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曉東：文學史家的“通識”與“情懷” 下

以廣義言，則能以言語表出思想感情者，皆為文學。然註重在動讀者之感情，必當使尋常皆可會解，是名純文學。而欲動人感情，其文詞不可不美。故文學雖與人之知意上皆有關系，而大端在美。（264—265頁）

這種對文學的理解，既與對西方百科全書的借鑒有關，也與新式學堂的教育體制相關。陳平原繼而進一步考察了黃人的作為教科書的《中國文學史》中所理解的文學範疇：“美為構成文學的最要素，文學而不美，猶無靈魂之肉體，蓋真為智所司，善為意所司，而美則屬於感情，故文學之實體可謂之感情雲。”（268頁）黃人所創制的文學史的範例之所以值得重視，是因為其中聚合了諸種現代性因素：在“文學”的界定中對“美”的維度的強調，現代哲學的康德意義上的知情意統一的理解模式，與大學機制的關聯，世界視野的建構，其中都肇始了現代文學史學科的諸種與發生學相關的問題。

與蔡元培倡導的美育所啟引的現代教育的方向感相似，黃人對“美”的問題的強調或許尤其值得關註，同樣在現代“文學”的概念創生之際就啟發了文學教育的歷史方向感，啟示後來者思考文學的本性，思考回歸文學本體以及張揚文學性的教育，思考文學與人的情感的關聯，思考人與生存世界的關系，從而進一步思考人在歷史中的使命和意義。也正是這個意義上，托多羅夫認為：“文學給我們提供了使現實世界更有意義和更美的那樣一些不可替代的感受。文學遠非一種僅使有教養者愜意的消遣品，它讓每個人更好地回應其人之為人的使命。”[xi]恰如王國維在二十世紀初葉所說：“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學家。何則？政治家與國民以物質上之利益，而文學家與以精神上之利益。夫精神之於物質，二者孰重？且物質上之利益，一時的也；精神上之利益，永久的也。”[xii]文學的永久的價值，在事關全體國民“精神上之利益”。而在陳平原這裏，文學史敘述如何張揚人的精神、處理世道人心，重現審美經驗，是今天的文學史所面臨的生死攸關的大事情。文學教育之所以成為陳平原的更為核心的關懷，也是自家作為一代學者的歷史擔當與人文情懷之所凝聚。

“體貼入微”的分析史學

本書縱論已逾百年的現代文學史和文學教育史，時間的跨度以及論題的繁多，都考驗作者駕馭宏闊歷史敘事的眼光和識見。而這種總體史意義上的學術判斷和眼光也是本書最為鮮明的學術目標之一。正像作者談及文學史家的“功力”與“學問”的話題時所說：“所謂‘上闡古人精微，下啟後人津逮’，註重的是大的學術判斷，或者說‘方向感’，而不是具體而微的名物考辨。……比起‘小考證’的精致來，‘宏大敘事’之粗糲，也自有其美感。”（107頁）在談論大轉折時代的學者時，作者則強調“‘功力’或許不及‘眼光’重要”，“在學術史上，‘篤守’與‘開創’，各有其價值。但在一個大轉折的時代，能通過個人的努力，展現學術發展的‘新方向’，無疑更讓人羨慕”（111頁）。可以說，本書對大轉折時代學者和學術的討論，既表現出學術功力，也獨具歷史眼光，同時力求精準地把握與展現學術發展的“新方向”，在縱論歷史的大局觀方面給人深刻印象。

但另一方面，這種歷史大局觀是與具體研究過程中體貼入微的精微思考與條分縷析結合在一起的，每個話題的具體論證環節都堪稱精細入微，沒有絲毫的粗疏之感。或許從這個角度，可以理解陳平原對錢鐘書的歷史意義的闡說：

那些冠冕堂皇、體系嚴密的理論大廈，遲早會坍塌，變成無人光顧的遍地瓦礫。與其如此，不如轉而撫摸“文明的碎片”，從中讀出宇宙的奧秘與精義。不是“通史”，也未見“體系”，這種“坐而論道”的姿態，是作者的自覺選擇。今日學界，對於《談藝錄》《管錐編》的意義，已經有了相當清晰的理解。（513頁）

但如果聯想到由於楊絳先生的仙逝引發的輿論界關於錢鐘書的某些非議，便可知坊間並不是所有人都對《談藝錄》《管錐編》的意義有真正清晰的認知。而陳平原對於錢鐘書式學問的闡釋，或許真正觸及到了學問的本真：從“文明的碎片”中解讀宇宙的奧秘與精義。

