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在英文中叫做memory，但是我個人的感覺是，相對而言中國文學裏面往往會把記憶簡單化，就好像人的大腦就跟電腦一樣，那些記憶的碎片就如同數據存進去，然後摁一個鍵一段記憶就出來了。可實際上記憶不是這樣的，我們要把記憶放在一個時間概念中來看。時間這個概念在中國哲學、文學中討論得同樣不夠細致。比如我們看霍金寫《時間簡史》，很多哲學家關注時間問題。時間會帶來很多的變化，使我們的記憶發生很多變化。我們的記憶不是如儲存在電腦中的數據般穩固地呆在腦海裏，可以隨時調取，實際上我們的記憶是很不可靠的。我們往往會修正它，並且這種修正是往對自己有利的方向發展。記憶往往是選擇性的，有些記憶某段時間好像淡忘了，但是後來又會慢慢浮現。我們不妨通過文學來檢查一下這種選擇性的記憶：一方面是放到文學作品裏面看記憶是如何呈現出來的；另一方面是寫文學史，文學史實際上牽涉到如何整理我們歷史的記憶。文學史並不曾分成一個個空格，然後我們就在這個空格裏填上某一段時間的經典就可以了。有些書在某時間段裏是經典，在另一個時間段可能就不是經典，有些書原來不是經典，後來慢慢進入到經典之中，實際上是跟當下的需求和標準有關系。當下的需求也許是情感上的，也許是政治上的，也許是經濟上的，總之背後有多種原因。

一、記憶不可靠

今天講座從記憶不可靠開始，先說一件我今天上午遇到的事情。我一到辦公室，電話鈴就響了，對方說您是文學所的所長嗎？我說，是。然後對方就說，他的舅舅某某原來是文學所的所長。我頓時就在腦海裏搜索歷屆文學所的所長，在我的記憶力並沒有我所聽到的名字，但是我不能確定我知道文學所以前每一位黨委書記、黨委副書記、副所長，於是我假裝說，哦，誰誰誰我當然知道。事實上我是不知道的，但是我要是說不知道的話就會顯得很唐突，不禮貌。接著電話線對面的人就說，他舅舅去世時壓力很大，能不能由文學所來寫碑文？我答道，當然沒有問題，我先去布置一下。接著我就去找人問是否有這一位所長，回答都是否定的。後來我就把電話打回去了，才知道那位死者本來是北京社科院的，他的外甥卻把電話打到中國社科院了。我在聽到名字後馬上要做出一個反應，如果我說不知道肯定是不禮貌的，因而我出於禮貌肯定要假裝是知道的，這也說明我對自己的記憶也是不放心的。有時候騙子也是這樣來行騙的，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會有對自己的記憶產生懷疑的時候。

我有時候在想，一些小時候的事情我看起來淡忘了，但一個偶然的原因就把以前的記憶鉤沈起來。當我用我現在的價值觀念和情感判斷來重新評價它，就會覺得我當時這樣做可能不太恰當。可是事情已經這樣發生了，然後和兄弟姐妹、親戚朋友聯系時，就會發現有些關鍵的細節在朦朦朧朧之中，誰也不大說得清楚，前因後果也會有一些出入。這樣的事情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特別的多。

不同人物的記憶都會出現偏差。一件簡單的事也許有一個唯一正確的解釋。可歷史上發生的很多事情，並不是只有一個解釋，可能有並存的幾種可能性。小說家和歷史學家的寫作有很多相近之處，他們都是在很多記憶不太清晰、材料不是十分充足的情況下，把碎片編起來形成一個連貫的敘述，一個故事就這樣出爐了。歷史就是這樣一個有頭有尾有中間的故事。

我們寫東西時往往希望把它整理得因果關系特別明確，讀下來也是十分連貫，易於理解。這是人類文明的長處，也是它的弱點。實際上所謂的信史是否存在這樣連貫的理性，卻是值得懷疑的。為什麽這樣的原因必然會導致這樣的結果？就好像你的病好了，你把功勞歸結為某個醫生開了張很靈的方子，為什麽你不把原因歸結到那一年北京冬天沒有下雪，或者別的什麽奇怪事情上呢？這樣的邏輯關系是怎麽建立起來的呢？有些我們可以通過實驗的手段來證明，可是還有很多邏輯關系是很個人化的，是我們是難以證明的。

