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1979年正常化以來，中美關系已經發展成為世界上一個最重要的雙邊關系。這一重要性引起國內外眾多學者對它的關註與研究，中美關系的任何風吹草動，大到兩國首腦的互訪，小到貿易逆差的統計，都會引發專家們的高談闊論，指點江山。不過，仔細觀察這些評論，便不難發現，他們考慮和評論的切入點都是以政府和政治為中心。在他們眼裏，中美關系不過是一種政府間的關系。但是，如果換個角度，將眼光從政府轉向民間，就會發現另一個中美關系，一個雖然受制於政治關系但卻有著獨立內容和發展趨勢的領域，這就是民間的交往。一位美國的社會學者就認為，“談‘中美關系’還不如談談美國社會的某個部分（比如，美籍華人····）與中國社會的某一階層的關系來得更為貼切····。”1

所謂民間交往，無非是商貿往來、文化交流、教育合作、旅遊觀光。中美之間的這些民間交往，對中美兩國來說，實際上存在著不同的定位。由於美國是小政府，大社會，因此，其政府以外的交往，都可以說一種民間主導的行為。相比較而言，中國是大政府，小社會，其政府以外的交往，也都在政府主導甚至參與下進行的。因此，中國專家學者的“政府中心”觀察法，的確也有其合理的基礎。

略加觀察，就會發現，中美間的民間交流，不論是商貿往來，還是文化教育交流，即使是在政府主導下展開，都離不開這樣一群特殊的人群。他們具有中國和美國的兩種文化身份，能夠熟練運用中英文兩種語言，穿梭於太平洋兩岸，穿針引線，牽線搭橋。他們就是在美國的華人。根據2000年十年一度的美國人口統計，來自大陸、台灣和香港的美國華人已接近300萬，占美國人口的1.03%。而僅僅在20年前，這個數字是81萬。如果進一步算上非法移民和來自東南亞的華人移民，美國的華人人口大約在400萬。

在美國的華人當中，有將近70%屬於美國以外出生的第一代移民。20世紀下半葉以來，由於移民的迅猛增加，美國的華人人口幾乎是以幾何級數的方式每十年上一個台階，1950年是11萬，60年是23萬，70年是43萬，80年是81萬，90年是164萬。目前，在美國繽紛繁雜的移民群體中，華人成為增長最快的一個群體。在每年申請加入美國國籍的外來移民中，華人成為僅次於墨西哥人而位居第二。按照目前每年大約十萬左右的移民速度來計算，到2010年新一輪美國人口統計時，在美國的華人肯定在400萬以上。對於這一移民潮流，我們不得不思考這樣一些問題：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中，這一發展對中美兩國意味著什麽？華人移民美國是最近20年的新現象還是“古已有之”？新的移民在跨國交往中扮演了何種角色？他們在未來的中美關系中會起到什麽樣的作用？

（一）

中國人移民美國，開始於19世紀40年代美國西部的淘金潮。正是這一浪潮把向來有下南洋傳統的廣東珠江三角洲的農民，潮裹挾到了一個完全陌生的土地。僅1852年一年，就有3萬華工抵達舊金山。到1870年代，在美華工已有十萬之眾。1860年代，美國西部的金礦逐漸枯竭，數萬華工又投身到貫通美國中部和西部的鐵路建設。當時，他們從加州的薩克拉門托由西往東、愛爾蘭移民則從內布拉斯加的奧馬哈由東往西修建，歷時四年，最後在猶他州的奧格登匯合。由於當地的自然環境惡劣，工作條件極為艱苦，中國人的茶和愛爾蘭人的酒成為勞工提神、解乏的飲品，故有“中國人的茶與愛爾蘭人的酒建造了橫跨美國大陸的鐵路”一說。2鐵路貫通之後，這些中國勞工又利用其豐富的農耕經驗，引進拓殖珠江三角洲濕地的傳統方法，將加州眾多的沼澤濕地，開墾為萬頃良田，為加州最終成為美國的果園和菜園奠定了基礎。

與舉家移民、準備落地生根的歐洲勞工不同，來美的華人更多的是賺錢謀生、準備落葉歸根的單身男性，而且，很多是通過勞工契約的形式來美國。這些勞工大都來自今天的江門一帶，其中的一個背景是，當地的居民與外來的客家人，為爭奪有限的資源，經常發生械鬥。到了鹹豐年間（1851-61），終於爆發了土客大械鬥，慘烈空前。這場械鬥延續了十多年，傷及幾百萬人口，迫使大批農民離鄉背井，漂洋過海，成為北美和澳洲勞工市場當中的華工。

