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什麽是真正的企業家精神

 “M”形人生包括三個低點兩個高點

 未來很不確定,那麽關於未來能夠講些什麽呢?有一點是可以講的,即今天的中國其實是1980年代時期中國的未來。1980年代時沒有人能想到今天的中國社會是這樣的。在這中間到底是什麽力量,使,1980年代的中國走到了今天的樣子?這是剛才王石先生發言中很重要的一個線索。

 王石先生講的第一點就是“高”。第一點就談到登頂,同學們可能會覺得很難:那麽高的點,要一下子登頂,怎麽登?我想告訴各位,剛才王石先生提及的“M”形人生,其實包括三個低點和兩個高點。M的第一個點是低的,要爬上去才是高點。王石是從高點講,但我們要從低點學。

 王石1968年當兵,比那個年代大多數下鄉的人要略微好一點,但現實並不如願,因為他有一些科技能力,想當無線兵,但部隊分配他開汽車,做駕駛員。他的夢想是做巴頓將軍,但在部隊最大也就是做到班長。部隊覆員,回到鐵道部門分配工作,他挑的工作是鍋爐工,因為那時候鍋爐工的口糧標準高一點。

 那時候出現了一個工農兵上大學的機會。文化大革命期間所有大學停課,但後來恢覆了一些理工科大學的課。王石趕上了這個機會,上了工農兵大學,低點開始有點往上走了。但現實依然不如願:他想學醫、學法律,但最後安排他學的是給排水工程,當然這他跟後來做房地產是有些關系的(全場笑)。所以大家不要認為王石一開始就是登了頂的,他一開始跟我們在座所有人差不多——有想法,好像沒機會,或對落在身上的機會不滿意,這跟任何時代的年輕人都差不多。所以大家一定要看他從第一個低點到登頂,一步一步是怎麽走上去的。

 

 企業家精神是不輕言滿足的闖勁

 第一點,也是他今天講演的主題,即精神很重要。商學院學的就是這個,因為沒有什麽技能是學不會的,但是精神很難學,就是那股“勁兒”。他書裏面有一句話:“就是出於一種莫名狀態,想幹事,幹什麽不知道,對現狀不滿意,要怎麽滿意?不知道。”說到企業家,什麽是企業家精神?怎麽定性?講來講去就是有一股勁,超乎常人。我們為什麽要搞宏觀調控?就是因為人們有些行為的動機並非基於清楚的計算,所以投資才會過量,高峰時會更高峰,低谷時會更低谷,所以才需要貨幣政策、財政政策。

 人類的確有這股勁,但是多數人不大研究如何去利用。比如當處在不滿意的精神狀態下時,你會如何表現?天天發牢騷也可以,跟自己過不去也可以,但是你看總有那麽一些人,就是不放棄。王石剛到廣州時被分到了外貿局,那個年代他已經在廣州城騎著摩托去進行涉外業務的談判了。即使拿北京作為參照,我覺得他當時的境況也挺好的了,北京城那時候誰騎摩托啊?不得了的。但是他還是不滿意。為什麽?因為外貿局是國營的外貿機構,廳長下有副廳長,副廳長下面有處長,處長下面有科長,一定要在這個層級中規規矩矩。你們看王石,覺得他是那種人嗎?所以即使騎摩托他也不高興,不善罷甘休。

 當然這也帶來一個難題:這個勁兒能不能通過教育獲得?我也沒有很好的答案。中國有一句老話叫見賢思齊,這種力量是偉大的。每個人心裏多多少少都有點企業家精神,但是這個存量有大有小,有的被按住了,有的被激發了。即使有些人精神受到鼓舞,但被周圍的生活一逼迫,這個勁兒可能慢慢又下去了。這個勁可以是天生的,也有在社會互動中形成的。這個勁兒對於企業家而言,尤其是對於影響國家經濟社會走向的偉大的企業家而言,是最重要的品質。

 

 個人努力要與社會需求相結合

 還有一條,個人的努力跟國家的變化要交織到一起。王石在廣東、深圳,最後是怎麽從經營飼料和錄像機的貿易公司進入地產業的?1987年的時候國家在土地領域進行了一次變革,那時他的主要業務並不是搞房地產,但是當看到土地劃撥的時候,他敏感地意識到這是一個機會:一些稀缺要素使不可得變成可得,可以滿足社會的需求。所以個人的努力、公司的努力要和國家的變化有機地結合起來。這種結合剛開始可能還不自覺,後來就越來越自覺,因為已經開啟了機會。

