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有一個學者寫過一本書，叫做《無所在的故事》。他把人的生活狀態分為兩種，一種是“有所在”，一種是“無所在”。

 什麼叫有所在的生活呢?他的描述是這樣，就是你生活在一個固定的程序裏面，比如說你每天從家走向單位，從單位走向菜場，然後從菜場走回你家的廚房。你的一生沿著這樣一個固定的道路，重覆著，偶爾有一點點意外。

 那還有一種人生呢，叫無所在的狀態。就是當你踏出家門的那一刻，你就不知道明天你在哪裏，你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故事。你在每一個碼頭、車站，甚至每一個大街轉角的地方，你都有可能因為踩住了一個少女的裙邊，因為一聲道歉，而產生一場意外的愛情，或者其他的故事。

 我喜歡的就是這樣一種無所在的生活，我的一生就這樣走在路上。大家看見我已經50多歲了，還像一個老操哥一樣地活著。

 但是過去的我並不是這樣。

 我也曾經在有所在的生活中，度過了我的27年。在我童年、少年、上大學、青春，在我們那個年代，我1981年大學畢業，參加工作，分到一個單位。每天上班，按照領導的部署每天做著同樣重覆的工作。

 我是一個山裏的孩子，每一個邊鎮小鎮長大的孩子，都對外面的世界有一種向往，都渴望走向遠方的道路。遠方一直是我們心中永恒的誘惑。

 而那個時候，我們上完大學又分回了故鄉，覺得自己的一生都會埋葬在那個山溝裏面，道路對我們構成一種誘惑，也對我們構成一種折磨。

 許多年前，民國時期，同樣在武陵山區，另外一個湘西青年，沈從文，他在湘西的一個最大的軍閥手下做文書，那個軍閥叫陳渠珍，他完全可以在那個部隊裏面成長，當官，但是他懷揣著一個遠方的夢，饑寒交迫地來到了北京，開始完全不同的人生。

 那這樣的故事也激勵著後輩的我們，我一直想走出深山，但在那個年代，你們可能不太了解，中國是一個不能自由遷徙的國度。今天大家看到的可以自由遷徙，只有很短的歷史。過去我們的農民進城，甚至十幾年前我們的農民進城，都要必須無數個證件，才能來到你自己祖國的其他的地方，沒有單位介紹信你是沒辦法走出遠方的。這個國家一切都體制化了，把每一個人，都奴役在它的一個網格之中。

 我們要想走向自己的遠方，踏上自己的道路，這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我1985年來到武漢，不敢自己冒昧地過來，而是拿省作協的介紹信才過來。考上武大，之後分配到海口市公安局當了警察，哪怕我已經離開了故鄉，走向了遠方，走向了天涯，但是還是在體制之內，而且在體制的核心部門。

 警察系統是一個半軍事化單位，下級要服從上級，每天要必須去執行任務。去蹲守、去便衣化妝、去晚上搜捕，去抓妓女，我審過成百上千的妓女。這樣的人生對我來說，它是我需要追求的一份生活嗎?

 我一直質疑著自己的生活，但是一直沒有找到出口。

 1989年，我決定從此離開這個體制，踏上自己的真正的自由的道路。那個晚上，我在痛哭喝醉之後，寫下了幾千字的辭職信，然後第二天，用警帽端著自己的警官證、肩章、徽章、警號、手槍等等這一切走向辦公室，非常神聖地給我的領導們說，老子不幹了。

 在那樣一個年代是沒有一個中國人，很少或者說很少有中國人，敢公然背叛自己的體制，敢公然背叛自己被規定的道路。我嘗試著這樣去做了，而且義無反顧。甚至在後來的審查之中，我的局長問我，你真的想好了嗎?你現在要是檢討，要是悔過，要是交代，我們還可能把你留下，但是我放棄了，於是我又回到了山裏，回到了我的故鄉。成了一個煙廠的工人。

 接下來的故事更精彩但是不能多說，就是我突然又從警察變成了一個囚徒，而且就在這個附近不遠的地方坐牢。

 坐牢的生活當然是被規定好了的。每天六點鐘吹哨子集合，每天要六次點名，每次點名你都要立正答：到!

