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人的習慣的眼光，是一個有貴賤高低的等級的一個世界。我們總是想什麽東西它是特別了不起的。比如說那個問的人，他說道在哪裏？你要說，道在太陽裏，他可能會接受。因為我們有個高低貴賤。但是自然本身是沒有的。你一旦打破了高低貴賤的這個觀念，你以自然本來的樣子去理解世界的時候，你就會發現世界本身，它的豐富性和多樣性。所以我舉這麽一個例子，來說明道到後來，它已經不是一個什麽東西，你說道是什麽？它就是自然本身的顯示，但是每一種顯示，它都給你一個啟示，讓你以新的眼光來看待世界本來的樣子，這就是道體思想後來的發展。

老子提出自然之道，它主要的目的，它還不是談一個自然哲學，他主要的目的不是想去給你描述自然的法則是什麽樣子的，生成宇宙萬物的根源它是什麽，生成萬物的過程怎樣，他也描述。但他主要的興趣不在這兒。他主要的興趣是想什麽？是想以自然之道，是想以自然世界這樣一個偉大的示範來糾正人類的錯誤。人類的錯誤主要表現在就是兩個方面，一個是人類的政治，一個是人類的日常的生活。

老子五千言八十一章，可以說實際上他這個八十一章主要的內容都是談政治。所以，有的學者認為老子實際上就是一個政治思想，他以自然之道來介入政治。那麽老子談的政治，我們知道是叫無為而治。老子認為應該用自然的原則來處理政治問題。為什麽用自然的原則來處理政治的問題呢？因為人類社會它是特別覆雜的。那麽在這個覆雜面前，過去我們已經有的那些文化規範，它不能解決問題。“仁義禮智”不但不能解決問題，你用這些規範來解決問題的時候，還會引出新的毛病來。老子說你看天地它做什麽，它什麽也不做，結果把萬事萬物安排得非常好。你一個政治家要幹什麽呢？你如果什麽都不幹，自然社會上的事也會很好，所以他提出你什麽也不要幹。所以要講無為而治的思想，我覺得他是提出了一個原創性的觀念。

你如果要問：無為而治是一種什麽樣的政治？這個政治為什麽能使社會治理得很好？社會為什麽能夠在無為而治的情況下能夠發展得很好？你找不到答案，老子沒有解釋。他只是提出自然本身能夠協調得很好。那麽依此類推，社會生活本身你如果不去管它，它也能協調得很好。這就是道家的一個基本信念，信任自然本身的活力，這個自然本身的活力包括社會生活的過程也是一種自然。你要老去管它，就把它管壞了，老子說“治大國若烹小鮮”，你老去管它幹嗎？所以老子給我們一個印象，他好像是主張不要政府，但是他又不是，他又不是一種無政府主義，他還是認為要有一個政府，這個政府最好是信任社會生活本身它的內在活力。這個思想後來的道家文獻談得比較多，你比如說像戰國時候，齊國有一批道家人物，他們的文獻有像《管子》《慎子》，就講得比較具體了。齊國的道家人物，就提出無為政治的一個重要概念，叫因應之道，因為的因，答應的應。特別是因，叫因循，《慎子》裏邊有一篇《因循》。你看老子，你就覺得，好像沒有政府。那麽《管子》裏邊，不是沒有政府，而是政府要因循，這個因循就有一種尊重社會生活，老百姓的習慣，民間社會的習俗，你尊重它，你順著它的社會形式的發展，加以制度的調整，他還是要有制度的調整，這就是應，應就是應變，老子裏看不出來，你覺得他好像就是，你不管它就可以了。

當然老子有一個思想，他是這樣的，就在老子五千言裏邊，他覺得老百姓的生活是一種自然純樸的，我們都知道“小國寡民”，老百姓居住單位是人很少，人與人之間來往也不多，那麽吃什麽東西都覺得好，他也不是要追求好東西，這是老子原來無為而治的一個想法。

我一開始介紹老子自然之道，就是說它尊重自然，要遵循自然的法則，這裏邊有一個信念，就是認為自然有內在的活力，自然世界有內在的活力，它自己會弄得很好，它這個活力會蓬勃發展，你老用人的很狹隘的規範給它條條框框，你把這個活力封死了，反映在政治上就像因循的思想。

