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從大歷史的視角，才能客觀地看清這三十多年改革開放的意義。眾所周知，一百多年以前開始的近代史，就是中國的農業帝國文明敗給了資本主義工業文明的歷史，中國被迫開始了痛苦的轉型。只有從不同的文明結構這一更宏觀的角度來考察，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近代中國的失敗與帝國文明崩潰的原因。因為近代以來的歷史，就是中西方兩種不同文明結構沖突的歷史。

 這裏我們先來看中華帝國文明的結構特征。它實際上是一個大一統的以“安分敬制”為基礎的文明，社會個體“各守其分，不得相侵”，如同沒有生命的城墻上的磚頭，整齊地堆砌起來，這個文明中的人們，生活在三綱五常原則建構起來的整齊劃一的社會秩序中。這是一種“求定息爭”的非競爭性的文明。它的體量雖然很大，在近代以前，可以通過規模效應，形成對前資本主義西方的“GDP”優勢。但這種“磚墻式”的帝國結構本身，與西方文明的類似生物細胞體的多元結構相比，它缺乏微觀的個體活力，因而也就缺乏微觀試錯的變異能力，在宏觀上，也就相應地缺乏對變化了的環境的適應能力。這導致了它自身既不能發展出資本主義，到了近代，也無力應對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挑戰。

 中華文明的演化也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人們自然會問這樣一個問題，中華文明在春秋戰國時代，也曾經生氣勃勃，有百家爭鳴，為什麽後來會演變成為一種近代以前那樣的非競爭性的文明？

 從春秋戰國到秦漢帝國，是中國文明史的一大關鍵。也可以形象地說，是中華文明潮流的九曲黃河的大轉彎。春秋戰國時代，華夏文明內部也是列國並存的，是多元的，由小規模的諸侯國家構成的，這些小共同體是自治的，它們的邊界是開放的，人才是可以在各國之間自由流動的，列國彼此是競爭的。這種情況與西歐文明結構頗為相似。嚴覆在《原強》中是這樣概括西歐文明特點的，那就是“一洲之民，散為七八，爭雄並長，以相磨淬，始於相濟，終於相成，各殫智慮，此日新而月異”。春秋戰國時代的華夏民族也是如此。各國在競爭中日新月異。這種小共同體之間的多元競爭型結構，能不斷地煥發文明的生機與活力。中國那時是一個產生“大家”的時代。當我們閱讀百家爭鳴時代的諸家思想言論，我們都能感覺到那個時代的先人是何等的敏銳、機智，他們對人生與世界的洞察力是何等的深邃。豐富的思想觀點層出不窮，中國傳統的思想學術基礎，都是在那個時代奠定的。

 但這種多元競爭型文明結構並沒有長期持續下來，穩定下來。春秋無義戰，老百姓生靈塗炭，為了避免戰亂，於是出現了霸主政治，在當時的一些有影響力的大國中，先後出現了五個霸主，這些霸主力圖利用自己的實力與權威，在各國之間建立起妥協與和平均勢，如果這種妥協與均勢能穩定地形成，並一直延續下去，那中國就會如同西歐一樣，保持著多元共同體並存的格局，那麽中國的歷史真就要重寫了。然而，古代的中國華夏地區這種多元格局，到秦漢就結束了。此後二千年，中國基本上走的是一條大一統的帝國文明為基本形態的歷史路徑。

 我們可以追溯中國文明從多元競爭到大一統的路線圖：第一階段是從西周分封以後到春秋時代，是諸侯國多元並存格局，第二階段，是戰國時代的兼並戰爭時代，第三階段，到了公元前四世紀，為了適應兼並戰爭中生存的需要，各國通過變法先後走向“軍國化”，即國家以更高效的戰爭動員這一目標作為改革的方向，紛紛把國家變成中央集權的戰爭動員機器。在這方面最為成功的是秦國。最後結局，公元前三世紀，是秦國滅六國，中國演變為秦以後的郡縣制的中央集權的帝國體制。

 眾所周知，我們祖輩生活於其中的這個帝國文明的基本形態，皇帝—官僚—士紳相結合，形成中央集權王朝，周期性的一治一亂。秦漢以後，經由三國、兩晉、南北朝，之後就是隋、唐、宋、元、明、清。每個王朝如同一個人一樣，有青春時代，然後進入中年，被生老病死的問題所糾纏，經歷了從盛世到衰亡的歷史命運。經過漫長（如魏晉南北朝）或短暫（如五代十國）的分裂，但最終中國在亂世後又會回歸於大一統中央集權的郡縣制王朝。

正如有學者比較中西文明的歷史後所指出的，中國的歷史雖然豐富多彩，但這一郡縣制帝國的歷史循環，比起西歐封建社會覆雜豐富的演進史來說，要簡單得多。

郡縣制的政治治理架構，在秦帝國基本上已經定下來了。然而，秦朝是一個新興的帝國，制度創設還處於粗放階段。粗放的制度，如同沒有加工過的產品毛坯，質地很差，秦朝的崩亡就是因為這個體制缺乏必要的內部平衡機制，難以抑制秦始皇、秦二世這樣的當政皇帝的非理性行為。但到了漢武帝時，帝國文明進入了比較精致化的階段。漢武帝頒布了推恩令，建立了十三州刺史，通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確立了儒家的意識形態“道統至尊”地位，帝國文明的教化系統是以“道統高於皇統”的原則建立起來的。儒家的道統至尊，這就意味著，一個王朝的皇統尊順儒家的道統，是它具有合法性（天命）的依據，這樣的文化機制形成了對統治者行為的一定程度的約束，相當程度上實現了體制內部的生態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