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關於中國思想基礎的啟發性研究中，牟覆禮(Fritz More)斷言：

毋論古代抑或當代的中國人，亦毋論淳樸的還是時尚的中國人。他們皆未有創世神話之觀念，這一相當顯著的特質於外人來講卻是頗難察覺的；此乃意味著他們不把世界與人視為格外創造出來的，而是將之當做構成一個自發、自生之宇宙的核心特征，於此一宇宙中絕無外在的創造者、神、終極原因或者意志等。

他進一步指出：“中國人真正的宇宙進化論是一個有機的過程，即認為整個宇宙的所有部件都屬於同一有機整體，也都作為同一自發、自生的生命過程的參與者而相互有所影響。”據李約瑟(Joseph Needham)的分析，中國宇宙論思想假定了“一個有序的意志之和諧，無需一個命令者。”我在《存在的延續：中國人對自然的觀點》一文中修正了這種解釋性的態度。通過對儒家“天、地、萬物一體”理念的考察，我認為中國人的宇宙論之鮮明特征並不在於其缺少對宇宙進化論的關註，而在於他們篤信在宇宙持續創造的進程中所形成的諸存在形態之間具有相互關聯性。

一、天與人

在這個部分裏，我想追溯兩種思維理路——儒家宇宙論中的天與人——的交匯點。天與地球的故事密切相關。地球，作為所有生物的棲息地，是我們真正的家園。即使我們可以想象出一個完全不同於這個世界的精神避難所，比如神的王國或者彼岸，地球作為我們此時此地之活生生的現實規定了我們的日常生活狀況。天的創造力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地球的豐富多彩、豐饒富足。《中庸》的下面一節明確地抓住了天的這一特征：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系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栽華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萬物栽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鱉生焉。貨財殖焉。(《申庸》，第26章，第2節)

由此可見，天空、大地、山川、河流都是生命的能量，體現著天之生生過程的巨大力量。在此世界，萬事萬物莫非天造之證。人類、動物、草木皆其明證，石頭、土地概莫例外。所有存在形態在這個無止息的進化中相互關聯。顯然，“氣”與這個宇宙論模式密切相關。可能正是看到了這一點，榮格(carl Jung)在1949年曾將古代中國人的頭腦中的宇宙理解為“一個確定的心身結構”①。盡管在此我們並不是要討論作為身心材料的“氣”的方法論含義，但是為了說明一個覆雜的世界觀，就必須和機械論或有神論的簡單界說區別開來。榮格的共時性(synehronity)概念可能是一個異質的文化觀念，但卻提出了一個比各種因果法則形式更為精妙的理解天的方法。

將天的創造力概念化為一個生生的過程有什麼意義呢?首先，它與“大爆炸宇宙論”或者“穩恒態宇宙論”相通。按照當前天文學解釋宇宙起源最具說服力的學說“大爆炸宇宙論”，天是幾十億年前產生的。隨著地球進化，作為生生創造力之天的效用尤其顯著。“穩恒態宇宙論”的觀念與天在進化過程上也是相似的。期間可能會有斷裂、不連續，但相對而言，它們只是一些小的爆炸。就我們所知，即便有這些小的爆炸，我們的宇宙也是以這樣一種方式形成的：地球的故事(微妙的平衡生成並且維持著各種生命形式)對我們來說是唯一的。的確，在原則上，我們不能也不應該排除這種可能性：隨著我們的科學知識的增長，我們可能會在其他星球上發現更多的生命形式，由此我們必須對地球上和其他地方的生命起源的神秘持以開放的心態。

天文學家和其他科學家通過調查、解釋和想象所積累的知識都旨在說明一個自然的進程，其中大部分時間還沒產生人類。因此對這個過程的神人同形同性說和人類中心說的解讀看來存在根本缺陷，整個動因都因為人而發生的觀點缺乏推敲，只是一個未經檢驗的假設。天乃是為了所有的存在而運轉，似乎並非專為人類而設計。嚴格來說，尚無跡象表明天的運作具有某種頭腦預定的目標。在中國古代文獻裏，“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的假設正說明了這一點。

