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是宋儒所創立的新儒學。自宋以後，這種新儒學對社會上層分子的思想意識確是長期起了相當深巨的支配作用。但理學雖以繼承孔孟的道統自居，其體系實建立在佛教禪宗和道教《參同契》的基礎之上，以儒為表，以釋道為裏，冶三教於一爐，所以無論是程朱還是陸王，宋明的理學絕不能與孔孟的學說等同起來。宋以後儒者主張排斥二氏者盡管代有其人，那是極個別的所謂“醇儒”，多數士大夫則都是既讀聖賢書，同時又出入甚至篤信佛道。綱常名教這一套固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人們所畢生追求的卻是功名利祿，他們所頂禮膜拜、崇信敬畏的不是儒教中的先聖先賢，而是佛、菩薩、玉皇大帝、十殿閻王以及各色神仙鬼怪。

明代理學之盛不亞於宋，且看謝肇瀏所撰《五雜俎》所描述的明代士大夫精神面貌：

世之人有不求富貴利達者乎?有衣食已足，不願贏余者乎?有素位自守，不希進取者乎?有不貪生畏死，擇利避害者乎?有不喜諛惡謗，黨同伐異者乎?有不上人求勝，悅不若己者乎?有不媚神諂鬼，禁忌求福者乎?有不卜筮堪輿，行無顧慮者乎?有天性孝友，不私妻孥者乎?有見錢不吝，見色不迷者乎?有一於此，足以稱善士矣，我未之見也。(卷十三事部)

可見當時極大多數士大夫嘴上講的盡管是修、齊、治、平、仁、義、，頭腦裏卻無非是富貴、鬼神、錢財、女色。

北京是當時的首都，江南是當時最發達的地區，而蘇州為其都會，按理說，北京、蘇州兩地的風尚，即便不能完全遵守周孔的禮教，總該相去不遠，實際情況卻大相徑庭。

“京師風氣悍勁，其人尚鬥而不勤本業”，“士人則遊手度日，茍且延生而已”。“奸盜之叢錯，駔儈之出沒，蓋盡人間不美之俗，不良之輩，而京師皆有之”。“長安有諺曰：‘天無時不風，地無處不塵，物無所不有，人無所不為。”’

姑蘇“其人儇巧而俗侈靡。士子習於周旋，文飾俯仰，應對嫻熟，至不可耐。而市井小人，百虛一實，舞文狙詐，不事本業。蓋視四方之人，皆以為椎魯可笑，而獨擅巧勝之名”。(卷三地部)

在這兩個封建文化最發達的城市裏，謝氏似乎並沒有聞到一點點忠、孝、仁、義、溫、良、恭、儉的周孔之教的氣息。

如上所述，可見中國文化一方面隨著時代的演進而隨時在變，各時代的差異是相當大的，決不能認為存在著一種幾千年來以思想為核心或代表的一成不變的文化。另一方面，五四以前，無論是從以詩書禮樂教三幹弟子以來的二千三四百年，還是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的二千年，還是從宋儒建立以來的七八百年，儒家思想始終並沒有成為任何一個時期的唯一的統治思想。兩漢是經學和陰陽、五行、讖緯之學並盛的時代，六朝隋唐則佛道盛而儒學衰，宋以後則佛道思想融入儒教，表面上儒家思想居於統治地位，骨子裏則不僅下層崇信菩薩神仙遠過於對孔夫子的尊敬，就是仕宦人家，一般也都是既要參加文廟的祀典，對至聖先師孔子拜興如儀，更樂於上佛寺道觀，在佛菩薩神仙塑像前燒香磕頭祈福。總的說來，控制當時整個社會精神世界的，是菩薩神仙，而不是周公孔子孟子。《五雜俎》裏有一條對這種情況說得極為精采明白：

今天下神祠香火之盛，莫過於關壯繆，……世所崇奉正神尚有觀音大士、真武大帝、碧霞元君，三者與關壯繆香火相埒，遐陬荒谷，無不屍而祝之者。凡婦人女子，語以周公孔子，或未必知，而敬信四神，無敢有心非巷議者，行且與天地俱悠久矣。(卷十五事部)

除了崇信菩薩神仙之外，還有形形色色數不清的各種迷信，如算命、看相、起課、拆字、堪輿、扶箕、請神、捉鬼等等，無一不廣泛流傳，深入人心。甚至如近代史上負盛名的進步思想家魏源，也是一個堪輿迷。他在江蘇做官，在鎮江找到了一塊“好地”，竟不惜把他已在湖南老家安葬多年的父母骸骨，迢迢千裏遷葬過來．我們怎麽能說五四以前中國封建就是孔孟一家的儒家思想呢?

二

中國史上自秦漢以後中原王朝的版圖都很廣大，各地區的風土習尚往往各不相同。任何時代，都不存在一種全國共同的文化。過去研究文化史的同志們，對這種文化的地區差異一般都沒有予以足夠的註意，在此我舉幾個朝代為例，簡要指出各區間的顯著差異。

(1)在漢武帝獨尊儒術約百年之後的成帝時，劉向將漢朝全境劃分為若幹區域，丞相張禹使僚屬朱贛按區敘次其風俗，後來為班固輯錄於《漢書·志》的篇末。根據此項資料，其時全國只有齊地“士多好經術”，魯地“其好學猶愈於他俗”，三輔(京都長安附近，今關中平原)的世家“好禮文”，此外各地區全都沒有提到有儒家教化的影響，相反，到處流播著各種不符合儒學禮教習俗。例如：

三輔“富人則商賈為利，豪傑則遊俠通奸”。“瀕南山近夏陽多阻險，輕薄易為盜賊，常為天下劇”。“郡國輻湊，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收藏自2015-05-26愛思想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