 這就是我的被規定的生活，我一生都不喜歡這種被規定，我一生渴望自由，我渴望自由帶來的全是鎖鏈，但我相信我會掙脫它。

 1995年我回到人間，那個時候發生了一系列事情 ，我家破人亡了。

 武漢是我的傷心城市，我決定離開它，再次踏上道路。我的一個兄弟叫李斯，今天沒有來，他原來說要來的，是中國著名的一個翻譯家，那個時候他也是一個下崗的知識分子。他和另外一位朋友送我到武昌南站，1996年的正月十二，是中國所有的農民工開始蜂擁而出打工的時候。

 在武昌南站的門口，所有的農民工背著臥具、被子、行李，蜿蜒曲折地在南站門口排著隊。警察保安不斷地訓斥，不斷地用腳踢那些農民。排好一點隊，不許插隊等等訓斥來自於我的耳邊。我們三個人默默地跟隨著在隊伍之中走，我對我的兄弟李斯說，我從此就是他們其中的一員。

 我說，我心態非常平和，這就是我的道路的開始。

 我的另外一個來送我的好朋友，最奇怪的是他給我拎了一口鍋來，他非要我帶著這口鍋到北京去。我說，我已經有換洗衣服，我不能帶一口鍋去。他擔心我在北京需要買鍋，需要埋鍋造飯。我說我要是帶了這口鍋離開武漢到北京去的話，我一生都會擡不起頭來。這口鍋你必須把它帶回去，否則我就在鐵軌上把它砸碎。因為古人說，破釜沈舟，背水一戰。把鍋砸碎了，這個命押上去了，賭進去了。

 於是我的朋友終於把他的一口新鍋拎回去了，我沒有帶著。我相信這個世界，我所到之處都有我的鍋。

 我懷揣著這樣的信念去了北京，在北京開始了我的創業生活。成了一個小有成就的商人，也完成了原始積累，又過上了一個規範的生活。

 居家過日子，生活一天天開始沈悶起來。每天晚上要打電話向全國各地討賬，因為各地的批發商都欠我的賬。我活到四十多歲的時候，活得像一個黑道人物一樣，而且不惜在電話裏面威脅：你欠我的錢再不拿來我一定要找上門去。

 可是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終於有一天再一次醒悟了。我想我還是應該踏上我的道路。於是，離婚，把所有的財產放棄，一個人開著一輛破車離開北京，到了雲南。

 再次踏上了我的道路，就像我的背景這幅畫一樣的鐵軌，這是我一個朋友畫的，這個畫家叫孟煌，現在在德國。他的這一組畫的主題就叫“在遠方”。

 我到了大理之後，又一次把自己洗白了，又一次一無所有了。於是我開始寫作，到處行走、訪友、喝酒。我突然發現我真正地在46歲以後，找到了我真正渴望和喜歡的生活。

 我結交了天下無數的義人，我們行走在公益的路上，默默無聞地做很多很多的慈善的、維權的、救助的、公益的各種各樣的好事，我結識了這個世界上一批真正懷揣著良知，為了自由而奔走於途的人們。他們就像當年墨子的子弟一樣的行俠仗義，扶弱抗暴。

 這都不是我的虛構，我一直說江湖不死，江湖社會一直留存在我們的心底。這些年來我做過無數次關於江湖的演講，我們這些喜歡道路的人，喜歡自由的人，從我們自身的生活開始革命。

 革命不意味著是暴力，我最喜歡的革命是一種生活方式的革命，如果沒有一種對自己生活方式的深刻的革命，即使有一場社會的革命，我們依舊還會活在奴役之中。

 就像辛亥革命之後，帝制沒有了，皇室沒有了，但是中國人的奴性到今天為止還一直殘留著。

 那麼在路上的人生，實際上是一種生活方式的革命，是對體制的一種挑戰，一種背叛。我們每一個人活在自己的個性之中，活在自己的理想之中，我們把自己的生活活好，我們把真與愛的火種傳遍天下，那這個社會才能夠真正的獲救。

 我在我的這種在路上的生活中感到了特別的快樂，無論是方外之交，無論是底層的，那些普通平民，還有那些草根知識分子，就像剛才大家聽見的這位樂手，莫西子詩。在我的行走的路上，我結識一大批這樣的民謠歌手，就像大家熟知的周雲蓬啊等等這些人，俊德啊舌頭樂隊的。這樣一些樂手我為什麼喜歡他們，我在我的行走的路上經常看見他們，到了黃昏擺一個地攤兒，自彈自唱，為孩子掙一點點奶粉錢。這是他們真實的生活。

