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一寫衣食住行，看似小事。然而行文中卻力難從心。如白頭宮女說開元天寶之遺事，訛錯乖張掛一漏萬都在所難免。又想，僅記錄自己知道的那些瑣碎事情而已，不必求全，也不必求同。

 毛治下，職工工資先是“供給制”，後為“工資分”。1956年實行“薪金制”。此後二十多年一直未增加工資。以本人為例：1961年中師畢業參加工作，第一年實習工資每月29元;一年後轉正定級每月34元(後改為行政25級34.50元)。一直到1978年(毛死兩年以後)才開始第一次調資，增加到每月40元。

 收入所得月月不夠用，是很多人常有的事。工資一發，首先把全家的油鹽柴米買齊，如此便已所剩無幾，其它開銷只能量力而行。單位一般都成立“儲金會”，由財務人員主持經辦。每月發工資的時候，每人扣存5元錢(各單位自行約定數額)。手頭拮據時可以向“儲金會”借款，下個月發工資必須扣還;不夠再借。故此常有人一邊領工資一邊借款。捉襟見肘，窘境層出。

 親友熟人間還有一種“湊份子”的“互助會”：約定每人每月交錢若幹，輪流由其中一人所得(輪流順序經協商或抽簽而定)。目的是用來“辦大事”。

衣

1953年，包括糧食、油料、棉花、棉布等在內的一整套農產品統購統銷制度體系形成，老百姓的穿衣吃飯被權力者死死控制。當局按年度發給老百姓一定數量的布票，用以購買布料、衣服、蚊帳、床單，乃至布襪，一切含有棉紗成分的產品均屬其內。正常情況下，不分大小口，每人每年一丈二尺。有幾年少一些，不等。聽人說，最少的一年只發了一尺七寸(一尺八寸)。一般家庭內部按不同需要，量入為出，精打細算，統籌考慮使用。年歲大的人衣著不必講究，多半不添置新衣，省下布票給年輕人用。一家幾個孩子，總是只給老大添置新衣。老大穿的舊衣小了，給老二穿;老二穿小了，再給老三穿……衣服破了是不會丟棄的，補了又補，穿了又穿;以致補丁壘補丁是常見的事，不以為怪。

 冬季發棉花票，用以購買彈好的棉花填充棉衣，和棉絮(被芯)。每人僅幾兩，根本不夠。

 有海外匯款收入者，按匯款金額發給“僑匯券”，能買到一些市場上緊俏商品。然而對我們小縣城乃至農村人來說，只是偶爾聽聞，見都沒見過。我是聽同事榮求立說的，她是上海人。

 百貨公司偶爾推出零碎布料，一尺幾二尺幾三尺幾不等;推出清倉的大毛巾、小毛巾、手帕，免收或減收布票，眾人紛紛排隊搶購。零碎布料可以做鞋，或拼起來做內衣內褲;大毛巾可以拼成“毛巾被”，被認為是很“奢侈”的享受;手帕可以用來做無袖圓領衫，前胸一塊後背一塊，穿在身上象是前後掛了兩塊小圖版，怪怪的。有時候也推出毛線、球鞋等商品，很罕見，女人們遇上了，能喋喋不休地高興幾天。有些商品平時也是憑票供應——不定時地、“稀裏八岔”地發一次票。譬如手表，自行車，收音機，縫紉機，百貨公司到了貨也可能對外發票，多以科局、以“口”(如工交口、文衛口、農林口等)、以街道居委會為單位，幾十人甚至幾百人幾千人才能攤到一張票。普通老百姓根本無力問津。

 後來有了尼龍襪，有了“的確涼”，不收布票。又是新產品，成為時髦，為眾人所追捧。一次，榮求立從上海回來，送我妻子一件“的確涼”短袖襯衣，筆挺，耐磨，洗後很容易幹。我們很高興，總算開了一次“洋葷”。後來才知道這東西不透氣，穿在身上並不舒服。但那時候並不覺得：衣不蔽體的歲月，哪裏會挑剔透氣不透氣?

