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得改革開放初期的時候，我們並沒有制定什麽經濟增長目標，改革開放前十幾年，我們都不知道什麽叫宏觀經濟政策。我有幸在出國之前還參與了一些改革的工作，那個時候真的不懂，就是很質樸地從現實出發，從國家經濟發展的需要出發。用鄧小平的話說，如何有利於提高生產力，就怎麽去幹。那時候沒有什麽宏觀政策一說，在發展中心工作的時候，天天跑基層、做調研，調研之後寫方案，現在回過頭去看自己寫的那些方案，實在是笑掉大牙。

 但是就這樣，中國經濟居然實現了接近10%的增長。我印象中宏觀調控、GDP增長目標是從1997年之後開始不斷地得到支持，不斷地強化。1999年，在改革開放的歷史上，中國第一次執行主動的宏觀調控的政策，當時我們講的是“穩健的貨幣政策和適度擴張的財政政策”，那是我們第一次有意識地使用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來拉動中國經濟的增長。那一輪的政策大概執行了三四年，到2002年的時候就基本退出了。

 事實是什麽了？事實是我們用凱恩斯主義的政策越用越吃力，越用這個政策，經濟增長速度越低。我們要想一想到底是為什麽，以至於到今天，中央提出中國經濟未來的走勢既不是V形也不是U形，而是L形，這個L到不到尾巴，有沒有觸底，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是我認為它是否到底，L這一橫要走多長時間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回到經濟增長的本源上來。

 一個國家經濟增長到底靠什麽，在我看來經濟增長的源泉就是經濟效率的提高。這個經濟效率的提高粗略來講是兩大部分，一部分來自市場的擴大，我們知道市場機制能夠更有效地進行資源的配置，隨著市場的擴大，經濟的效率一定是提高的。我特別讚同要素市場的培育，我們搞了近40年的改革開放，精力都集中在產品市場上，要素市場長期被忽視。要素市場是指勞動力市場、資本市場、土地市場，雖然我們現在還有要素市場，但是我們的要素市場是扭曲的，在誤導型的價格信號指導下，要素的流動不能夠按照最有效率的方式進行配置，這是我們的問題。

 經濟增長來自效率的提高，而除了市場的擴大以外，宏觀經濟效率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企業效率的提高。因此我們現在應該討論的問題並不是L形尾巴要拖多長，並不是預測中國經濟未來的增長率是多少，而是要問我們如何去擴大市場配置資源的範圍。

 十八屆三中全會已經講得非常清楚了，要讓市場在配置資源中起決定性作用。請註意，不是輔助作用，不是主導作用，而是決定性作用。決定性作用就必須繼續擴大市場，而不是縮小市場。擴大市場就要減少政府對市場的幹預，減少政府對企業的幹預。

 經濟增長的源泉，一個是市場的擴大，另一個是企業效率的提高。企業效率的提高靠什麽？靠創新。我想在這裏做出一個澄清，所謂創新不一定需要高技術。我最近跑了一些企業，我看到傳統企業的創新做得很有特色，但是他們自己信心不足，他們說我做的這是創新嗎？我怎麽沒用大數據、互聯網呢？是不是有什麽地方不對？我怎麽也沒有用到人工智能？我說咱們的智能已經挺好的了，為什麽要用人工智能呢？我們已經能解決問題了，為什麽要用人工智能？小數據、中數據就解決問題了，為什麽要用大數據？你手頭上的電腦計算能力已經足夠了，你為什麽要用雲計算呢？所以創新並不意味著你必須用那些當今最前沿的技術。

 創新的定義是兩個，一個是你向市場提供了別人沒有提供的產品、技術和服務，這就叫創新。喬布斯是創新，他提供了智能手機，這是別人沒有提供的。貴州省的老幹媽辣醬也是創新，因為她賣的辣醬是其它廠商所不能提供的，其它廠商也賣辣醬，但是就是沒有她的味道好，這就是產品創新。所以不要枉自菲薄，我們用低技術照樣可以創新，只要你在市場上向你的客戶提供了其它廠商尚未提供，或者不能提供的產品、技術和服務，這就叫創新。第二個創新的定義，是你以一種可持續的方式，實現了比別人更低的成本，這也叫創新。所以我們對創新的理解是廣義的，不要太狹隘。

 如何去促進創新？還是我們經濟學講的最基本的原理，從亞當 · 斯密開始一直講到今天的。講了200年，中間出來了一個凱恩斯，告訴我們亞當 · 斯密那些事情都不重要。現在我感覺需要重新回到亞當 · 斯密，回到經濟增長的本原。

 創新來自於哪裏？第一，來自於私有產權的保護，沒有私有產權的有效保護就沒有創新。因為創新需要承擔風險，創新需要進行長期的投資，如果我不能預期我的投資能獲得回報，並且我能拿到這份回報，我不可能投下去很長的時間，投十年二十年進行技術積累。所以要想讓中國的企業家進行創新投資、研發投資，必須保護私人產權。我們私人產權保護得怎麽樣，我們看看人民幣的幣值就知道了。人民幣為什麽在貶值？因為資本流出太多了。為什麽資本流出？有經濟的原因，有法律的原因。經濟的原因，是資本到海外尋找更高的投資回報的項目。

 另外一個資本外流的原因就是缺乏信心，對自己的產權缺乏信心。所以我一再呼籲在這個時候要堅定信心。堅定信心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通過司法改革，保護私有產權。司法改革是十八屆四中全會的主要議題，在四中全會上，司法改革的方向都已經指出了，我們要按照四中全會的要求，穩步地推進司法改革，來保護民間產權，鼓勵人們進行研發的長期投資。創新需要的制度，第二個是放松管制，打破壟斷、縮小國有經濟的範圍。你的管制太多了，就阻礙了創新，現在炒得風風火火的打車軟件，只不過是一個小小案例，它向我們很清楚地表明管制如何阻礙創新。

 創新的第三個方面是全面減稅，企業的稅負太重了，要全面減稅，把更多的資源留給企業去支配，更多的資源留給市場去支配。至於應該在哪些方面創新，在哪些技術上投資，不用我們這些學者指出，也用不著政府官員去做規劃，市場可以給企業家指出方向，你到哪裏去投資，你到哪裏去創新，這個不用我們操心。

 宏觀的情況不是很樂觀，但是在基層的觀察告訴我，往往是宏觀形勢越不好，微觀經濟越好。因為窮則思變，企業現在只好去做升級換代和研發創新。宏觀形勢不好，反而倒逼企業進行創新，中國的企業家資源很豐富，企業活力很強，一旦企業行動起來，你給他一個環境，你斷了他這個強心針的念想，他就會在技術上，在產品上發力，所以微觀層面一些企業正在發生的變化，使我對中國經濟的未來充滿了信心。（愛思想網站 2016-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