那麽這個思想到了戰國後期，進一步發展你比如說像《呂氏春秋》裏邊，有很多接著這樣說，到西漢初期，他甚至於不僅僅是一種學術思想，它都成了政治上的一種指導思想，政治上的一種指導思想，我們知道西漢初年的政治就是一種無為而治的政治，當然這個無為而治的政治和秦的高壓有關。秦的政治完全是和道家這種想法反過來，不僅是不幹預，少幹預，它完全是多幹預，是全面幹預，全面控制，認為相信靠政府的強力一切可以解決。結果秦的政府十幾年就崩潰，那麽漢初的人來總結經驗。他們總結談到很多。所以道家的思想，在那個時候趁勢而起，影響很大。西漢的政府，比如漢文帝，這樣著名的皇帝，他真的就是一個相信黃老的一個皇帝，少去幹預社會生活，我們看到史傳裏邊講漢初一些著名的地方長官，你比如說像曹參，像汲黯，鄭當時，這些都是做郡守，《史記》裏邊講他們的故事很有意思，他們做地方郡守他們幹什麽，管其大體而已。大體的事情管管，瑣碎的事情不管，在衙門飲酒，快活得很，結果怎麽樣，天下大治，這個郡大治，在他們治理下，年年風調雨順，非常好。但是他介紹很簡單了，究竟他們怎麽不管，他們治理下的這個郡，社會狀況如何好，沒有一個詳細的介紹。

我們通過《史記》裏邊其他的一些傳，司馬遷寫《史記》，寫當時社會人物的活動，那麽我個人有個推斷。那個時候實際上是什麽呢？實際上這些無為而治的地方郡守，他們是放手讓地方的精英去處理地方的事情，包括商人，包括地方一些豪強，這個是一種趨勢，一直發展到漢武帝才扭轉過來，漢武帝時期，道家有兩個文獻，接著老子無為政治的思想，就是講得更加富有深意。

你比如說像《淮南子》，就講到地方民俗，各種地方的民俗不一樣，你為什麽要拿一個地方的民俗去改正另一個地方的民俗？比如說當時儒家以禮為治，禮它也是來自一種民俗，它來自於周魯曲阜。《淮南子》就說了，難道人家夷狄就沒有他的禮嗎？舉了很多地方，各有各的禮，你憑什麽說你這個禮就比別人的禮好，你一定要拿一種禮把所有的禮統一呢？重地方文化的多元性。

司馬遷講得更好，司馬遷講到商人活動的時候，我覺得真是富有深意，他有一個《貨殖列傳》，他劈頭就講，他說我們北方、東方、南方、西方，生的物產各不一樣，北方有牦牛，有畜牧業，東方有漁鹽，有各種木材，那麽這些東西都是人民的生活必需品，北方它也要用木材，南方也要用皮毛，怎麽辦？社會生活自己就會調節，他講的就是什麽？其實就是我們今天講的市場的這種調節，就是商人的活動，自己會把物品四處周流，他說這就是一個自然之勢。

司馬遷在總結了社會生活的這種自我調整的功能，他就說最好的政府就是因，就是我們前面講的那個因，其次才教誨，才想到要教育老百姓。所以自然之道的思想到了西漢的時候，到了《淮南子》，到了司馬遷，已經相當系統化。

對社會生活本身蘊含活力的這種信任，已經發展成一種非常系統的這種理論，那麽西漢的政治，在這樣一個思想的指導之下，也發展得相當地順利。老子的政治思想，無為而治的思想，在古代有幾百年，影響很大，在學術思想史上，在政治上，都是一個大放光明的一個古代的一個思想原則，那麽當然到西漢中期以後他就可以說這個就中斷了。

人的生活態度老子看來就不對，但是這一點，在老子五千言裏面，它和無為政治是分不開的，老子這本書隱者傾向不重，它好像不是談一種，就是說我們對這個政治沒興趣，我們這一批人退隱，然後我們過一種歸隱自然的生活，在他裏面談得不多，他談的按照自然的原則來修身養性，那麽這個按自然的原則修身養性最後都要落實到政治上，一個偉大的君主，自然之道的君主一定能夠按自然的原則修身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