類似的精微洞見，尤其突出體現在對歷史中的人物和具體事件的判斷上，如果說下面這一判斷“1920年代的中國學界，對考據的推崇乃至迷信，直接導致了知識類型的轉化，那就是詩學的衰落與史學的興起”[xiii]尚屬對歷史演變過程中學術大變局的高屋建瓴的宏觀掃描，那麽本書對王國維的歷史選擇的條分縷析，則是微觀史學的精細透視，作者以“詩”與“史”的碰撞詮釋王國維的悲劇，對於理解號稱20世紀三大文化難題之一的“王國維之死”，提供了一個極具啟示性的視野：“在‘詩’與‘史’的碰撞中，王國維最終選擇了後者，這與其精神氣質有很大關系。”“王國維之從‘哲學’逃向‘文學’，又從‘文學’逃向‘史學’，一步步地，都是在與其憂郁氣質與悲觀情懷抗爭。以盡可能冷峻、客觀、平和的心態，從事艱深的學術研究，對於格外敏感的王國維來說，更容易‘安身立命’。否則，整日沈湎在悲觀主義的哲學或文學裏，自殺悲劇很可能提早發生。”（460頁）

陳平原的文學史著作素以“史識”著稱，同時也得兼實證史學以及分析史學的長處，尤其在還原歷史的具體圖景，鉤沈豐富的史料，呈現細節史方面，都顯示出本土學者把學問往精深裏做的努力。本書在討論魯迅時曾有這樣的感喟：“以史識見長的魯迅，治學時居然甘願下此‘笨功夫’，這才值得驚嘆。”（333頁）本書也同樣在史識與史料之間獲得了一種均衡性，既是一部以大局觀、歷史感、學術眼光和歷史識見見長的著作，又在考證文史材料，鉤沈歷史細節方面下了非常大的功夫，從而對所研究的諸種問題呈現出在歷史細節方面的豐富性和具體性。盡管作者稱“即使窮盡所有存世史料，也無法完整地‘重建現場’，但搜集、稽考並解讀這些零星史料，還是有助於我們‘進入歷史’”（77頁）。作者對晚清和民國史家的學術研究、文學生活、歷史情境的探源與考辯，具有微觀史學意義上的方法論的啟示性，也為讀者感知大半個世紀之前的時光，提供了一種歷史的具體性與現場感。在《“文學”如何“教育”》這一章中，作者尤其精細入微地還原了當年生動的文學課堂。如陳平原在訪談中說的那樣：

對於一代代從校園裏走出去的老學生來說，最值得追憶的，其實是課堂上那些生龍活虎、神采奕奕的教授身影。我努力鉤稽並表彰一百年間諸多妙趣橫生的文學課堂，是想證明，那些隨風飄逝的聲音在學術史上的意義，一點不比專業著述遜色。[xiv]

而“體貼入微”也堪稱是評價陳平原這部專著的重要學術尺度。

多年來，學界多人雲亦雲的宏闊判斷，但相當一部分經不起仔細推敲。因為大而化之的立論很容易做出，而真正的學術判斷，則需要具體細致的研究和論證，需要“博學通識，需要才情趣味”，從而才能在對歷史的細密肌理的體貼入微的剖析與呈現之中，積澱為真正的學術。

趙園曾說：“我痛感我們的歷史敘述中細節的缺乏，物質生活細節，制度細節，當然更缺少對於細節的意義發現。”[xv]這段表述其實暗含著對大而化之的歷史研究的疑慮以及研究者歷史觀的潛在的轉變，即在不放逐宏大歷史敘事的同時，也在歷史細部的紋路之間獲得“微歷史”圖景，力圖通過對原初歷史細節的再現與鉤沈去探究歷史的微言大義，以體貼入微的方式在重建鮮活的歷史敘述的過程中使歷史“意義”在細節中得以具體彰顯。

當然，微觀史學處理的微觀案例，並不一定總是可以做到與大歷史形成互動的關系，而陳平原的史學觀則可以看作是一種“深描”式的分析史學，背後有大的歷史格局和框架作為論述的支撐，其中更是暗合心靈史學的精義。《作為學科的文學史》在討論晚清黃人百科全書的寫作時曾引用過美國“心態史”學者羅伯特•達恩頓的《啟蒙運動的生意——<百科全書>出版史（1775—1800）》。[xvi]我從中看到了陳平原與達恩頓的文化史學以及心靈史學對人類心靈狀態的探究仿佛有異曲同工之妙。正像達恩頓在他的以《屠貓記》為代表的一系列法國史研究中所表現出的那樣，陳平原也試圖在作為文本的歷史幽暗處探索其中所隱藏的中國學人的心靈狀態。