對他們當中的大部分人來說，美國的“金山”只是暫時賺錢謀生的寄居地，而非落地生根的目的地，也就是說，他們還不是真正的移民。在美國，華工孤身一人，只能依靠幫會網絡，拼命賺錢，節制消費。幾年下來，有了一些積蓄，便回家娶妻生子，置地蓋房，成為了所謂的金山客。當地民謠唱道：“金山客，金山少，滿屋金銀綾羅綢”。甚至連哄小孩子入睡的童謠也有這樣的內容：“燕雀喜，賀新年，爹爹去金山賺錢，賺得金銀成萬千，返來起屋兼買田。”

華工主觀上的客居思想，自然是眾多客觀條件所限。顯然，對沒有受過教育的華工來說，從東方到西方，從儒家文化到基督世界，從鄉村到城市，從契約工到自由人，這其中飽含了太多艱難的跨國家、跨文化、跨時代的身份轉變。對任何人來說，這些都是一個脫胎換骨、重新做人的過程，非一日之功可以完成。假以時日，他們也能夠像其它族群一樣，最終融入到美國社會，只不過需要一個比歐洲移民更長的時間而已。

可惡的是，正當他們慢慢學著適應美國生活的時候，美國西部的一些政客，在與華工有競爭關系的利益集團，特別是工會組織的鼓噪之下，無限制地誇大華人社區（唐人街）的一些醜陋面，諸如賭博、嫖娼、鴉片和幫派，開啟了一場以排斥中國人的政治運動，並最終在州和聯邦兩級立法機構，推出了一系列排華法。美國西海岸出現的排華浪潮，給華工的生命財產帶來了巨大的損失。1855-1876年間，僅華工被謀殺的案件就達262件之多。由於受到排華勢力的控制和制約，美國地方政府常常無所作為，聽任暴徒無非作歹，致使排華事件層出不窮。

在現代世界中，對僑民的保護不僅是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同樣也是一個國家尊嚴的象征。這就是為什麽，一些政府對海外僑民的保護，往往超過了對本土居民的保護。但這一原則卻不適用於當時的清政府。在美國排華初期，清朝政府根本沒有保護華工的意識。長期以來，清廷一直采取禁海政策阻止人民出海謀生，將擅自出海的華人視為“棄民”。乾隆皇帝就曾下詔曰：“天朝棄民，不惜背祖宗廬墓，出洋牟利，朝廷不聞問”。3直到1860年中英《續增條約》，清政府在第一次明文承認華人移居海外的權利。即便如此，清政府的態度依然非常消極，基本的看法是“人已出洋，已非我民，我亦不管。”根本沒有現代領事保護的概念。因此，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在美國的華人社區，可以說是兩不管的地區，遇到危難之際，可以說是叫天天不應，喊地地不靈，狀況極為淒慘。

（二）

華工所企盼的合法保護，直到1860年代才姍姍來遲。1867年，一些中外約章又到了要修訂的時候。鑒於第二次鴉片戰爭的一個誘因是修約，清政府擔心，列強借口修約再次釁事，決定遣使出洋，向外國示好。可嘆的是，內戰內行，外交無方的清政府，居然找不出能夠承擔次項重任的官員，只好請剛剛卸任的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出山。於是，這個美國退休的外交官搖身一變，成為了中國政府的“辦理中外交涉事物大臣”，率團出訪歐美。美國是出訪的第一站，蒲安臣超出使團的授權，與美國國務卿簽訂了中美《天津條約續增條款》，史稱《蒲安臣條約》（1868）。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個由中國的洋人雇員擅自與美國簽訂的條約，竟然成為鴉片戰爭以來，第一個具有對等內容的中外條約，它給與雙方國民在移民、貿易、傳教、辦學、設領等一系列事務上對等的權利，而且促使美國承諾“不幹涉中國內政”。

設領護僑是該約簽訂的一個重要原因，正如該團成員清朝官員志剛所雲，金山“中國人已有十數萬眾。中國若不設官，一恐其滋事，無人彈壓；一恐其久無統屬，悉變為外國下等之人。”4然後，實現這個在美設領計劃，費時多時，直到十年後才實現。中國在華盛頓設立公使館的同時，在舊金山設立了領事館。由此，直到清朝1911年覆滅，中國駐美使節的主要任務就是依據《蒲安臣條約》，據理力爭，譴責美國排華的違約行動，要求美國聯邦政府制止排華暴行，切實保護華僑華人的合法權益。雖然成效有效，但美國政府也不得不做出一些讓步，甚至做出了一些賠償。