在歷史上，天之觀念產生於西周時期。表面上，它取代了商朝以前的神聖的祖先——神人同形同性的上帝。孔子時代，天具有神人同形同性的特色。孔子認為上天對人世道德的教化無所終窮。他同樣認為“知我者，其天乎”。孟子時代，仍然存在神人同形同性的主題。然而，人性天賦的信念使得人類可以接觸到天的創造力，並獲得一個潛在地無所不在的和無所不知的自我認識。從十一世紀起，新儒家思想家作出一個確定的自然主義轉變，他們認為“天理”是所有事物的根本模式，並不見得有其自我意志。可以理解的是，十七世紀利瑪竇(Matteo Ricci)將中國人轉變成天主教徒的神學策略就是批評“理”的觀念作為事物秩序的終極基礎，從而督促儒家返回到“上帝”的觀念，後來“上帝”也就成為基督教神的標準翻譯。

我們關於天之創造力討論的方法基於“天人的”(anthropocosmic)視角。一方面，認識到天作為人類概念化、解釋、想象的一個結果。不可避免地是人類學的。另一方面，作為產生各種存在形態的原動力，天不可能只局限在關於宇宙的人類中心的圖景裏。一個神人同形同性的對天的描繪同樣不足，好比大爆炸理論和進化論所述，因為在地球產生前的數十億年，在地球上生命出現前的數百萬年，壓根兒沒有任何人類形態的跡象。然而我們卻無法排除天作為生生創造力一直都存在的可能。那麼，為什麼我們不用純粹的自然主義術語把天定義為宇宙過程呢?對於人類起源的看法的確存在分歧。“天人合一”的觀念傳達了表現在宇宙學過程中的天和體現在天的生生轉變中的人類創造力之間的相互影響。

大禹治水的神話與此有關。與基督教中諾亞方舟的故事相對應的這個中國故事表現了人類的勇敢、機智和期望。大禹，在被賦予了與威脅到人類生存的最大自然災害作最後鬥爭的責任後，沒有逃避而去治理。他從父親鯀的失敗中汲取經驗教訓(鯀采用造堤築壩的方法使事態益加惡化，最後失敗被處死)，完全接受堯的命令，針對洪水制定了全面的計劃。他首先研究其原因，考察整個陸地的地形。在對各種破壞了然於心之後，他開始處理水災，動用了數十萬勞力去實施排水計劃，一步步將水從無數的渠道疏導出來使之流人大河，最終匯入大海。他的持續努力不僅治理了洪水，而且營造了一個精細的灌溉系統。他耐心地、無私地、有效地致力於這項工作，終獲成功。大禹九年中無絲毫懈怠，傳聞他“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禹展示出人類精神之極致：慎重、威嚴、犧牲和悲憫。他的創造力改變了自然的路線，讓人類存活並且繁衍後代。

從這種觀點看來，人不僅僅是創造物，而且就是宇宙過程的協同創造者(co-creator)。他們積極地參與到“大化”(大的轉變)中來。一旦我們理解了天是一種創造力的象征，是一種我們自己創造想象的內在部分的時候，我們就必須為這個“天人的”相互影響負責任。用《易經》裏的話說，宇宙從來不是一個靜態結構，而是一個動態過程。在其不斷的開展中產生新的現實，通過創造性地將充滿矛盾的既存秩序轉變成不斷創新的適宜過程。用人世進取、自我修養或某一靈修形式來仿效天之創造力。

天之創造力實現在人類中，同樣也實現在其自身之中，它是開放的、動態的、轉化的、無休止的。對人類而言，它同樣是內在的。到底我們是通過一個超越的實體，一個“全然他者”(wholly oth—er)的神秘設計而存在呢，還是通過一個持續進化的過程而存在呢?在作為我們終極源泉和生命意義的宇宙中，我們找到了最內在的地位。我們必須註意到，儒家的這個態度和將“天人”關系定義為割裂或不連續的概念有很大的不同。儒家認為，我們在這個世界上，不是僅僅作為創造物，被動地順從於一個絕對的不可理喻的力量或根本不同的神聖，而是作為協同創造者，被賦予了理解天作為創造力本身的智力和智慧。我認為，從協同創造者的觀點出發，我們可以推斷出天人相互關聯性更為深遠的意義。無論作為個人，還是作為群體，人類都有責任通過自身修養去實現我們用來欣賞天之足智多謀的審美能力，以及可以積極地繼續天的偉大工作的道德力量。中國古人所說的“天生人成”準確地表達了這種“天人”觀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