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

涇縣農村的住房情況一般較為寬裕。尤其茂林、黃田、溪頭、陳村、厚岸、包合等地，歷史上文風興甚，經濟發達，讀書識字乃至經商做官人較多，蓋起大片大片的廳堂樓舍。共產黨奪取政權以後，地主富農資本家被打倒，田地被瓜分，房屋也被瓜分，貧苦農民都分到住房，居住較為寬敞。黃田村空房很多，誰來住都可以，根本不用租金。住長了，也就變成他的房了。“洋船屋”這組大宅院，占地4200平米，建築面積3700平米，“土改”時除留給原房子主人四間房、一間堂屋和一間竈屋以外，其余分給了七、八戶農民。就是說每戶大約分得近500平米空間，其中建築面積就達400多平米。足足抵得上如今一幢別墅，有過之而無不及。

 城鎮居民的住房就緊張多了。機關幹部一律由單位或系統安排住房。單身漢數人一間是很正常的事情。1961年我在城關小學當教師，住的是四人一間的民房和兩人一間的披廈。次年到文教局，與人同住一間。1962年到潘村中學，住在大門口廂房內，約6平米。房內只容得下一張床、兩張課桌和一條方凳。1963年到文化館，三人同住一間大約十多平米的房間。以屏風隔成內外兩個空間，王靜山住裏間(他先來)，我與潘德平住外間;二人各一張單人床，床下面各一只破箱子。1967年結婚的時候，文化館給我半間房，好在是獨立空間，約八、九平米。除一張雙人床以外，岳母給了我們一張六仙桌和兩張椅子。自己又買了個煤油爐，似乎有點象個樣子了。後來，文化館建了一路平房，每人一間(有房者不安排)，約十五、六平米。那時候我的孩子已經出生。“文革”中一度顛沛流離居無定所。終於在文化局領導的關照下，批給我二千五百元(後來突破了一點)，在大會堂一塊空閑地上蓋了兩間極其簡陋的平房和半間廚房。待買得起房，真正改善居住條件，則已是改革開放之後——已經不是本文記述的範圍了。

 已婚的人可以分得一間房。如果有家屬(配偶、父母、子女)隨住，房間會大一點，尚可騰出小塊地方作廚房。都沒有“衛生間”，一律上公共廁所(那時候沒有“衛生間”“洗手間”這樣的詞匯，直呼“廁所”“茅房”)。我常去縣委會葛兆銑、吳宗慶等人家。他們住的是老式民居，四周皆木板，縫隙多大。戶與戶之間一點都不隔音，睡夢中翻個身隔壁人家都能聽得真切。城關小學也多為這種民居。我的同學H某在那裏當教師時，與一位女教師合住一間——中間以木板隔斷，分別走兩個門進出，相安無事。房頂上只搭了一方竹簾，實際上是通的，用他的話說：一根針落在地上都聽得見。那女教師有個相好，情投意合，一度間如膠似漆，已經到了談婚論嫁的地步。一天夜裏，相好的進了她的房，H某睡在這邊床上一動不敢動，大氣都不敢出，用被子將腦袋捂得嚴嚴實實……

 街道居民的住房有兩種情況：一是祖上有房，而房子又不多，僅夠一家人居住。故此居住狀況必不太好，舊民房，狹窄，潮濕，陰暗，一家人十個八個擠在一起。這種私有房產是不允許多的，一旦多了，權力者就要把你的房子無償劫走——謂之“沒收”。“土改”時這樣做了，“土改”以後在城市裏還搞過所謂“私改”——私營工商業改造，“沒收”多余房產。我的朋友曹遠芳，他父親五十年代在南街開書店，有一些房子，後來“私改”時就把他家房子“沒收”了。二是無房戶，租住“房管所”公房。也是民居，也是陰暗潮濕，也是狹窄閉塞;又陡又仄的樓梯;有的僅一鬥天窗，采一線光亮而已。一家三代蝸居在一個十幾平米的房間，吃喝拉撒無所不包。老老小小全部上裏弄巷道內的公共廁所。各家各戶自備一馬桶，或一痰盂，平日裝屎盛尿，滿了則拎去廁所倒掉。因此每日清晨必為公廁最熱鬧的時候，男女老少你攢我擠。趿著鞋子者，拎著褲子者;吭哧吭哧痰咳不爽而氣喘籲籲者，唏溜唏溜抽劣質香煙而言語不清者;扶老攜幼，大呼小叫……為市井一觀。