六七十年代英國有位著名的文學批評家弗蘭克·克莫德（Frank Kermode），他有本書叫做The Sense of an Ending: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Fiction。這本小書是1965年作者在布林·莫爾學院的講座整理而成，內容極其豐富。歷史中行為不是因其自身，而是因與結尾的關系而獲得意義。這是西方文學文化中的末日思維，最後一天上帝出來，進入末日審判，一切將塵埃落定。有了一個“結局”的意識，就可以判斷很多事情的是是非非。在沒有這個ending之前，是非好壞是沒有定論的。到了最終審判時才豁然明朗了。這種終結感對我們而言是很重要的，它使我們認識到故事的開頭和中間是為了一個結尾存在的，只因有這樣的結尾才使得前面有意義。中國文化中這種終結感不太強，在我們的歷史敘述中，我們沒有這樣一個末日審判，沒有終結來理清前面很多事情的意義。共產主義和這個終結也不完全一樣，美籍日裔學者福山有本書叫《歷史的終結》是說歷史進入一個階段就沒有時間，所有的矛盾都化解了，進入了一種新的階段，也是一種終結感。中國文化中對時間、終結的關注相對較少，當然我們的創世神話也不像基督教那麽單一。

二、文學與記憶

 （一）記憶在文學作品中如何呈現

去年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出了一本小說也叫The Sense of an Ending，該小說榮獲了布克獎。巴恩斯是英國相當有名的作家，作品很值得我們一讀。他的代表作是《福樓拜的鸚鵡》。鸚鵡是福樓拜作品中常見的一種寵物，以至作為與作者密切相關的標誌，被陳列在福樓拜的博物館中。本書以鸚鵡為切入點，通過敘事、回憶、評論、對話、年表、詞典、問卷等多種形式，構成一部另類的福樓拜傳記。在該書卷首，巴恩斯引用了福樓拜在致劇作家費多的信中一句帶有反諷意味的話：“當你為朋友立傳時，一定要做得像你在為他報仇雪恨那樣。”很多傳記確實像是出自傳主好友的手筆。司馬遷為屈原、賈誼作傳，何嘗不是在為他們報仇雪恨？不是為他自己報仇雪恨？下意識地在傳中為朋友報仇，是把意願等同於事實。福樓拜這句話說明他不僅懷疑單一視角，而且懷疑歷史是否可靠。然而常人讀書往往被書上的文字牽著鼻子走。《十又二分之一章世界史》(1989)是巴恩斯的另一部傑作，小說一開頭就顛覆了最權威的故事：《舊約·創世記》中的諾亞方舟。講故事的細微的聲音來自方舟上藏身於船體的木蠹。諾亞虛構出上帝，為的是自己可以隨心所欲，為的是可以借著上帝的名義壓迫或消滅他自己不喜歡的周邊其他部落和民族。他才是真正的暴君。第一章講的是世界末日來臨時，在滔天洪水下孤獨的諾亞方舟上幾隻偷渡客木蠹所觀察到的場景，木蠹眼中的諾亞一家幾乎占盡了七宗罪，破壞了十誡的每一條。讓這樣的一家人選擇哪些動物可以幸免於難，是一件非常不靠譜的事情。在這部書的“二分之一章”中，討論著“愛”的主題的敘述者說：“我們編造出故事來掩蓋我們不知道或者不能接受的事實；我們保留一些事情真相，圍繞這些事實編織新的故事。我們的恐慌和痛苦只有靠安慰性的編造功夫緩解；我們稱之為歷史。”

巴恩斯的《終結的感覺》講述一個關於記憶的故事。它既是在回憶中寫成，也是對回憶的心理特點的探究。敘述者托尼·韋布斯特所面臨的任務是透過記憶的迷霧認識他自己的“編織”，他那幾乎是出於自我保護的潛意識中“安慰性的編造功夫”。通過回憶，小說主人公曾經的許多認知被一一顛覆。托尼跳脫出狹隘的自我，開始從他人的角度來觀察、分析自己的歷史。托尼變成了一個更誠實更大膽，更關心他人的人。對過去的理解變了，對自己的認識也變了。

我們是怎麽樣的一個人，是和我們怎樣面對記憶，如何刪除記憶和修改記憶密切相關的。記憶的過程也是我們怎樣對記憶進行解釋的過程。不變的自我往往是美好的虛構。我們的不少成語 (如白璧無瑕、懷瑾握瑜、懷真抱素、泥而不滓) 都強調人的恒定性，拒絕變化。《離騷》裏的詩人還自稱“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內美”指先天的品質，是一種先於社會與歷史的完足，就像橘樹的基因一般。這種導致一種思維模式，追求一種永遠純潔的狀態，相對而言變化就比較少了。其實自我受制於時間，通過回憶不斷生成變化。如果一個人在不同的時候對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的理解有所不同，那麽是回憶在發揮關鍵作用。我們的自我也一直是處在動態之中的，也許變得越來越有內省的能力，能夠跟自己過去對話，去質疑自己的記憶；也有可能強化自己的記憶，缺少一種內省的精神。我強調這種動態，是覺得我們應該把記憶問題化，要註重時間對人改造作用，而且時間對人的改造絕不僅僅是外表身體的變化，更是通過記憶來重塑為人。

《終結的感覺》敘述者托尼·韋布斯特是一個極其普通的人，年齡應該與巴恩斯差不多，上世紀60年代上大學。小說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托尼對學生時代的回顧(也夾雜了40年之後的評點)，主要講他中學與大學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