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家洲，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教授，長期從事中國古代盛世史的研究。

內容簡介：公元前140年，年僅16歲的劉徹即位，他就是我國歷史上赫赫有名的漢武帝。漢武帝在位54年期間，勵精圖治，對內廣攬人才，創設制度，發展經濟；對外征伐四夷、開通西域，從而使漢王朝走向鼎盛。漢武帝是一位有雄才大略、富於進取精神的帝王,在我國歷史上，他第一次確立了儒家在國家思想文化領域的主導地位。第一次實現了中西方大規模文化交流與融合。班固在《漢書·漢武帝》中這樣評價，“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在歷史上把這段時期稱為漢武盛世。

綜觀我國古代代史的進程，真正當之無愧的“盛世”，從時間跨度而言其實並不太長。但它一旦出現，就以國家統一、社會穩定、經濟發展、文化繁榮、吏治清明，在歷史上留下了光彩奪目的篇章，賦予歷史以巨大的推動力。然而，不無遺憾的是，每一個特定歷史階段的“盛世”，大多難以維持很長時間，衰亂之局接踵而至，幾乎是無可回避的歷史歸宿。本講旨在展現中國漢武盛世的現狀，對其形成、發展、衰落進行歷史的透視。

公元前140年，年僅16歲的劉徹即位做了皇帝，他就是我國歷史上赫赫有名的漢武帝。漢武帝在歷史上和秦始皇齊名，毛澤東主席早年間在他的詞作《沁園春·雪》裏邊就講到了“秦皇漢武，略輸文采”；甚至直到前不久，我們在電視屏幕上就看到了兩部同樣以漢武帝及其時代為取材範圍的歷史劇。這說明漢武帝的魅力直到現在依然是光彩照人。那麽怎樣看待這個時代呢，我想是不是用這麽幾句話來概括。

第一，這是一個奮發進取、功業顯赫的時代，第二，這是一個創設制度、垂範後世的時代，第三這是一個註目域外、走向世界的時代，第四這是一個鼎盛之下潛伏著危機的時代。這是我對漢武帝這個時代的一個總體的概括。下邊，我開始分頭講。

第一個問題要講的就是漢武帝即位之初他所面臨的局勢。這是歷史提供給漢武帝的一個活動的舞台，具體說來，漢武帝即位之初他所繼承的是漢初文景之治的全部的成果，這個文景之治給他提供的，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社會現實。要講到正面的現實，首先表現為當時社會經濟的繁榮，對此司馬遷在《史記·平準書》裏面有一段非常經典的論述，漢興七十余年，如果不遇到自然災害，那麽一定是，“家給人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余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在一個以農業立國的國家，糧食和錢的富有，這是國家強盛、社會富裕的主要標志。在這一點上，可謂文景之治所體現的經濟功能。特別是當它和漢初的那種局面，也就是劉邦剛開國的那個局面，所謂的“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那樣經濟困頓的局面相比較，我們不得不說漢武帝面臨的經濟形勢是比以前要好得多了。

第二個有利的影響，就是經過文景之治這麽長的一段時間，整個社會呈現出社會安定、政治清明、人心所向，這樣的一種總體的局面。這跟漢初統治者推行了一系列的輕徭薄賦的政策有關，也與漢初接連廢除了許多秦朝的酷苛法令，特別是其中的妖言令、挾書律、誹謗令等等，導致了言路通暢、人心喜悅。在這種情況之下，漢代的朝廷是得到了多數人的擁戴的，這裏面可以舉一個具體的事例，在遠離都城的邊遠地區，當著地方官要來公布朝廷的政令的時候，許多老人包括殘疾人，不顧身體不好，要扶著拐杖過來參加，一定要來聽一下皇帝的“德音”是如何講的，他們祈禱千萬要讓自己多活幾年，不要死得太快，為的是看到更好的社會的到來。由此可見，漢武帝劉徹即位之初，他所面臨著有他有利的一面，但是同時文景之治留給他的歷史遺產，也有不利的一面。

不利的一面也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理解，第一個層面就是對內，在對內方面國家的控制能力是較弱的。這可以從這麽幾個方面來理解：一個是當時的一部分地方豪強，叫做“豪強兼並之徒，武斷於鄉曲，” 橫行地方，國家對他們的控制是很少有效的。再一個就是達官貴人的奢侈浮華，也就是所謂的“自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奢侈浮華到了什麽程度呢，搞僭越，甚至有的大臣敢僭越於上，也就是僭用皇帝的一些禮儀規範，這種情況到了無限度的程度。那麽由此可見，對內控制機能的薄弱，是文景之治時期出現的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問題的第二個方面，就體現在在國家的對外發展方面，或者就叫做綜合國勢方面，表現出了一種弱勢地位。特別是在漢代和匈奴的關系上，更表現出漢室受匈奴的淩辱。這一點當然有著它深刻的歷史背景，自從漢立國開始，崛起於北方的匈奴就憑借它的軍事優勢，不斷對中原施加軍事侵略與政治壓力。漢高祖劉邦曾經幾乎被匈奴俘虜，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白登之圍”，後來無奈之下奉行了和親政策。這個和親政策和我們後來所提出的一個口號叫做民族平等是毫不相幹的，這個和親是以漢王朝的忍讓與屈辱為代價才得以實現的，即便是在和親這種格局之下，匈奴對中原依然時常有侵犯之舉。