 各家各戶多無單獨廚房，而是一大間裏集中了若幹爐竈，較為均勻地遍布各個角落;與之配套的常有水缸，碗櫥，柴禾，及鍋碗盆勺。早先燒柴禾，爾後燒煤球，使用煤氣則已是改革開放以後的事情。三戶五戶，乃至十戶八戶人家擠在一個空間煮飯燒菜，叮叮當當，磕磕碰碰，既嘈雜又熱鬧。你家吃什麽好的，我家吃什麽孬的，一覽無遺。如果大家相處通達和諧，也可以互相幫助互通有無。燒了好吃的，大家分點嘗嘗，通融人情，增進友誼。今天借你一升米，改日必堆滿一升還你;細聲細語，一團和氣。如果“階級鬥爭”之弦繃緊了，那是不敢多言多語的，不聲不響把飯菜燒好，趕緊端進自家房間。沒有自來水。各家備一擔水桶，到西門口大河挑水。也有人以挑水送水為職業，十分辛苦。

 夏天，涇縣奇熱。每年總有那末一段日子，夜裏熱得不能睡。於是將涼床竹椅搬到外面乃至街邊路旁，似坐似靠似睡。折騰半夜待微微合眼，東方即發白了。那時候沒有空調，用得起電風扇的人家都是少數。

 冬天奇冷，常常冷到零下七、八度。於是深秋時節即去附近農村弄些稻草，反覆曬幹，梳理幹凈，厚厚地鋪於床上，再鋪上墊絮、床單。老伴說她上大學之前從未睡過墊絮和床單，只鋪稻草，稻草上鋪張草席，上面蓋床棉被。草席一旦破損常劃傷皮膚。我說“那不冷?”——“開始是冷，睡睡也就不覺得冷了。”老伴家住四川，少數民族地區，看來比我們涇縣還要窮苦。冬天洗澡是一難題。全城僅一南門澡堂，又老又舊又小，遠不能滿足百姓需求。“飲服公司”下大力氣，終於新辦一堂浴室，在荷花塘畔。仍然十分擁擠。尤其大年三十前幾天，澡客盈門，排隊等候，洗上一個澡得花幾個小時。女同胞更難，根本無處洗;多半是在家支起“澡帳”，大盆沐浴——房間裏生一盆炭火。有一次不慎一氧化碳中毒，幸虧救治及時，才沒有造成惡果。

 我的同學Z某，在一次聚會時談及她侄子無房結婚，想買“經濟適用房”又找不到人，結論是“還是毛主席那時候好”。我不服，與之爭辯。毛治下，她也是弱者。她家成分雖然不壞，但母親是“一貫道”，“反動道會門”，屬於“壞分子”，“地富反壞右”名列老四。她前半生戰戰兢兢如履薄冰自不必說，就是衣食住行也頗為艱難。改革開放以後，她有了自己的“房改房”，三室一廳一廚一衛，一個人住綽綽有余。兒子當教師，有兩套住房。毛治下，她能有這般日子?為人要實事求是，不能睜著眼睛說瞎話。其實，Z某不是邪惡，不是無知，而是大腦意外“短路”;造成所儲存的資料缺失，“程序紊亂”。曉之以理，拒絕遺忘，是可以恢覆正常的。

行

對於縣城乃至農村人來說，行，主要就是徒步，俗稱“起旱”。幹部下鄉，徒步;學生上學，徒步;走親訪友，徒步;遷徙搬家，更是徒步。那時候的人特別能走路，一天走上六七十裏不在話下。汽車站最早在縣城北門，幾輛木廂汽車，兩邊很小的窗子，後面開門;有點象囚車，也有點象郵車，還有點象裝豬的車。只開往蕪湖、繁昌、南陵，班次也不正常。後來在蘇紅廣場做了個新車站，比較象樣了，開往外地的班車也多了一些。到蕪湖是一元二角五分，到合肥是二元四角。1958年之前，青弋江上沒有橋，汽車出城要過輪渡。有一艘鐵質擺渡船，方形，俗稱“鐵烏龜”。汽車開到渡船上，兩岸工人以繩索拉動，渡船便象烏龜鳧水一樣，慢慢地到了對岸。公路為砂石鋪成，路況極差，坑坑窪窪;發大水的日子，不能通行。跑趟蕪湖至少要半天，楊毛埂一段特別亂糟糟，經常出事故。跑合肥則更難。過長江須輪渡。此輪渡進步一些了，機動，也大得多，可以同時擺渡幾輛汽車。屆時，旅客必須下車，隨車站立於輪渡上。輪渡很慢，蒼茫的江水之中如一只甲蟲，隨波逐流。因此，兩岸等待輪渡的車輛總是排起長長的隊伍，望不到盡頭。過了輪渡，必在附近小飯館吃午飯，是運輸公司指定的。飯菜很差，且貴，裹腹而已。全是砂石路，萬般難行。汽車象個老年病人，“哼哧哼哧”地“哼”到合肥，常常是夕陽西下，夜幕將臨。