 但是當你駐足坐下來，聽他們的歌聲，聽清楚他們的歌聲的時候，你會發現他們的歌聲裏面，有非常美麗的詩句，有非常警醒人的很多哲理的思考。更重要的是，他們用他們的音樂，用他們的樂句，在嘲弄批判著這個惡世。

 他們也要行走在路上，他們不行走在路上他們就無法生活。他們一點點地走，一點點去挑戰著黑暗，一點點地嬉笑怒罵著他們所不習慣的鎖鏈。

 我們都各自行走在自己的命途之中，我們必須對自己規定的命運進行一場反叛，否則我們的生命有什麼意義。

 每個人一生要麼早夭，要麼壽終。早夭和壽終，如果它是一個平庸的生命，都是沒有意義的。我喜歡把自己的生命過得特別精彩，我們去結交每一個朋友，就像閱讀一本本不同的精彩的書一樣。

 我是在這樣的路上，因為結交了很多很多形形色色的人，於是我開始寫作。寫作給我帶來了生存的資源，也給我帶來了榮譽，帶來了尊嚴。

 我從我的故鄉那個偏僻的土家族苗族小鎮出發，湖北省的最偏僻的那個角落，就是我的故鄉，我的今天已經走過了千山萬水，甚至出國，歐洲、美國、東亞。是因為曾經有一個少年的夢，一直激勵著我，就是我們被道路誘惑著。

 我們如果一生在一種有所在的生活下，完全地循規蹈矩地忍受著自己的那份被奴役的生活，我覺得那樣的生命是可悲的，至少是讓我感到可憐的。

 我常常喜歡鼓勵，現在的年輕人，包含我也有孩子，我的孩子可能跟在座很多人一樣，甚至比你們還大一點，我都鼓勵他們去漫遊。就像剛才這位莫西子詩的最後一首歌的主題一樣，不要怕，沒有什麼可怕的，當我離開體制，當我寫出報告 ，背叛體制，發誓放棄很多人眼中一份很有權力的工作的時候，很多人是充滿了害怕的。我的母親父親都為我害怕，我的朋友都為我擔心，事實上，厄運有多麼可怕呢?不就是像我那樣，失去幾年自由嘛?

 在那失去幾年自由的日子裏面，鍛煉了我的人格 ，訓練了我的力量，使我更敢於挑戰。我覺得一個男人在這個世界上，必須懷揣著一種雄性意識去生活。不要害怕，在這個時代，活是非常簡單的一件事情，不去偷不去搶我們一樣可以活得非常的好。

 我常常對我的女兒，那時她在北京，我經常開著車帶著她。我說，你看看那個路邊拎著一桶水甩著毛巾的人，你知道他們是幹什麼的嗎?他們就像你父親當年來到這個城市一樣，從中國的各個鄉村來到北京，他們沒有生存技能，沒有人緣關系，但是他知道，買一個塑料桶只要幾塊錢，拎一桶水，拿一個毛巾，在路邊甩手帕，洗車，他們也可以活下來，就在這個城市。

 生活，只要你把自己的身段放得很低很低的話，你永遠把自己等同於一個普通的草根。大家不要認為我是一個大學生，我要去擺個地攤兒會很沒有面子。不要有任何一點虛榮心，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平凡的人，我們不是官二代，不是富二代。即使我們是官二代和富二代，我們也應該白手起家，也應該沿著自己的道路走，而不是要完全去沾父輩的光。

我喜歡很多很多像我一樣的人。我前幾天在大理遇見了一個老大姐，75歲，她看見我認出我來。她說我是你的粉絲，她要跟我合影，我很難想像有一個75歲的老大姐會是我的粉絲。我說你怎麼會知道我的，她說我上微博啊，上網啊。我說75歲還上微博嗎?她說，你太瞧不起我了。她說，我55歲的時候，我在新疆生活了55年，55歲終於退休，之後我才開始我的人生。從新疆出發，現在行進了大半個中國。65歲的時候在三亞去學習潛海，72歲的時候徒步進入西藏，一直過著背包客的生活。

 我問她最近在大理做什麼，她在大理做志願者。一個75歲的人做志願者，就是到每一個她喜歡的客棧或者書店，就說，我給你打一份義工，不要工資，你只給我一個住的地方。她就這樣地活著，一個老大姐，75歲的老人，跟著很多年輕人徒步穿越。