而對心靈狀態的洞察，是本書顯出沈甸甸的厚重感的原因之一。對歷史情境的探究、對人情世故的理解，對“世道人心”的體味，處處顯示出文學史家的“體貼入微”。而如何方能做到“體貼入微”？陳平原自有其夫子自道：“在我看來，兼及‘小說’與‘歷史’的小說史研究，需要博學通識，需要才情趣味，甚至還需要馳騁想象的願望與能力——這樣，方才能真正做到‘體貼入微’。”[xvii]

在《作為學科的文學史》初版本中，有題為《重建“文學史”》的“代序”，結尾有一段總結性的話：

“文學”除了作為科系、作為專業、作為課程，還有作為修養、作為趣味、作為精神的一面。故，我所關註的“文學教育”，不僅對中文系生命攸關，對整個大學也都至關重要。這裏引入歷史的維度，探討各種可能性，涉及教育宗旨、管理體制、課堂建設、師生關系等。至於在中國，作為“著述”的文學史，該如何向年鑒學派學習，走向以問題為導向的分析史學，而不是滿足於敘述史實與表彰先進，那是另一個問題，暫且按下不表。[xviii]

而在我看來，陳平原的這部《作為學科的文學史》中，“以問題為導向的分析史學”已經成為值得矚目的觀念視野。

求其“通”：文學史家的境界

關於如何治文學史，陳平原有過影響頗大的表述：“文學史編寫不僅僅是一門技藝，更與學者個人的遭際、心境、情懷等有密切的關聯。換句話說，這個‘活兒’，有思想，有抱負，有幽懷，有趣味。”[xix]這是從文學史家的固有的“情懷”的角度看待文學史寫作。

而在《作為學科的文學史》中，除了“情懷”依舊，作者還看重文學史家所能達到的另一種境界——“通”人的境界。在討論魯迅的文學史寫作時，本書中有這樣一段話：

魯迅之喜讀雜書，與其說是為了“博”，不如說是求其“通”——通古今、通中外、通子史、通語言與文學、通詩文與書畫、通書籍與實物。一句話，借助於對人類命運的整體思考以及全史在胸的知識結構，超越因專業分工過細而造成的眼光與思路的相對狹隘，理解隱藏在“紙背”故為世人所習焉不察的“歷史（人生）真相”。……作為一個文學史家，魯迅的最大長處其實不在史料的掌握，甚至也不在敏銳的藝術感覺，而在於其跨學科的知識結構以及對歷史和人生真諦的深入領悟。（347—348頁）

這種跨學科的知識結構以及對歷史和人生真諦的深入領悟，是魯迅治史過程中超乎常人的“史識”之所以生成的基礎。而魯迅的“史識”，最終表現為“對中國歷史文化的獨特理解與深入思考”（351頁）。

文學史雖然是一門專業學科的專門史，但是真正寫好文學史，卻也許比任何其他一門學科史都需要“博”與“通”，而能否做到“通”，則最終決定了文學史的境界。無論是知人論世，還是最終傳遞對歷史與人生真諦的體悟，都有賴於魯迅式的真正跨學科的知識結構以及作為“通人”的識見。正如陳平原對自家文學史寫作觀念的總結：“我的基本思路是：文學史確實屬於‘專史’，但在具體的撰述中，有無‘通識’、能否在史料的精細甄別以及事件的精彩敘述中，很好地凸現史家特有的‘見地’，以至‘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將是至關重要的。”[xx]

陳平原所探討的有無“通識”的一個重要標志，是在學問的探究中，彰顯知人論世的功力。文學即“人學”，而所謂的“知人論世”，最終會落實到對一個個具體時代的文學創作現象和規律的敏銳捕捉。陳平原認為：“魯迅的文學史著述，其優勝處在於史料功底紮實、藝術感覺敏銳，另外就是這對‘世態’與‘人心’的深入理解以及借助這種理解來詮釋文學潮流演進的敘事策略。”（352頁）按照陳平原本書中的另外一種表述，即“為解釋‘文變’提供‘世情’”。而理解魯迅的文學史著述，也自然就需要研究者真正深入到魯迅所鉆研的歷史具體情境之中。比如關於魯迅的對“世態”與“人心”的註重，陳平原並非靠“知人論世”四個字就打發掉，而是具體闡釋魯迅式的知人論世的特出性：

魯迅的思路不一樣，文學史著中極少涉及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關註的是一個時代的思想文化氛圍和士人心態。文學作為一種精神產品，並不直接反映社會的經濟關系和政治鬥爭；抓住“士人心態”這個中介，上便於把握思想文化潮流，下可以理解社會生活狀態。在《中國小說史略》中，大抵每篇第一段都是關於文化思潮的描述，寥寥數百字，最見功力，目的是為解釋“文變”提供“世情”。只是這一“世情”往往圍繞文人的命運、心態、習俗來展開，且常與某一小說類型的發生、發展糾結在一起。（350頁）