 要去上海，必須先坐汽車到繁昌一個什麽火車站，那裏每天有一班開往上海的火車。

 涇縣崇山峻嶺，公路裏程甚少，緣於修築之艱難。交通問題一直是困擾人們的難題。王樂平在涇縣任領導多年，是個想幹事的人，為涇縣的公路建設動了不少點子，出了不少力。蘇紅公社的桃嶺公路就是在他的規劃與領導下建成的。這地方窮鄉僻壤，山高路險，盤山繞道，實非易事。

 縣城無公交，更無出租車。只有幫人運送行李物品的挑夫，和拉板車的工人。及至三輪車、“達雅機”出現，已經是後來的事情。

 還有“雞公車”——鄉間常用的一種獨輪車，既是運輸工具，也可用作交通公具。小時候在榔橋，經常看見從縣城來的車隊，一行十個八個，“吱吱呀呀”，覺得很壯觀。車子系質地緊密的木料制作，大大小小的榫頭結構而成。一實心木輪，上面鋃裹著鐵片;用長了，鐵片磨得雪亮。最前端還有一個很小的輪子，謂之“雞公嘴”，是過溝過坎時臨時作過渡支撐用;也可以穿起繩索由人在前方拉動，上坡時幫助前行。推車人在後面把握兩邊的車柄把手，同時掌握平衡，用腰上的力推動車子。很講究技巧。中間有隆起的木結構“隔斷”，將車分為兩半，是承載重物的地方。可以將要運輸的東西，如幾袋稻谷，數根木料，磚瓦石灰，柴禾家具，捆綁牢定。也可以載人。人坐在上面，斜斜地依靠在“隔斷”上(一般須墊上被子)。腳力不濟的老人小孩，走親戚的小媳婦，常坐這種“雞公車”。我多次見過，覺得很有風味。也有人說，這就是諸葛亮發明的“木牛流馬”，恐怕是穿鑿附會。

 自行車是頗受人們歡迎的代步工具。一般單位都要努力弄一輛乃至幾輛自行車，或購買(要票證)，或上級發放，或通過別的途徑弄來舊車。早先文教局有二輛自行車，都是上海永久牌。其中一輛公用，誰下鄉、誰有公事，誰用。晚飯後總有人將車推出來，在門口空地上騎玩。我就是那時候學會的。因為這輛車用的人多，壞得也快。還有一輛車歸郝局長專用。那時候沒有轎車，領導專用一輛自行車，大家覺得正常。郝局長上班下班，乃至下鄉(譬如去潘村中學)，都騎自行車。他車技很好，不但能一只手把握龍頭上車下車，還能作短暫停車，還能在很窄的田埂上騎行，過小溝小坎時居然不下車——先將前輪拎一把，再將後輪拎一把，就過去了。叫人看得發呆。我就差多了。在潘村中學時，有一次騎公家車子往縣城，行至山口鋪一段下坡，我得意忘形了，不慎摔倒，膝蓋處摔成一大創口，鮮血直淌。趕緊到縣醫院包紮醫治。那時候縣醫院在“天主教堂”，也就是後來的“人武部”。

 上海永久牌自行車是萬眾矚目的名牌。還有“鳳凰”、“飛鴿”，都很好。一部自行車的價格大約150元人民幣。那時候工資低，一般僅夠維持一家人吃飯;甚至寅吃卯糧，月月虧空，要多長日子才能攢夠這麽多錢?而且要票證。自行車票不是長年發，而是偶爾一次，數百人中難得一張。於是托關系走後門則不言而喻。

 出門辦事，到外地出差，住宿問題常令人困擾。那年月控制人們出行，旅社甚少;且都是國營集體，官商作風十分嚴重，大都不作為或不想作為，諸多不便常令住宿人尷尬不已。無論去哪個城市，無論多晚到達，必須去“住宿接待站”排隊登記，然後持單到指定的旅社住宿。一個城市，多半在東南西北各處設立幾個“接待站”，不常出門者難以找到。各旅社不得自行接待住宿。如果信息訛錯，指定的旅社住滿了，沒有空位，還得折回接待站重新分配。我就遭遇過這種折騰。旅社多為統鋪，十幾個人一大間。即便二人間三人間，乃至單人間，房門都是不能從裏面拴扣的，旅社職工可以不經旅客許可隨意打開。房門上有一塊小小的長方形玻璃窗口，可以直接窺視房內。那是“階級鬥爭”的產物，以防旅客在裏面搞“反革命活動”。

