縣以東是尾閭之一，“水汩汩成渦，而中陷不滿者數十處雲。此所謂尾閭泄水者也”(39)。《嘉定赤城志》和祝穆《方輿勝覽》引《夷堅志》，稱寧海縣東有尾閭，“舊傳為東海泄水處”(40)。其二在交趾洋以東的東大洋海，“有長砂石塘數萬裏，尾閭所泄，淪入九幽……尾閭之聲震洶無地”。其三在阇婆國以東，“阇婆之東，東大洋海也。水勢漸低，女人國在焉。愈東則尾閭之所泄，非覆人世”。“三佛齊之南，南大洋海也。海中有嶼萬余，人莫居之，愈南不可通矣”(41)。東北方向是《列子》所謂歸虛(又名歸墟)：“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虛。八纮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註之，而無增無減焉。”(42)亦即莊子所謂尾閭。這些描述與日本“地極東，近日所出”(43)，向西木蘭皮之西是“日之所入，不得而聞也”(44)，勾勒出了宋人對海洋認知的邊際。

 尾閭之泄是宋人限於傳統知識和實踐認知而對海洋的錯誤想象。而宋人對洋流、潮汐和季風的認識是客觀存在的。上文論及徐兢船往高麗，根據白水洋、黃水洋、黑水洋等洋流水色確定位置。宋人對其海域的洋流也有一定的認識。福州向東可到琉球國，“其水東流而不返”(45)，商人航行需避開此洋流。海南島西南之交趾洋是洋流分路之處，稱“三合流”：“其一南流，通道於諸蕃國之海也，其一北流廣東、福建、江浙之海也，其一東流入於無際，所謂東大洋海也。”“南舶往來，必沖三流之中，得風一息可濟。茍入險無風，舟不可出，必瓦解於三流之中。”(46)商船掌握了洋流規律即可因勢利導地加以利用。

 宋人對海洋潮汐已有深刻認識。徐兢認為古人對潮汐的諸多解釋“皆持臆說，執偏見”。他指出潮汐由天、地、水、氣互動而形成，“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太空之中”。“地承水力以自持，且與元氣升降互為抑揚”，“方其氣升而地沈，則海水溢上而為潮，及其氣降而地浮，則海水縮下而為汐”。一晝夜陰、陽之氣各一升降，“故一日之間潮汐皆再焉”。“然晝夜之晷系乎日，升降之數應乎月”。潮汐又隨日、月運行而變化，形成晝潮、夜潮的潮候規律(47)。這與燕肅元氣升降，日月運行，陰陽交替互動而生潮汐的觀點相似(48)。《鹹淳臨安志》記載了錢塘江外四季逐日潮候，即潮汐時辰和大小(49)。《淳熙三山志》和《寶慶四明志》記載了福州和明州外海的潮候。半月一次更替的大小和時辰規律與《鹹淳臨安志》相同而稍有差異(50)。總體而言，宋人認識到潮汐是有規律的，“潮隨月長，晝夜至如符契”。因而近海水路交通都按潮汐計程，而不用裏數，即“水路視潮次停泊，猶驛鋪也”，如《淳熙三山志》逐程記載了福州自迎仙門至莆門海道十五潮程(51)。《寶慶四明志•昌國縣志》記載了該縣到周邊縣份邊界的潮程。

 晉朝法顯由天竺經海路回國已明確提到利用季風。法顯乘商船，自天竺“得好信風”東行(52)。宋人已能熟練掌握和利用季風航海。往來於宋朝與南海諸國貿易的商人利用季風，“冬南夏北”(53)，宋朝發船，“去以十一月、十二月，就北風，來以五月、六月，就南風”(54)。明州向北航行也是“趁南風而去，得北風乃歸”(55)。徐兢使團出使高麗，五月發舶，“去日以南風”，七月中旬“歸日以北風”(56)。從日本到明州，“賈舶乘東北風至”(57)。商人李充自明州往日本，六月發舶，乘西南季風(58)。宋人還掌握了東南亞與印度洋之間的季風規律，商人往東南亞以西貿易，在藍裏住冬，等待季風。(59)

 在宋人的知識中，海洋就是由尾閭、洋流、潮汐和季風構成的動態而有規律的世界。宋朝人開展空前頻繁的海洋活動，正是較以往任何時代都更加具體地認識和利用了這些知識，借以展開航海活動。

 (二)海洋是一個險惡而奇異的世界

 在當時的航海技術和造船條件下，海洋對於宋人仍是一個充滿風險的世界。親歷了航海之險的徐兢寫道：“惟海道之難甚矣。以一葉之舟泛重溟之險”，其險有三：“曰癡風；曰黑風；曰海動”。若“癡風之作，連日怒號不已，四方莫辨。黑風則飄怒不時，天色晦冥，不分晝夜。海動則徹底沸騰，如烈火煮湯。洋中遇此，鮮有免者”。徐兢船隊“使舟與他舟皆遇險不一”。徐兢所乘船在黃水洋遇風浪，船“三柂並折”，不得不更換船柂，但“既易，覆傾搖如故”。到達明州後“舉舟臞悴，幾無人色。其憂懼可料而知也”(60)。海中害船者不唯風濤，還有魚龍之險。“有鋸鯊，長百十丈。鼻骨如鋸，遇舶船橫截，斷之如拉朽爾”。海中還有大如山岳的蛟龍(61)。海難事故的記載頻見於宋代史籍。《宋史》和《文獻通考》等史籍留下了六起宋日間海難事故和九起宋麗間海難事故的記載(62)。而實際的海難事故顯然要遠多於此數。吳潛任沿海制置使時就看到“自來倭人間有失舟者”，流落慶元府，“又有高麗境內船只忽遇惡風，時亦飄至台、溫、福建、慶元界分”，其任職“兩三歲之間，一再見之”(63)。胡則任廣西路轉運使時也遇“有番舶遭風至瓊州，且告食乏，不能去”(64)。“明州、登州屢言高麗海船有風漂至境上者”(65)。而時人知曉或不知曉的更多海難事故則未能載諸史籍。