 王石原來只是國有企業的員工,但他的例子說明,在國有企業裏也是有可為的,只要有精神,以及給自己的行為明確幾條邊界。當年中國很多地方想搞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談不通,但是王石他們在深圳談通了。當時他找搞股份制改革的副市長談,對方說這1300萬怎麽分配股份?王石說五五開,國家拿五,員工拿五。副市長說,開玩笑,四六分吧。王石問,我們六你們四?副市長說我們六,你們四。王石的底線是你七我三,但即使是你八我二也幹,為什麽?因為有了這樣清楚的產權平台,企業家們可以幹點事。國營體制壞在什麽地方?一旦上下級想法不同,一個電話就找人把你給替了。

 這個四六分的時候是大問題,很多企業到了這一步就死了。因為當時深圳股改怕引起風波,規定員工這40%的股只能拿出十分之一落到員工名下,剩下十分之九是集體所有。分這個十分之一的時候經常會出現矛盾,有的改革胎死腹中,甚至把改革者改到牢裏去了,因為資產已經形成,貢獻是整體的,所有要素都對1300萬的資產有貢獻,誰貢獻大?誰貢獻少?很難決斷。為什麽王石的改革改成了?因為王石說,我一股也不要,全部分給你們。最後他那個股份制變成公共募集,小股東可以買股,王石當選第一任董事長,一個新的制度架構就這麽形成了。

 我當時看到很多國企老總,確實在改革開放期間把企業做大了,但是分股權的時候就體現出了差別——他是想馬上過把錢癮還是真的想做事?這會影響整條M線能不能登頂。當年柳傳志也改成功了,他的要求也很低,而且早年創業的團隊互相推讓,都在爭少要一點。有了這個基礎,1990年又有股票市場,做事情的平台就廣闊得多了,M線就可以繼續一步步往上走了。

 

 企業家精神的頂峰是實現理想與社會責任

 王石在一開始的時候,M線的低點是很低的,跟我們今天在座的很多年輕同學的狀態是一樣的。人生不可能一掉在你手裏就是讓你非常滿意的,不可能一開始就讓你登頂,你從底下往上爬到的那個頂才是重要的。

 王石的毅力遠強於普通人,他在逐步登頂的過程中跟很多人拉遠了,之後市場無數的選擇成就了萬科,也成就了王石。其實王石就是在改革開放中基礎打得非常好,機會來的時候也抓得非常好,當然中間也不是順順當當的,M形中間會掉下來,會有低點,這個低點有時甚至會威脅到身家性命。

 這股登頂的精神我們籠統地把它叫做企業家精神。它不是一種官僚精神,不是講級別的,而是生活在這個時代,看到一點近代以來少有的希望,想要試一把,搏一把,拼一把。這個勁兒再加上劃下的那幾條線,剩下的部分就水到渠成了。早年在多元化方面,萬科做過很多事情,最後收斂到居民住宅,成為了我國最大的人口住宅建設公司。王石一開始劃了一條線,超過25%以上的利潤不做。那做什麽?要做好的牌子,要讓中國居民的生活方式發生改變,樹立環保意識、鄰居意識、互動意識。萬科在杭州有一個社區,所有進入社區的人不能按喇叭,民營公司不能強制人家,但他們找到一條方法:同意進社區不按喇叭的就發一塊牌,有了這塊牌子在很多地方可以自由停車,一旦在社區範圍內按過喇叭被投訴,這個牌就被收回。那個社區現在有很多人去參觀。

 現在老齡化越來越嚴重,萬科在海南做了項目,動員在海南養老的人參加社區管理,參加的就把物業費降下來。他們還派去了一批老人教練,領著老人種草、種花、搞垃圾分類,社區裏一直有活動,都是60歲以上的老人,他們覺得很有意思,覺得自己對社會還有用。所以王石追求的不單單是一個貨幣可以度量的利潤目標,還有理想、夢想。如果很多年輕人和公司都能按著這條路線去發展,那麽這種力量能夠一步一步變成現實,對中國未來一定會產生影響。

 原刊於騰訊網(愛思想網站 2016-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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