因此真正的“通”還取決於“知人論世”的真知灼見，即所謂的“通識”。具備了“通識”，才能在應對諸多覆雜的歷史現象時，言他人所未能言。如第八章《在政學、文史、古今之間——吳組緗、林庚、季鎮淮、王瑤的治學路徑及其得失》對“清華學派”的評析，通過對四大教授的研究，觸摸兼及古今、貫通文史、關心政治的學術傳統，把近些年來為學界所關註的“清華學派”問題解釋得最為得體。而對現代學術史上幾個重量級學者的入微體貼，更顯示出作者的精深學養。如采用“預流”的說法討論王國維學術方向的選擇，最終從精神氣質的角度把握王國維最終的命運，都是精深博識以及知人論世之論。

陳平原教授的《作為學科的文學史——文學教育的方法、途徑及境界》最終提供給學界的，是一個反思現代文學史的觀念、體例、制度、教育等因素的綜合性視野。此書在某種意義上堪稱是奠定陳平原學術研究格局的專著，融學術眼光、文學感覺、歷史洞察、史家風範、博通識見、學者法度、文人情懷於一爐。在觸摸現代文學的學術傳統、教育傳統的過程中，也為文學史學科賦予了新的生命力。因此，本書的最後一章，集中思考的是“重建‘中國現代文學’”的可能性：

無論學科範圍、理論框架、研究思路等，我都樂見“眾聲喧嘩”局面的形成。正是這種淆亂但生氣淋漓的局面，得以沖破僵化的教育體制的束縛。在開放性與規範化之間，保持必要的張力，給民間視野預留足夠的空間，而不是追求某種研究方法或新編教材的“一統天下”，有利於本學科保持一種“在路上”的精神狀態。（521頁）

現當代文學的學科之所以應該保持一種“在路上”的即時感和必要的張力，正是因為作為學科的文學史，在與時代互動的過程中，時刻處於變動不居的過程性之中，“未完成性”是作為學科的現代文學史的應有之義，而“在路上”的跋涉，是作為學科的現代文學史保持一種活力和生機的必經之路。在《“中文教育”之百年滄桑——寫在北大中文系百年誕辰之際》一文中，陳平原提及“中文系師生有責任介入當下的社會改革以及思想文化建設。不是不要專業，而是在專註自己專業的同時，保留社會關懷、思想批判、文化重建的趣味與能力。說到底，‘人文學’是和一個國家的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它不僅是一種‘技術’或‘知識’，更是一種揮之不去的‘情懷’。”“而在中文系八個二級學科中，最能體現這一‘社會關懷、思想批判、文化重建的趣味與能力’的，很可能便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有感於此，這個學科的日漸成熟，不該以放棄‘參與時代核心話題的激情與能力’作為代價。”[xxi]這就是陳平原在《作為學科的文學史》中思考何為“理想的文學教育”以及人文學學科走向何方的歷史動因及其現實“情懷”。

[i]陳平原：《作為學科的文學史——文學教育的方法、途徑及境界》（增訂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

[ii]茨維坦•托多羅夫著，欒棟譯：《瀕危的文學》，第48—49頁，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

[iii]陳平原、李浴洋：《文學教育：在“學術研究”與“人文養育”之間——專訪陳平原教授》，《北京青年報》2016年8月8日。

[iv]陳平原、李浴洋：《文學教育：在“學術研究”與“人文養育”之間——專訪陳平原教授》，《北京青年報》2016年8月8日。

[v]陳平原：《作為學科的文學史•後記》，《作為學科的文學史》，第479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

[vi]陳平原、李浴洋：《文學教育：在“學術研究”與“人文養育”之間——專訪陳平原教授》，《北京青年報》2016年8月8日。

[vii]陳平原、李浴洋：《文學教育：在“學術研究”與“人文養育”之間——專訪陳平原教授》，《北京青年報》2016年8月8日。

[viii]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第320頁，長沙：岳麓書社1986年。

[ix]參見吳曉東：《重建“五四”的歷史現場》，見陳平原主編：《紅樓鐘聲及其回響——重新審讀“五四”新文化》，第416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

[x]這裏借用的是雷蒙•威廉斯的術語，參見雷蒙•威廉斯：《鄉村與城市》，商務印書館2013年。

[xi]托多羅夫：《瀕危的文學》，第43頁，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

[xii]王國維：《文學與教育》，《王國維文學美學論著集》，第51頁，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