 充滿風險的海洋在文人的筆記小說中被描繪成怪異的世界。何薳《春渚紀聞》載：安燾出使高麗，於“海舟中安貯佛經，及所過收聚敗經余軸，以備投散”。途中遇風濤，“見海神百怪攀船而上，以經軸為求”。舟人將所帶經盡數散給，“指顧之間，風濤恬息”(66)。《夷堅志》記載了多個怪異的海洋故事。如，昌國海商在被島人“縛以鐵綆，令耕田”，並燒鐵箸灼其股以為戲。趙士藻一行因未及時往廣利王廟祭祀，遭遇海難。明州商人泛海，到長人國，被長人抓住折磨。板橋鎮商人曾飄至長人島。另有泉州海賈飄風至一島，被婦人禁錮於石室，七八年始得脫。明州人蔣員外平素多行善事，一次航海遇風溺水，卻有一物托起獲救(67)。周密《癸辛雜識》記載了楊師亮航海遇青面鬼及美婦人來索取頭發。趙都統航海見“通身皆赤，眼色純碧，頭頂大日輪而上”的海神。一海商在華亭縣市中買得一寶物——可將海水變為甘泉的海井(68)。《張氏可書》也記載海船遇風至長人島，舟人被長人“兩手捉兩腳，劈作兩片，各餌其一”。

 《嶺外代答》和《諸蕃志》對中國商船難以直達的地區也有一些怪異的記載。如，阇婆東南島嶼上有吃人族晏陀蠻，“人身如黑漆，能生食人，船人不敢艤岸”，商人遇風飄至者“盡為山蠻所食”。阇婆國東南還有麻羅奴蠻，“商舶飄至其國，群起擒人，以巨竹夾燒而食之”。另有女人國，“舶舟飄落其國，群女攜以歸，數日無不死”。其國海水間或“流出蓮肉，長尺余。桃核長二尺”(69)。木蘭皮國所產麥粒長二寸，瓜圍六尺，胡羊高數尺。昆侖層期國有大鵬，翅羽直之管堪作水桶，又有“駱駞，鶴身，項長六七尺，有翼能飛，但不高耳”。海島野人身如黑漆(70)。但是這兩書對大部分海上諸國人等的記載是風俗各異，可貿易交往的蠻夷。宋代不僅商人能夠在海外直接接觸海上諸國人等，不出海的宋人也可能在蕃坊接觸海外諸國商人。如岳珂記載廣州蕃坊“海獠”信仰伊斯蘭教，風俗異於中國人，富奢而恪守信仰，“揮金如糞土”卻“終日相與膜拜祈福，有堂焉”。每歲四五月商舶將來，“群獠”入高塔祈南風(71)。朱彧記載廣州蕃坊的蕃商“衣裝與華異，飲食與華同”“但不食豬肉而已”“非手刃六畜則不食。若魚鱉則不問生死皆食”(72)。這又呈現了一個有別於怪異描繪的常人的海外世界。

海洋的險惡和怪異使宋人對海洋抱有強烈的敬畏之心，海上信仰因此而大盛。泉州和廣州地方官在海商出海時節都舉行祈風儀式，民間祈風則遍及明州南到海南島(73)。宋代南海神崇拜也達到高潮，海神多次受到朝廷賜封。宋人還創造了新的海神媽祖。宋代對媽祖的賜封達十五次之多(74)。商海相信僧人隨船，能夠頌經祈福，“度海危難，(僧人)禱之，則(神)見於空中，無不獲濟”，因而“商人重番僧”，航海回程，還“飯僧設供，謂之羅漢齋”(75)。成尋作為對船主的回報就是每天念經祈福。“每日念《聖觀音咒》一萬遍、《風天真言》一萬遍，祈乞海安”。上船的當日的三月十五日，念經，做如意輪供三次，文殊供一次，十六、十七日亦如此。該船啟航前“以雞酒祭諸神，燒紙幡，讀祭文”。二十一日風不順，又“祈神卜之”，成尋更是“念五台山文殊並一萬遍菩薩，天台石橋五百羅漢念誦數萬遍”。次日風順，仍“數萬念誦，敢無間斷”(76)。祭祀幾乎伴隨著航海整個過程。如徐兢使團發舶前於總持院建道場七晝夜，降禦香於顯仁助順淵聖廣德王祠，得東海龍君神物(狀如蜥蜴)的吉兆。出發日中使登招寶山焚禦香祭拜。次日在沈家門祭岳瀆之神，刻木為小舟，載佛經糧糗投於海。再次日在梅岑寶陁院祈福。船入黃水洋，以雞黍祀沙。頻繁祭祀的原因如徐兢所說：“一浪送舟，輒數十余裏，而以數丈之舟浮波濤間，不啻毫末之在馬體。故涉海者不以舟之大小為急，而以操心履行為先。若遇危險則發於至誠，虔祈哀懇，無不感應者”(77)。虔心侍奉神靈是祈求平安的唯一之道，體現了宋人對海洋的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