 經常住不上旅社，而不得不住澡堂。住澡堂也得由“接待站”分配，得等到晚上十點鐘以後才能入住。這時候洗浴的人走光了，澡堂職工略事整理，搬出又臟又潮的棉被，一個鋪位上放一床(下面有一塊厚墊)，就是今晚的睡具了。有一次我去蚌埠出差，也是住的澡堂。回家不幾天，一家人其癢無比。小兒子尚不會說話，身上抓得指痕累累，夜不能寐。我們感覺不對勁，第二天認真翻查，發現染上了虱子。於是全家徹底翻騰，從床單、蓋被、蚊帳，到內外衣物，全部用“666粉”浸泡，開水煮，太陽曬……經數日折騰，才將虱子滅絕。留下深刻記憶。

 我們也特別忙碌。忙於政治運動，忙於“義務勞動”;忙於“鬥私批修”，忙於 “興無滅資”，忙於整肅別人或遭別人整肅;忙於“棄小家顧大家”，忙於“支援世界革命”，忙於“解放全人類”……我們被權力者以“革命”的名義“綁架”了，以至無力顧及家庭，無力顧及家人的健康與安全，無力盡到自己應盡的家庭責任。一年夏天，農村“雙搶”季節，機關學校、商店廠礦的幹部職工，乃至街道居民，都得無償地去生產隊邦助割稻。我們不敢怠慢，更不敢提出困難。一天，我與妻子天未亮即奔往田間。兒子才一歲多，讓他獨自睡在床上。兒子醒來後發覺大人不在，大哭，赤腳跑到門口嘶叫。然而門鎖了，好心的鄰居也打不開，只得隔著窗口安慰他。直到十點多鐘，我們回家以後，兒子還在抽泣不止。今日記起還覺得後怕：如果孩子出了事故，豈非終生悔恨?而當時卻不，以為割稻比孩子安全重要，以為我等之徒就該積極參加，不得討價還價。只能寄希望於僥幸。好在孩子只是受了委曲，沒有釀成苦果。

 有的人家則遺恨終生。鄰裏一戶人家，夫妻倆都上班去了，幼小的兒子睡於床上未醒。大人遂以被褥枕頭擋住床沿。以為這樣可以安全。誰知小孩翻落到水泥地上，撞擊腦袋，三日後夭折。還有一戶，丈夫在縣委機關工作，妻子是教師。都要上班，都很忙。遂將幼小的兒子以布帶綁在椅子上，囑其自己玩。妻子以為上完一堂課即回，不會有大礙。誰知兒子連椅帶人摔倒，也是撞傷頭，經醫院搶救無效死亡。

 人性常常是脆弱的。既然謊言重覆一千遍可能成為“真理”，本來的人性也就漸漸被扭曲了。乃至於那樣的麻木不仁，那樣的漠視生命，以為一切都是那樣的天經地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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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計劃經濟年代的票證

 “票證”這兩個字，現在人們的理解：“票”——應該是鈔票、郵票、電影票、門票等等;“證”——應該是身份證、選民證、工作證、學生證等等。總之，在現在的人們看來：“票”是代表價值的;“證”是證明身份的。現在只要有鈔票，就可以買各種貨。只要是公民，就理所當然的有各種“證”，來證明你的身份。然而，在改革開放前的計劃經濟年代，各種“票證”的概念與現在是不完全一樣的。那時的各種“票證”，對每個人和每個家庭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在日常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

 那時有各種各樣、名目繁多的“票”和“證”。“票”就有：糧票、油票、布票、棉花票、豆腐票、肉票、肥皂票、糖票等等。以上這些票是按人定量每月(年)發放的，而且是定點供應的。還有一些緊俏物資的票，既不定量也不定時，如手表票、縫紉機票、自行車票等。還有逢年過節，根據物資的多少，臨時發一些酒票、香煙票、香菇票、木耳票、粉絲票等。以上這些票多數是發給有城鎮戶口吃商品糧的居民的，農民能發到的票只有其中小部分，如布票、棉花票、肥皂票等。

