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底層文學更多關注現實世界裏的底層——在經濟、情感、道德等多重壓力下的活生生的人。底層蘊含著巨大的力量，有壓迫可能就會有反抗。但在資本和精英主導的新社會意識形態下，底層存在著從受壓迫者變成壓迫者的誘惑。翻身之後還要“翻心”，勇於批判和鬥爭，創造新的文化和新的人與人的關系，是底層文化的出路。

底層視角：文學如何表達？

一對鄉下夫妻帶著孩子來城裏承包了一廁所，為省房租，也圖方便，全家平時就住在這廁所裏，負責廁所衛生、收費等。孩子在附近上學，天不亮就跑去學校，蹭到天黑才肯回家，獨來獨往，竭力避免讓人知道他家住哪。可有一天，同學還是偶然發現了這個秘密，並嘲笑挖苦他。孩子受不了，在雨中一路奔跑，直跑到城郊大橋上，跳河自殺。這是王祥夫小說《狂奔》的情節。以底層的視角寫故事，這類作品就叫“底層文學”。

與現實社會的直接批判與呼籲不同，我們平時只知道進城打工者的艱辛是社會問題，然而，誰又能真切地透入底層靈魂的深處來思考呢？走出象牙塔，選擇底層視角而非精英立場來表達，“底層文學”重新建立了文學跟現實世界的聯系。曹征路的《那兒》寫國企改制及工人抗爭的故事，《霓虹》寫下崗女工被迫去賣淫的故事，《問蒼茫》寫一些從農村來的女工在一個血汗工廠想罷工的故事。“底層文學”不僅僅敢於直面嚴肅的社會問題，反映社會的變化與人的變化，它更願意關註生活在底層裏活生生的人們——內心情感、覆雜的情境，以及基本道德倫理問題。底層所承受的政治經濟壓力，會輕易地轉化成道德困境和情感壓力，這是“底層文學”表達底層的最獨特的地方。

城裏有兩戶關系很要好的人家，一家的小孩落水，另一家的媽媽讓自己孩子去救，結果救起了小孩，自己孩子卻溺水身亡。溺水孩子的母親不斷地同那家交涉，希望能賠四萬元錢。但對方生活困難，以賣魚為生，實在拿不出來。悲痛的母親就一遍一遍地說，孩子的命難道是四萬塊錢就能買回的嗎？你怎麽還不願意出？一氣之下，就把那家小孩綁架了，困在舊樓的水塔裏，想讓對方母親也嘗嘗失去孩子的滋味，因為過度緊張和勞累，竟把這事忘了。小孩在水塔裏呆了兩三天才被人解救，而這個母親則被關進了監獄。這個故事所提出的問題是：在經濟環境的壓力下，傳統的道德還有無生命力？孩子落水，我們要不要去救？市場經濟的價值標準使基本道德倫理面臨巨大考驗，底層的精神處境艱難。

底層的力量與精英立場

胡學文的小說《向陽坡》講的是這樣一個故事：有一個村子，村裏最好的一塊土地是向陽坡，被一個農民承包耕種。一天，村長對這個農民說，你不用再種地了，有人看上了向陽坡，你只要幫忙看著就行，一年會給你好多好多錢，準比你種地收入多。農民覺得不錯，就答應了，但後來發現，這塊地不是要開發，也並非要種莊稼，而是建了個墳墓，要求他每天去看墓地。這墓地裏埋的竟不是人，而是狗——一個有錢人用很隆重的方式將愛犬埋葬於此，並將墓碑修得很好。於是，這個農民一次次去找村長，說我為什麽要給狗看墓呢？而且拿了村裏最好的地給狗埋葬，別人都勸，有錢人愛埋人就埋人，愛埋狗就埋狗，錢不少給你啊。但這農民的心裏過不去這個坎，最後實在承受不了，就把墓挖開了，把狗屍體扔了出去，再多錢也不要了。

很多人覺得農民是愚昧的，沒有文化的，這樣簡單的看法來自一種精英、外在的視角。向陽坡的故事就發現了底層自身的力量，弱者的反抗方式，執著的精神堅守。這種力量跟中國內在的傳統文化有關系。農民，確實是沒有西方精英式的文化知識，但他們有民間傳統文化的積澱，農民就認這個死理，這個“理”就是最核心的文化，底層的執著，這是底層堅守的力量。

然而，從更多“底層文學”的實踐來看，我們的思想資源還很匱乏，常停留在簡單的人道主義同情，從而削弱了可能的思想深度。立場過於“精英”，選擇站在高高的位置將“底層”描述為愚昧、落後，並沒有充分認識到底層蘊涵的力量，也不能將自己置身於和他們平等的位置，預期的讀者仍是知識分子，而不能為“底層”民眾所真正閱讀，更遑論發揮作用。

資本主義邏輯正試圖俘虜底層

底層最可悲的地方在於一心向往上層的生活，他們往往對發生在自己身邊的事和自己所置身的生活處境沒有認真關註。即使是處於最底層的人，他們整體的思想狀況，也受上層思想的影響，夢想早日擺脫底層。很多來自底層的青年，他們的自我奮鬥目標就是進入精英階級，進入上流社會。這種思想逐漸瓦解了底層的自我意識和階級意識，他們想的和說的已經不代表他們自己的利益，而是代表欺壓他們的階層利益。

《毛澤東文藝論集》中提到，人的階級區分不只是源於“出身”，亦且源於所受到的“教育”。對於底層的人來說，如何才能不“忘本”，不被“統治階級”的思想俘獲，是一個重要問題。現在教育的基本功能是喚起人們對資產階級、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幻想”，讓人追求有房有車的生活，追求精英的話語權與身份、地位，連一些出身底層的人也是如此，全然拋棄了對自身處境的清醒認識和對自己父母、家鄉的關切與同情，這是很可悲的。

現在不論是文化還是教育，都充滿著中產階級的幻想，在這樣的“文化生態”下，列寧對“兩種文化”的區分並沒有過時，只有通過對“統治階級思想”的批判，“被統治階級”的思想才能浮現出來，只有取得了“文化領導權”，“被統治階級”才能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的處境和世界的本來面目，才能擺脫那些花花綠綠的幻想，腳踏實地地做自己該做的事情。

毛澤東說，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會有反抗，這是真理。但是，在具體的歷史條件下，有壓迫不一定有反抗，所以才有人強調“群眾的心理承受能力”，壓迫者不僅在政治、經濟上進行控制，而且在思想上也把自己的邏輯灌輸到被壓迫者身上，久而久之，好像這些就是自然的了，被壓迫者也認同了壓迫自己的邏輯。魯迅說，這是“國民性”，胡風概括為“精神奴役的創傷”——一開始會反抗，但不斷地失敗、被報覆，幾千年下來，在底層人心中就會有這樣一種陰影、創傷和習性，在反抗前要先考慮一下反抗的得失。

底層真正的出路在於，翻身之後，還要“翻心”。底層翻身後，如果仍然認同以前的原則，譬如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那不過是很簡單地從受壓迫者變成了現在的壓迫者。諸多上層精英的人生理想，混雜著金錢至上的原則，每個人都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各方面的便宜都想占，競爭萬能、市場萬能，這些都是很多人不加考慮就認同的新社會意識形態，流行於全社會，沈潛在很多人的意識、潛意識乃至無意識中。

但這些真的正確嗎，人類歷史從來就如此嗎？好像並不是。在今天，“底層文學”應該起到翻身後的“翻心”作用，勇於批判，敢於鬥爭，從而創造出新的文化和新的人與人的關系。（愛思想網站 2010-0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