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那麽早就統一了，按理說，文明進步可以在穩定環境裏實現了，二千年來，為什麽中國並沒有如歐洲那樣，發展出更高級的工業文明形態，而始終在農耕文明的水平上打轉？這個問題過去以“為什麽中國沒有發展出資本主義”的問題提了出來，許多學者認為這個提法是假問題，他們的理由是，不能用“資本主義”這個發生在西方的特殊現象，作為問題來套用中國，然而，如果我們再往深處想一下，這個問題確實是真問題，即使不用資本主義這個詞。

這裏必須指出的是，中國文明與西歐文明存在著一個根本區別，中國是以“整體抑制個體”的以“安分敬制”為原則的文化，西歐是以個體的多元競爭為基礎的文化。這可能是問題的關鍵。

 要了解這一點，還要回到荀子的觀察。眾所周知，在小農經濟下，有一個特點，那就是，由於個體的生存方式和消費方式大體相近，是同質的。荀子很早就發現了這一點，同質個體的喜好和厭惡的東西大體是相同的（如農耕社會的土地、口糧、勞動力、水源），（荀子所說的“欲惡同物”），而社會資源則是有限的（荀子所說的“欲多而物寡”）。於是這種同質個體之間的競爭就只能是荀子所說的“寡則必爭”。在《富國》篇裏，概括起來就是“欲惡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則必爭矣”。這種同質個體為了同樣的物而進行的競爭，是很難實現均勢與平衡的。荀子有個說法，“人之生不能無群，群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窮”。從文明史的宏觀角度來看，這就是華夏的農耕文明同質性競爭陷入的惡性循環與難以擺脫的困境。

 我們可以作出這樣的判斷，即春秋戰國之所以無法實現各國之間的均勢，其原因與同質體結構的“欲惡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則必爭”的特點有關。事實上，春秋無義戰，戰國兼並戰爭無法抑制，其根本原因，就是這種同質體結構，由於無法解決這個矛盾，各國雖然是多元並列，但農耕經濟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文化形態，價值觀念與思維方式，可以說基本上都是同質性的，“欲惡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則必爭”的矛盾存在於各國關系中，它們之間是無法實現異質共同體之間通過不同利益交換而達成契約的，因而也是無法實現有效的穩定的均勢的。此種同質國家之間的兼並戰爭，不是兩敗俱傷，就是有你無我。這就決定了，在華夏文明內部的各國之間，就不得不通過經驗試錯的方式，來尋找解決問題的出路，戰爭國家之間的競爭，最終走向大一統，就是這樣的經驗試錯過程，以大一統來克服這樣的困境，也就成為華夏文明集體經驗的成果。這也是歐洲文明始終“散為七八”，而中國文明則走向大一統專制文明的原因。

 在已經建立起大一統的專制王朝之後，小農經濟的同質體結構並沒有改變，同質體之間，即個體之間仍然會發生資源爭奪，用什麽文化手段來克服這一結構困境？中國的古人在長期集體經驗與試錯過程中，終於找到了一個辦法，那就是通過“分”為基礎的等級秩序，來實現同質個體之間分配平衡。《荀子》中有段話概括了這種辦法的實質：“無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管分之樞要也。”在這裏，“分”（同份）就是每個人根據自己在社會中承擔的社會角色、根據角色所發揮的社會功能或職能，被安排在不同的等級中，根據等級的高下，由體制分配給他不同的地位、榮譽和各種稀缺資源。

 有了“分”，秩序就建立起來了，儒家的“克己覆禮”，就是要求社會成員通過抑制個人競爭的欲求，恪守以“分”為基礎的禮的秩序，這樣的秩序就是三綱五常的秩序，就是“各守其分，不得相侵”的秩序。“分”能夠起到求定息爭的功能。人人按自己的“分”來接受分配給他的稀缺資源，天下就自然太平安寧。綱常就是“分”的秩序原則，禮教的目的，就是規範社會成員，使之尊重“分”的秩序，人君就是管“分”的樞要，刑律就是對違反“分”的社會成員予以懲治的威懾手段。整個中華文明體制中的各種文化要素，都可以根據其對於穩定“分”的秩序的功能予以理解。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華夏文明大廈就是以“分”的原則建立起來的文明。“分”可以說是中國文化的最為核心的概念。如果要用一個字來概括中國傳統文明，那麽，再也找不出比“分”更為恰當的詞了。中國文明中，一切其他的文化要素都是以“分”的原則為基礎的。“分”提供了帝國社會結構中的基本的組織原則，它是這個同質性個體構成的社會秩序的關鍵所在。它要求個體“安分敬制”。在以“分”為基礎的文明中，“無分之爭”是必須受到抑制的，甚至是要受到排斥的，因為“無分之爭”會導致“爭則亂，亂則窮”。按角色（父母、兄弟、長幼、夫婦、君臣、親疏、官爵高下、內夏外夷等等）定“分”，按“分”的高下確定享有的禮器多少，按禮器的高下，來分配財富、權力、名譽、機會，從而代替通過競爭來分配資源。這樣的社會，就可以有了一目了然的秩序。這種固化的以“分”為基礎的秩序，通俗地說就是依等爵來排座位的秩序，是不需要個人的競爭努力的。

 以分治國的原則，體現在宋儒呂祖謙對《周禮》作用的如下揭示，那就是：“朝不混市，野不逾國，人不侵官，尺寸法度不敢逾，一毫分寸不敢易，賤不亢貴，卑不逾尊，一世之人皆安於法度分寸之內，志慮不易，視聽不二。何往而非五體六樂，三物，十二教哉？” 由此可見，這樣的文化秩序，是以禁錮、壓抑一切個人競爭性為其特征的。嚴覆在一百多年前的《論世變之亟》中，就指出中國文化的關鍵就在於，“春秋大一統，一統者，平爭之大局也”，“故寧以止足為教”，“生民之道，期於相安相養而已”。 這樣一種文化，它在近代與西方文明碰撞後的命運，就可想而知了。

 然而，問題的關鍵就在於，一旦排除了自主個體之間的競爭，就抑制了個體在競爭中才會煥發的才智、激情，個性優勢與創新力。這樣的文化，在宏觀上就必然是缺少生氣的。這樣的文化必然是缺乏對環境變化的反饋能力和適應能力的，從長遠來看，這種“分”的結構，當然競爭不過歐洲文明由無數個自主活動的細胞聚合而成的生命體。

 雖然，中國在隋唐以後實行了科舉考試制度，這種科舉制給予社會個體以競爭的機會，並激發了個人為爭取享有更多的稀缺資源（如榮譽、權位與財富）而努力奮爭的熱情，但科舉成功的標準，並不是讓考生激發自己的創新思維，而是背誦經典條文的求同思維。科舉確實是一種前現代社會中的階層開放性制度，其開放性的優點，反而被用來強化大一統的“分”的教義與定型化的“安分敬制”為核心價值的思維模式。

 正因為如此，中國的集權文明，其內部細胞，用嚴覆的說法，就如同城頭上的磚塊一樣。磚墻式的個體是沒有生命力的。

 華夏文明靠的是大一統下的巨大的規模效應。文明的漫長延續，靠的是周期循環後的大一統文化的自我修覆。如果沒有近代中西方文明的碰撞，這個帝國結構還會沿著朝代的輪替繼續下去。這種文明形態與西歐文明通過多元競爭來實現文化生命的進步不同。這讓我想起了黑格爾的那句名言：“萬古長存的山嶺，決不勝過轉瞬即逝的玫瑰”。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古代文明可以說是“城墻文明”，歐洲文明可以說是“玫瑰文明”。（2016-03-16愛思想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