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是中國發起的，已經成為一個國際項目，中國有必要減少“一帶一路”的中國單邊特性，想方設法多邊化“一帶一路”——讓“一帶一路”真正成為一個中國發起的新國際制度（國際項目、國際機構）。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簡稱亞投行）可以為“一帶一路”的多邊化提供重要模式。不過，“一帶一路”的多邊化可以不限於亞投行模式。

 目前，中國政府使用的“一帶一路所涉國家”一詞，就是這種單邊性的體現。2015年3月，中國國家發改委和外交部等發布的關於“一帶一路”的聯合文件，認為這類國家一共有60多個，主要分布在亞洲和非洲地區，也包括歐洲和南太平洋（大洋洲）國家。而在國際上，“一帶一路所涉國家”這種說法比較拗口，沒有對應的英文詞。不過，有的國際智庫把其幹脆稱呼為“絲綢之路國家”（Silk Road Nations）。 “絲綢之路國家”的術語具有重大的意義，比“絲綢之路所涉國家”要簡要而明了。

 如果對“一帶一路所涉國家”和“絲綢之路國家”兩個術語做一個對比，就會發現被嚴重忽視的問題：“一帶一路”的單邊性，即僅是從中國出發、以中國為中心思考形成“一帶一路體”國際體系。這一單邊性如果得不到糾正，就可能導致在貫徹“一帶一路”過程中的嚴重挫折。

 正因為如此，我在這裏提出“一帶一路”的多邊化任務，一是糾正一帶一路的單邊性，二是以多邊方式實現“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只有多邊化，才可能是中國提供國際公共產品（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以從根本上解決中國“一帶一路”的國際合法性（international legitimacy）問題。

 亞投行提供了一個實現“一帶一路”的方法。整個“一帶一路”都可以多邊化。目前，不管中國國內如何熱烈討論和歡呼“一帶一路”，“一帶一路”的國際合法性是一個尚未得到解決的問題。而且隨著“一帶一路”的深入開展，中國必然遭遇更多國際合法性質疑。

 亞投行是中國在過去30多年取得巨大發展成就後，向全球提供發展援助、貢獻國際公共產品的金融政治設計。盡管美日等少數國家出於私利沒有參加亞投行，但是，亞投行在發起與籌備過程中已經獲得和享有了高度的國際合法性。這是中國外交的意外成功。但意外成功的根源是中國采用多邊主義的理論與實踐。

 若是中國不采用多邊主義的理論與實踐，亞投行在政治上和外交上不會如此成功。但是，亞投行面對的大挑戰還很多，尤其是，現在很難說其就一定能在金融上和發展（開發金融）上取得成功。在未來，被規劃為中國等亞洲國家發起和歐盟等西方國家也參加了，足以與世界銀行媲美的“新的世界銀行”實現了，我們才能說亞投行成功了。

 亞投行代表了全球多邊主義在困難情況下的積極發展，其對全球治理的未來意義巨大。其對“一帶一路”的啟發也是巨大的。一句話，“一帶一路”若是能夠按照亞投行的設計與實踐多邊化，就更容易實現。

 深度嵌入全球或者在全球體系中占據重要地位的大國，是多邊主義的天然領導和發起者。霸權國家未必需要全球治理，但是非霸權大國則特別需要全球治理。美國是霸權國家，美國對全球治理並不熱衷，多邊主義僅是美國外交政策中的工具而非目的。中國是非霸權國家，自然特別需要全球治理，多邊主義不僅是工具，也是目的。對中國來說，還有一個重要的劣勢，那就是，經歷了30多年與現存全球性機構的互動與合作，經歷了參與和領導上海合作組織等區域多邊機構，仍然相對不會嫻熟駕馭多邊主義。

 中國要主動提議把“一帶一路”納入聯合國框架、國際金融組織、世界貿易組織，以及其他多邊框架。讓“一帶一路”所涉及的國家與地區，構成一個新的多邊貿易體系和多邊投資體系。讓“一帶一路”給中國與歐盟、非盟、東盟（亞細安）等“世界的地區”的關系都註入新的活力。

 自從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固定匯率體系在20世紀70年代初崩潰以來，世界各地的人們在探討、設計“後布雷頓森林體系”（post Bretton Woods System），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國際貨幣體系、國際（全球）金融治理（安排）的構想、計劃、倡議。

 本文認為，中國發起的亞投行等新型的國際金融組織還不屬於“後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範疇。中國在許多場合不斷告訴世界，亞投行等機構的設立不是另起爐竈。這是中國在外交上“韜光養晦”的繼續：不管是金磚合作（BRICS Cooperation）還是亞投行，都僅是對現有國際金融機構的“補充”，金磚合作與亞投行等與現存國際金融組織之間的關系是“互補”的，而不是平行和相互取代的。

 這樣的說明，在政治上和外交上是正確的，也是中國的本意，但是，難道中國就徹底排除了“另起爐竈”即催生下一代全球治理的可能？

 中國必須要超越目前的全球治理，不必在全球治理上“韜光養晦”，而有必要在發起亞投行等國際金融組織之後，再進一步，鼓勵一些重要的學者及其所在的學術機構，大膽探索下一代的全球治理的理論與實踐。如果目前的全球治理改革失敗，全球陷入嚴重缺少全球治理而出現大混亂，甚至無序的狀態（目前不少非常重要的美歐學者對此十分擔心），則中國不妨公開提出自己的全球治理方案，為一個更加有序、包容、民主、公正的世界秩序做出我們的貢獻。

 中國“一帶一路”尚未明確有助於（貢獻）下一代全球治理（尤其是全球經濟治理）的國際制度和國際規則。所以，“一帶一路”需要從貢獻全球治理的角度做國際制度和國際規則設計和推進。在這方面，“一帶一路”有必要借鑒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PP）。TPP的核心是書寫下一代全球經濟治理的規則。“一帶一路”顯然沒有或者缺少影響和塑造下一代全球經濟治理規則的規劃（盡管許多人對“一帶一路”做了許多的過度解讀）。

 與諸如TPP等進行比較（目前中國學術界缺少關於TPP和“一帶一路”的深入比較研究，主要是因為對TPP的細節所知很少），“一帶一路”不是國際協定（條約），目標也不是形成這樣的國際協定。但是，在國際體系（而不是人們常說的“天下體系”、“帝國體系”），要順利實現“一帶一路”的目標，需要達成國際協定，至少也要達成國際框架。 TPP是一個多邊的國際協定，歷經艱苦的談判簽署國際協定，然後交由成員國立法機構批準，作為“高水平”的自貿協定，對參加國家，以及對於非TPP成員都有很大的約束力，有助於實現其初衷。

 假如“一帶一路”繼續不是一個多邊談判進程，也無國際協定的目標，“一帶一路”的松散性、非機制化，即缺少國際約束力的局面將繼續下去。

 二十國集團（G20）成立於1999年，但在2008年前，G20一直僅僅是各國財長和央行行長的多邊會議，尚未是各國政治領袖的峰會。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G20被認為是對付金融危機的國際方案之一，於是，美國和英國率先號召召集G20峰會。受到這一外交事件的啟發，我認為，中國應該主動提出、盡早召集“絲綢之路峰會”（Silk Road Summit - SRS），以便使“一帶一路”國際合作上升到最高的政治層面。

 作者是中山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兼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愛思想網站2015-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