那麽，我們想一下，漢武帝即位的時候，他面臨的就是這樣的一個局面。我們可以這麽講，文景之治時期奉行的“無為”政治，它有助於經濟與社會的恢覆和發展，它可以導致社會的安寧，但是它不會導致一個大有作為的時代的到來。面臨著這樣的局面，該不該改革以求治？漢武帝本人是個有為雄主，他當然願意改革，這體現在他到晚年對大將軍衛青所講的一番話，他說“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淩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那麽在他心中看來，漢初的那個局面也是因循茍且的局面，他把建立制度讓後世子孫有所遵循，當作自己的一種使命來看待，所以漢武帝時代的大變動大變革時代的到來，絕非偶然，既是時代提出的問題，也是當時一時君臣共有的一種理念。

進入講第二個問題，就是締造盛世的艱苦努力，第一個方面，就應該講到，獨尊儒術，確立了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漢初的文景之治時期，推行的是黃老的“無為而治”政治，在這種政治之下，它使得各家學派有了覆蘇的空間，所以漢初學術界的總體面貌是各家學派經歷了秦的劫難之後，開始覆蘇，其中也有儒家學說不斷恢覆和在社會上的地位不斷得到提升。對此我們可以舉出這麽幾個事例有助於大家思考問題。

一個呢漢高祖劉邦本人本來是瞧不起儒學的，但是當著他立國之後，他卻不得不借助於儒學來穩定國家的統治。其中有一位叔孫通是當時一位很有遠見，也是很懂得權變之術的儒士人物。那麽他就對漢高祖劉邦講了一番話，說儒學之士，在進取的時代沒有太多的用武之地，但是到了國家建立之後，到了守成時期，卻必須借助於儒學之士。所以他自己奏請允許他到魯地去征召一部分魯地的儒生和他自己的弟子一起來制定朝儀，維護朝廷上的君臣等級秩序，得到了劉邦的同意。後來這個朝儀制定完了之後，劉邦大為高興，因為他真正享受到了身為皇帝的尊嚴。

同樣的在這個時期先後有儒家賈誼等人不斷地建言獻策，都是在強調仁義教化的重要，強調儒家的詩書之教的重要，這對當時的統治者的影響是越來越大。在這種背景之下，於是就有了董仲舒在著名的《天人三策》中提出了一個建議，後人把這個建議概括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他提出凡是不在六藝之科，“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那麽漢武帝呢，采納了他的建議。從此儒家學說由原來的諸子中的一家，被國家定為國家的一個主導的統治意識，使得全國有了一個統一的思想文化體系，這在中國歷史上這是一件大事，之所以這樣做的原因，在董仲舒當時的建言中，他說得非常明確，就是提倡思想的統一。他認為有了思想的統一才可以和政治的統一相匹配，有利於維護國家的安定和發展。那麽，同樣是統一思想，董仲舒和漢武帝是成功了，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秦始皇早年間也曾經想要統一思想，他用的是焚書坑儒之術，用的是殘暴的手段，秦始皇是失敗的，為什麽會有這個區別？就是因為漢武帝在推行儒術的時候，他用的是一種誘導的，是一種溫和的循序漸進的方式，而不是全靠國家的行政暴力手段。他的獨尊儒術主要的途徑是把儒家的經典定為五經，並且作為官方教學的固定的文本。那麽呢，再一個就是開設太學，在太學裏面聘請儒家經師做教官，當時稱之為博士。在那兒聽課的學生稱之為博士弟子，東漢時期改稱為太學生，他們學的是儒家經典。經過學習之後，還有個考試程序。只要考試通過了，就可以做官。

所以，漢武帝獨尊儒術他的主要方式是壟斷教育，進而控制仕途。它不必強行要求大家不要去讀儒家以外的書，現實告訴讀書人的是，你讀儒家之外的書，你在國家官場裏邊謀取不到一官半職，而你讀儒家的經典，就可以當官，它通過這種方式確立了儒學在社會上的優勢地位。當然，漢代的獨尊儒術還有另一面，那就是霸王道雜用。這是漢代統治者非常留意的一個實際的統治術，表面上說尊崇儒家，但是在實際統治時候，卻又雜用霸道的一些東西。所謂霸道，王霸之辯在戰國時代的百家爭鳴中就早已經出現，霸道所指的具體內容主流上是指法家的治國之術。那麽這樣也就是說，法家之學並沒有從政治舞台完全退出，在獨尊儒術這種體系之下，它依然在發揮著很大的實際的作用，這是漢武帝時代第一個重大的變革。

第二個重大的變革發生在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上，具體來說就是要加強中央集權，削弱地方勢力。當時的地方勢力可以分為三個層面，一個層面是諸侯王，當時受封的宗室諸侯王，第二個層面是受封的侯這一級，第三個層面是屬於社會勢力，具體來說就是地方豪強和一部分遊俠。那麽對這三部分勢力漢武帝分別采取了一些措施，來給予制裁，使他們完全服從於中央集權的這種統治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