 “證”主要的是購糧證和購貨證。購糧證是和糧票同時使用的，去糧站買糧食缺一不可。購貨證主要是買鹽(鹽也是定量的，每人每月1市斤)。購貨證還可以購買臨時分配的食品和生活用品，購貨以後，要進行登記，以免重購。購貨證也發給農民，讓他們買鹽和其他由供銷合作社憑計劃供應的少量的食品和工業品。

 民以食為天，吃飯是人們的第一件大事。因此，糧票是最重要的票。糧票按年齡和工種進行定量。當時的糧食定量分得很細，比如：縣機關幹部、教師、醫師每人每月27斤，區鄉幹部33斤，居民24斤，大學生33斤，中學生22斤到24斤，兒童15斤。工人按工種：特殊工種45斤，重體力勞動工37斤，一般體力勞動工30到33斤，輕體力勞動工27斤等等。在每人的定量裏包括熟食票每人2斤。用熟食票可以買大餅、油條、包子和餅幹等副食品，可以到飲食店買面條和米飯，也可在省內流動使用，因此當時的熟食票是很寶貴的。

 如果出差到外地，要用定額的固定糧票，到糧管所去換省內流動糧票和全國流動糧票。出差和下鄉每人每天有半斤糧票補貼，到農村付給搭夥的農家每天1.25斤糧票。出差到食堂去吃飯，都要用流動糧票，購買飯票才能用餐。

 缺糧的農民使用農村返銷糧票和農村購糧證。還有飼料票，專門供應畜牧場和少數的養豬專業戶。對投售農副產品的農民，按不同的產品、數量進行糧食獎售，發給獎售糧票。

 軍隊也使用“軍用價購糧票”。部隊憑此糧票，可以直接到任何地方的糧站去購糧，而且不用給鈔票。由糧食部門憑此糧票向有關部門結賬。

 油票和布票以及其他的票，也是很重要的票。這些票都是按人頭發放的：油票每人每月0.25斤，布票每人每年3尺1寸，棉花票每人每年0.5斤，肉票每人每月1斤(1斤肉票可以買1斤雞蛋)，豆腐票每人每月3斤，肥皂票每人每月1塊，糖票每人每月0.25斤。在1960年至1962年的三年困難時期，各種定量都進行了削減。比如：糧票每人每月減2斤，布票減到1尺7寸，肥皂票減到半塊。其他票供應的物資也不同程度的削減。總之人們都過著緊巴巴的日子。

 自行車、手表、縫紉機是當時人們追求的高檔商品。由於物資極度的匱乏，因此，很少有票發，一個單位一年只能發到一二張票。發給誰?使當時的領導很傷腦筋，於是要大家發揚風格，互相謙讓，或者照輪。有的單位實在分不下去，為了避免矛盾，就采取抓鬮的方法，誰抓到就歸誰去買。我1962年結婚時，愛人的單位分給她一張縫紉機票，買了一台西湖牌縫紉機，在當時它是我家最奢侈的工業品，現在還完好無損，成了我家的傳家寶。遂昌中學的一位老師，當年憑票買的一輛永久牌自行車，直到如今還在騎。

 逢年過節的副食品票，是發給單位的，一般居民和農民是沒有的。雖然在單位裏工作的人都有，但數量少得可憐：一張香菇票、木耳票，只能買1兩。有時還有糕點票，也就是一張2斤。還有酒票和煙票也是逢年過節發一點，“煙客”和“酒鬼”平時只好熬癮，或者抽旱煙和想辦法搞一點酒精兌水喝。

 有一年中秋節發月餅票，一張票2個月餅，農民也有。於是縣食品廠連夜加班加點生產，爾後用汽車運到各區鄉的供銷社，再由農民憑購貨證購買。

 由於當時人們的生活離不開各種票證，票證也就成了命根子，所以也就非常寶貴了。當時人們工資都不高，基本上沒有多余的錢，但每家每戶都從牙縫裏節省下來，節余一些熟食票和流動糧票，以備急需。比如家裏有了婚喪等喜事白事，可以派上用場。親戚朋友之間互相包紅包，除了錢還要包上幾斤糧票，這是最體面的。在當時糧票可以賣錢，可以換雞蛋、換茶油、換布票等。所以糧票成了“有價證券”，雖然不合法，但有的人在暗地裏是這樣做的。

 票證的故事還有很多，為了一張票，有時人們爭得臉紅耳赤;為了一張票，有的家庭夫妻不和;甚至有的人鋌而走險，走上了違法犯罪的道路。

 所有這些，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逐步成為歷史。為了使自己和後人不忘記這段歷史，我整理了這一材料。（收藏自愛思想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