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從本世紀十年代中期五四運動前夕起，中國思想界掀起了一場持續達十多年之久的關於中西(或作東西文化)比較的論爭，比較兩種文化的差異，闡述其特點，並評議其高下優劣。這場論爭名為中西或東西文化的比較，實質上並沒有比較中西文化發展的全過程，只是比較了中國封建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化。也就是說，主要不是中西或東西的對比，而是封建與資本主義社會文化對比；比的主要是不同社會發展階段的文化，而不是不同地域、的文化。這種討論逐步引導人們註意到當時的中國社會是什麽性質，因而到了二十年代後期，中西文化的討論隨即為中國社會性質的論戰所取代。整個中術界不談中西文化比較差不多已有六十年之久。解放前，大學裏都還開有“中國文化史”一課，解放後，連這門課也撤銷了，在中國通史、斷代史課中，一般也都側重於、、軍事而忽視文化。這對於正確、透徹地認識我們這個國家、民族的和現狀當然都是不利的。近幾年來，風氣有所轉變，又有人談論、探索中國文化的特點和中西文化的比較了，本次討論會（1986年1月6日至10日由覆旦大學主辦的國際中國文化學術討論會。）也以此為主題，這是很可喜的。

不過，我覺得我們現在再來討論中西文化(東西文化)比較，首先對中國文化、中西文化或東西文化這幾個詞義的認識應該和六十年前有所不同，更要正確一些，緊密一些：

1．無論是評議中國文化還是，都應該包括其全部文化發展過程，“中國文化”不應專指中國封建時代的文化，“西方文化”不應專指其資本主義社會文化。最好能將雙方全部文化發展過程進行對比，不能的話，也該以雙方的相同發展階段進行對比。這要比過去那種以不同社會發展階段進行對比合理得多，有意義得多。

2．中國文化不等於全部東方文化，西歐文化不等於全部西方文化。不宜將中國和西歐文化的對比看作是中西文化的比較，更不能視同東西文化的對比。

3．中國自古以來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各民族在未完全融合為一體之前，各有本族獨特的文化。所以嚴格地說，在采用“中國文化”這個詞時，理應包括所有歷史時期中國各族的文化才是。只是由於漢族占中國的極大多數，整個歷史時期漢族文化較其他各族為先進，所以通常都將“中國文化”作為漢族文化的代名詞，這等於是習稱漢文為中文，為中國話一樣，也未始不可通融。但是，猶如講中國通史不應局限於中原王朝的歷史一樣，今後我們開展中國文化的研究與討論，或編寫一部中國文化史，切不可置其他兄弟民族的文化於不問，專講漢族文化。

4．姑以“中國文化”專指漢族文化，漢族文化幾千年來是在不斷演變中的，各個不同時代各有其不同體貌，也不能認為古往今來或整個封建時代一成不變。中國文化各有其具體的時代性，不能不問時代籠統地談論中國文化。

5．姑以“中國文化”專指歷代中原王朝境內的文化，任何王朝也都存在著好幾個不同的文化區，各區文化不僅有差別，有時甚至完全不同。因此，不能把整個王朝疆域看成是一個相同的文化區。也就是說，中國文化有地區性，不能不問地區籠統地談論中國文化。

五四前後一般認為中國文化就是思想，就是的學說，就是綱常名教那一套，我看不能這麽說。儒學孔教從來沒有為漢族以外的兄弟民族所普遍接受，例如藏族早先信苯教，後來改信藏傳佛教即喇嘛教；蒙族本信薩滿教，後來也信了喇嘛教；維吾爾族在蒙古高原時本信摩尼教，西遷新疆後改信佛教，宋以後又自西向東逐步改信了伊斯蘭教。所有少數民族都各有其獨特的信仰與文化，只有少數上層分子在入居中原後才接受儒家思想。

那末能不能說儒學、禮教是以漢族為主體民族的歷代中原王朝境內的占統治地位的思想文化呢?我看也不能。這一方面是因為幾千年的漢文化在不斷變化，有時代差異，另一方面是因為同一時代漢民族內部文化又因地而異，有地區差異，所以不存在一種整個歷史時期或整個封建時期全民族一致的、共同的文化。本文想專就歷代中原王朝範圍內的文化簡略陳述一下兩方面的差異，希望能引起研究中國文化的同志們的註意。

一

中國文化的時代差異，這幾乎是讀史者人所共知的常識，本用不著我在此辭贅，但也不妨概括地指陳一下：

1．上古姑置不論。自孔子以後，經戰國、秦到西漢初期，儒家學說一直未取得思想界的支配地位；戰國是儒、墨、道、名、法、陰陽、縱橫等百家爭鳴時代，秦代尊尚法家，同時又盛行陰陽神仙之術，漢初則以黃老為顯學。

2．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此後的兩漢號稱為儒家的經學極盛時期。但經學大師董仲舒、劉向所宣揚的實際上是以陰陽五行附會儒術的一套，大談其天人相應、禍福休咎、災異，與孔孟以仁政、禮教為核心的學說已大異其趣。至西漢末乃發展為虛妄荒誕的讖緯之學。一般儒生治經專重章句，支離破碎，一經說至百余萬言。所以兩漢經學根本談不上弘揚了儒家思想。當時人們頭腦中的主導思想是鬼神、符瑞、圖讖。王充在其《論衡》裏痛詆這一套世俗虛妄之言，讀其書者頗為之折服。但王充是僻處江東的會稽人，《論衡》這部書是直到漢末建安中才由會稽太守王朗帶到中原的許都後才得到的，所以王充其人，《論衡>>其書，對東漢的思想文化發生不了多大影響。

3．魏晉時代思想界的主流是玄學，先是何晏、王弼祖述老莊，並用老莊來解釋儒家的經典《周易》，使之玄學化，《老》《莊》《易》遂並稱三玄。既而發展到嵇康阮籍“非湯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其時佛教已初步得到傳播，道教開始形成。儒家經典盡管仍為京師及地方各級學校裏的必修課目，但支配人們精神世界的，釋、道、玄的勢力已壓倒了儒家的禮教。

4．到了東晉十六國南北朝時代，佛道大行。梁時單是首都建康就有五百寺，由於僧尼不登戶籍，“天下戶口，幾亡其半”。梁武帝、陳武帝、陳後主，都曾舍身佛寺為奴，由群臣出錢贖回。北魏孝文帝時，“寺奪民居，三分且一”。東西魏、北齊周對峙時期，兩國僧尼總數達三百萬左右，占總人口數的十分之一。茅山道士陶弘景是梁武帝的“山中宰相”。北魏自太武帝信奉寇謙之的天師道後，後此諸帝初即位，都要去道壇受符篆。南北世家甲族如南朝的瑯玡王氏、北朝的清河崔氏，都世代信奉天師道。儒家的經學在南朝的國學中“時或開置”，“文具而已”，“成業蓋寡”。北朝在北魏盛時重視學校與經學過於南朝，至孝昌以後，“四方求學，所存無幾”。北齊時國學“徒有虛名”，“生徒數十入耳”。儒學在這個時期顯然已極度衰微。

5．隋唐時期佛道二教發展到執思想界之牛耳，一時才智之士，往往以出家為安身立命的歸宿。儒學亦稱昌明，孔穎達的《五經正義》，是一次經學註疏的大結集，舉世傳習，歷久不衰。統治者三教並重，一統政權並不要求思想統一。民間信仰則趨向於佛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