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遷的時代，多數人沒有了故鄉——或者將家山遺忘在道路的起點。於是，所謂盛世的浮華，往往暌隔了我們對鄉土中國的轉顧。城市雖然不斷擴張其邊界，農村一點點被吞噬進其現代化的矽肺般的胸腔。但是，至今農村依舊是廣大的存在，像是這個飛揚跋扈時代的一道硬傷。仿佛為了逃避那種隱痛，無數人背井離鄉，將村野百姓父老鄉親漠視在近乎中古的時光深處。

而我，依稀是一個懷舊的浪人；在黃昏的余暉下，在那些日漸消逝的古老風景中，似乎看見舊日鄉村浮現出來，還蕩漾著災荒歲月的冷火秋煙。似乎正是這樣一些突然的哀傷，攪起了一點埋名江湖的豪興，遂因之走進了地震劫後的羅江。

鄉村建設或者鄉村改造運動，本質上說，是無數先賢篳路藍縷開創且至今遠遠未竟的事業。甚至說中國傳統鄉村原有的治理結構和道統，在被當代損毀嚴重之後，眼前更加積弊沈重。我曾經研習過民國年間閻錫山治下的山西村治條例，厚重如山，細致入微；發現那個時代的地方軍閥，也曾經為改造鄉梓而嘔心費神，甚至成就赫然。

然而，整整一個世紀之後，當我們的都市完全同化於歐美了，廣大鄉村卻依然幾乎停留在往日。即便改革開放幾十年給山野植入了新房電器，但農民則多數依舊生活在臟亂差的陋習，和大集體以來的不由自主之中。

在災後重建的諸多矛盾沖突背景下，相對開明的羅江地方官員，為我提供了一些社會實驗的機會——因為在當下，政府壟斷的鄉建，一般很難容下志願者和NGO的插足置喙。於是，我選擇了個別村落，進行真正的村民自治試驗。在村民小組裏面，定向推選村民議事代表，也就是純粹的農民議員，由他們形成議事會，對全村的各種公共事務進行討論決策。村兩委變成召集者和決議的執行者，並同時接受議事會的監督。全村重新厘定村規民約，勒石樹碑，立於道口，期以重建鄉村的道德秩序和良俗。這樣一來，這個原本紛爭頗多的邊村，漸漸公義流行。那些拿到議員證的農民，秉公輸誠可以決策鄉村公務，也多了尊嚴和榮耀。

我一直認為，在皇權不下鄉的時代，傳統鄉村美德良俗的形成，一部分來源於民間戲劇曲藝說教的潛移默化。這一傳統在新中國難以為繼，民間藝人幾近徹底消亡。電視廣播的普及到戶，各種城裏人的恩怨離合與政黨的宏大敘事，其實對鄉野而言只是艷羨消遣的傳奇，與他們的道德生活沒有太大關聯和影響。

我想象中的古代，一個不孝的逆子或者一個背叛糟糠的濫人，會被鼓書說唱到方圓百裏——這樣的口碑懲罰，在熟人社會是一個有效的教化手段。我們能否在當下的鄉村，一定程度地演進一下類似的鄉村戲劇呢？於是，我開始培訓那些喜歡文藝的農民寫單本劇，用方言講述他們身邊發生的真實故事，揚善諷惡。同時培訓那些熱愛表演的農民，在自己的鄉土，用電視劇的方式演出。另外訓練縣電視台的編導攝像，自拍自剪，完成一系列的影像作品，在縣電視台逐一播放。

全縣農戶都能看見自己熟悉的鄉人，忽然成了電視上的明星，演繹著鄉裏的家長裏短，頓時興趣盎然。現在這一名為《羅江故事》的農民劇組，已經自發地承繼著這一方式，完成了近二十個作品，其中幾個分別獲得了全國和省級大獎。農民的街談巷議裏，開始傳誦著這些小品劇的喜怒。這種我命名的鄉村新戲劇運動，是否能覆制到其他地域，竊以為並不困難。我相信這種探索的意義，假設被有司所鼓勵，不失為鄉建的一個內容。

當代知識分子多數渴盼的都是走出鄉野，走向遠方的城市。我們在別人的城市酥胸，銷蝕著偶爾殘存的鄉愁。民國年間從美國回歸鄉野，致力於鄉村建設的晏陽初博士那一代仁人志士，成了我們這個勢利時代，少數人的一種仰望。有時常想，我們真是墮落的一代，即便偶有的一點實踐，也僅僅只是對先賢的一種愧疚的致敬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