 她說，有一天我就這樣死在路上，我會覺得非常高興。我終於從55歲開始了我的真正的生命。

 在大理還有一個老人，今年將近80歲，在大理的人民路。我現在說到這兒，你們以後每一個去大理的人，都會在人民路上看到我說的這樣一個畫面。

 在人民路的中段，每天黃昏，有時是下午就開始了，會在路邊席地而坐一個80多歲的老人，而且是白族老人，他面前擺著三摞詩集，是他的三本詩，他每天就賣他的詩集。

 我原來以為這是一個，因為中國有很多老幹部寫著那種老幹部體的詩歌，歌頌共產黨、國慶有感等等這些，我以為這是又一個老幹部詩人。但是有一天我蹲下來去翻他的詩的時候，我才發現這個80來歲的老人寫著非常現代的，非常新潮的新詩，他的筆名叫北海。

 我問他，靠賣詩集能活嗎?他說，我靠賣我自己的詩集不僅我活得很好，而且我還給女兒置辦了全部嫁妝。然後我跟他交談，發現這個老人一生都活得非常詩性。我說你這樣的人才是詩人。詩人從來不是以你出版的著作有多少，寫過的詩歌有多少，而是你的生活方式是不是詩性的生活方式。這個老人就是這樣的詩性的生活方式。

 我也是一個詩人，我覺得我的一生活得非常詩性，我一點沒有辜負我的生命。我這樣一個土家族的青年，能夠在今天被大家認識，被大家了解，還能走上這樣一個T型台。這是我第一次上來的，過去是明星站的或者是扭著貓步上來的，第一次在T型台做這樣的演講。

 我覺得我為我的詩性的生活付出過很多痛苦，我也流過很多淚。我也有過凡人所不能承受的一些痛苦，我今天因為不是訴苦大會，但是我想給大家分享的就是，這樣一種生活經驗。

 就是只要你懷揣著一種到遠方去的夢，懷揣著一種在路上的使命，永遠告訴自己，不要怕，你一定會在這個世界結交很多很多的奇人，結交很多很多的朋友，你一定會找到你的同道。當有一天 這個社會需要我們的時候，我們一定能夠挽手，成為新的人墻。我們活著的意義，正是為了推進時代的一點一點的進步。有一天當你們到了文明社會你們會發現，我們還活在野蠻社會之中。我們為了心中的恥辱，我們也要背叛這份被規定的生活。我們必須按照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去活，我們一定要去為自己，甚至為你的同胞爭取更大的一點空間。自由從來不是自天而降的，自由一定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渴望它的時候，它才會來到我們身邊。

 我的故事，既不是孔繁森的故事，也不是雷鋒的故事，是一個平常尋常男人的故事。這樣一個男人的故事，它給大家示範的是一種生活態度，一種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談不上高大上，但是我認為它充滿了真善美。

 我們在路上唱歌，我們在路上相愛，我們在路上彼此鼓勵，我們在路上經歷精彩的山水和人生。

 我希望所有的青年，在座的不管來自於哪個省，我相信更多的是我們的三楚子弟。我希望每一個人，都像我一樣地熱愛生活，熱愛這個世界，更重要的是我們要熱愛自由。如果沒有自由的生活，人生和畜生無異。我們一定要擺脫一種豬一般的生活。豬一般的生活就是吃飽喝足就夠了，永遠呆在自己的圈裏。我是那頭一定要越過圈欄的野豬。我曾經寫過一首詩叫《豬跑了》。豬跑了是村裏面的一件大事，我住在一個村子裏面，一個農民的豬跑了，全村的人都去尋找這個豬。我從這個逃亡的豬裏面，寫下了這首詩。

 我笑著告訴那些人，我說這個豬在即將成人的日子裏面，終於翻越了它的圈欄，然後奔向了它的自由。

 我是一個一生都渴望擺脫心中那個像豬一樣活著的恥辱感的一個男人。我今天能給大家說的就是這樣的，我的人生故事太多太精彩的故事，以後的時光我們有機會再慢慢分享。

 我曾經說過，道路既給我們誘惑，同時還是我們的陷阱。我一邊發誓要把天下的道路走成拖鞋，

 像拖鞋一樣被我們拖在了後面，但同時我也知道，我說道路啊，你總要以我們這些行動者的血，來填補你那蒼白的畫布。（本文是在《一席》的演講錄音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