中國駐美使領館設立之際，正是美國的排華濁流，從西部各州的立法機構後湧向華盛頓聯邦國會之時。1879年國會的一項排華法，因為明顯違反了《蒲安臣條約》，在中國政府的抗議下，被當時的總統海斯否決。但與此同時，海斯決定迫使中國修訂《蒲安臣條約》，使之能夠為國會以後的《排華法》鋪平道路。1880年中美雙方清廷達成了《中美續修條約》，盡管清朝迫使美方廢除了其條約初稿中“禁止”華工的規定，但接受了“管制和限制”華工赴美的規定。而且，在條約英文版中，還有“暫停”（suspend）的字樣，參與談判的清廷官員寶鋆竟然不查，成為美國日後1882年《排華法》的一個借口。後來中國駐舊金山領事黃遵憲曾經作詩批評寶鋆等官員鑄成大錯，挖苦他們“誰知糊塗相，公認閉眼諾。”。5

1882年初，來自加州的國會議員，再次提出《排華法》，規定“暫停”華工入境20年。中國第二任駐美公使鄭藻如提出抗議，認為它違反了《中美續修條約》的精神，為此，他還面見美國總統阿瑟。阿瑟部分地接受了鄭藻如的抗議理由，並認為長達20年的禁止將有害於美國與東方的貿易。阿瑟否決這個法案，但是，他並不反對法案中禁止華人入籍的規定。國會只好把禁止華工入境的時間減少到10年，這次，阿瑟簽署了這個法案，這就是1882年《排華法》，這個臭名昭著的法律，結束華人自由移民美國的時代，開啟了日趨嚴格的排華立法的先河，成為美國移民歷史上可恥的一頁。它不僅禁止了未來十年的華工赴美，而且還剝奪了在美華人的入籍權。一位仍然堅持林肯時代共和黨理想的參議員憤怒地指出：“我譴責這個法律，不僅因為它違反了美國一項古老的政策，不僅因為它侵犯了人的基本權利，而且，更是因為違背了我們共和黨近期所宣揚的政治原則[指美國內戰和重建時期主張種族平等]。”6一位歷史學家則挖苦道：“美國傳教士真難向華人解釋：為什麽華人可以進入白人的天堂，卻進不了白人的國土？”7

（三）

然而，天無絕人之路。《排華法》可以剝奪在旅美華人的入籍權，卻無法剝奪他們在美生育子女的公民身份。因為美國憲法第十四修正案白底黑字寫著：所有美國出生的人都是美國公民。於是，利用憲法條款來獲得公民身份，進而移民美國的抗爭開始了。1884年，一個生於美國、後被送回中國華工陸某返回舊金山。由於沒有返回美國所需要的“勞工紙”（已在美國的華工不受《排華法》限制，但如果他們要重新進入美國，需要在離開美國前獲得回程證，俗稱勞工紙），他被海關扣留。陸某立即向聯邦地區法院上訴，要求法院發出人身保護令。在核實了他的身份之後，法院明確裁決：根據憲法第十四修正案，土生華人是美國公民，無論他們的父母是什麽身份。就這樣，陸某得以與其父母團聚，但對更多的想要來美的華工來說，這無疑是一個積極的信號。土生可以成為來美最便捷的理由。由於當時美國並沒有建立嚴格的出生證明系統，只有兩個華人在法庭上宣誓證明，且證詞沒有破綻或矛盾，就足以構成土生的充足證據。不過，這一判決是加州聯邦地區法院作出的，適用範圍相對受到了限制。

1888年美國通過了新的排華法（《斯科特法》），竟然出爾反爾，宣布原先發出的勞工紙作廢，致使近2萬名持有勞工紙的華人無法重新入境。他們被逼無奈，只好用土生的理由，迂回加拿大入境。隨著土生進入美國越來越多，負責執行《排華法》的政府官員，決定把失敗了的案件上訴到最高法院，希望最高法院能夠裁定土生華人不是美國人，憲法第十四修正案的規定只針對黑人。在具有裏程碑意義的1898年“華人身份案”（USv.WongKimArk）中，最高法院以6比2做出明確裁定，盡管其父母不是美國公民，也無法獲得公民身份，但是土生則是公民，與他們的種族背景無關，這是憲法第十四修正案的明確規定。因為他們是公民，所以《排華法》不能適用於他們。於是，土生，不僅是華人土生，而且是其他受排擠的亞裔土生，都可以據此合法地往來於中美，定居於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