 一些大的廠礦根據不同工種發放“勞保用品”：工作帽，工作服，圍裙，勞保鞋，棉紗手套……人們常常將棉紗手套積攢下來，織成背心、套頭衫，很實惠。還有人弄(買)來一個個口罩，拆開來拼成蚊帳。真有雅興，令人嗟嘆而又羨慕。

 更羨慕百貨公司職工。他們得風氣之先，偶爾能買到不收布票的日用品，且價廉物美。相比而言，他們的女職工一般都穿著入時，頭光面光，鮮活潔凈。所以有民謠稱：“百貨公司一枝花，蔬菜公司豆腐渣，食品公司母夜叉。”

 我們平時克勤克儉，萬般節約，過年時總要想盡辦法給孩子添置件把新衣，或棉襖，或罩褂，或褲子，或帽子;讓他們喜慶喜慶，高興高興。高興之余，不免調侃一句：“要想富，過年穿新褲。”

 從記事之日起，就沒斷過補丁衣服。個子長高了，褲腳短了，就續上一節;找不到同色布，常續成兩種不同顏色。一條褲子著力處起毛了，快要破了，趕緊補上三個大補丁：兩膝處兩個，屁股上一個。裁縫店也代人補補丁。因為真正去做新衣服的人並不多;以大改小，以舊翻新，續褲腳，補補丁，他們都做。母親一條夾褲，是她專門用於生孩子時穿的，較為厚實，上面還有洗不幹凈的點點血跡。母親將其縫補整齊，一直給我冬天穿，一直穿到中師畢業。

 1961年在城關小學實習時，只有一條長褲，短了，褲腳吊得多高;也磨“洋花”了，“洋花”到洗滌時不能用力搓，更不能槌;只能在水裏輕輕地揉幾揉，擺幾擺，否則就會破。第二天要上講台了，發覺褲子側面口袋處破了一個洞，能見到腿上肉。找不到合適布，就用一塊花布補上。講課時常以一只手擋住補丁，不想被學生看見。

 1962年調至潘村中學，能吃飽飯了，想到添置衣服。卻沒有布票。寒假前，學校調來個“右派”，是在徽州勞改茶場“勞教”期滿，安排來的，蕪湖人。他告訴我：蕪湖自由市場開放了，能買到許多東西，包括布票。於是托他寒假回家時代我買了兩丈布票，一元五角一尺，共花費三十元。春上，我高高興興到縣城西門口，買了一丈三尺細卡其布料(也可能是一丈四尺)，米色，自以為很好看，做了一套中山裝。成為此後數年的“禮服”。

 一度流行“假領”。就是做個襯衫領，圍於脖子上，釘兩粒小扣子，下方有兩根細細的帶子，套在胳膊處。外人看起來好象穿了件新襯衫，其實裏面穿的什麽只有自己清楚。裁縫店專門給做，百貨公司也有的賣，收少量布票。“假領”並無多少實用性，滿足虛榮心而已。

 日本生產的進口尿素，是用低檔化纖布料做成袋子包裝的。人們嘖嘖稱嘆，覺得不可思議。心裏說：我們都沒衣服穿，他們怎麽就有布料做化肥袋子呢?於是不少人用這種尿素袋做成衣衫褲子，穿在身上有“株式會社”幾個字。我在太園下鄉時，也找供銷社的曹主任買了幾個袋子，做成一條褲子。我不願意背“株式會社”字樣，買來一袋染料，自己動手，染成深棕色。穿在身上叫兒子看，問他好不好看?兒子也為我高興，連說“好，好。”兒子很幼小，在他眼裏，爸爸的東西沒有不好的。妻子卻不以為然，說“掉色。不要把別的衣服染色了。”

 至於農村，農民們就更可憐了。我在中村公社水南大隊、南容公社山水大隊下鄉住點時，看見不少小學生穿的棉襖都是大窟窿小眼，棉絮外露，破片掛掛的，如同叫花子一樣。大冷天赤腳破鞋，以稻草繩捆紮於腳背上——要不然鞋底就會掉下來。一家人夥蓋一床破被，被絮都裸露在外面。一家人夥穿一條長褲，誰出門有事，讓誰穿。還有人睡稻草堆。在堆積如屋高的稻草堆裏扒個洞，爬進爬出。冬天，深山裏雪下得特別大。大雪封門的日子，終日躺在裏頭不出來。說“出來幹什麽?反倒冷得死。”這種狀況是不能說的，也不能同情。否則就說你“給社會主義抹黑”。

 食

 “民以食為天”，中國的老百姓歷來註重一個“食”字。熟人見面，寒暄之詞往往是“吃過了?”——“吃過了。你呢?”——“吃過了。”然而，就這麽一個“食”字，卻困擾了我們數十年。這裏說的不是“三年大饑荒”，而是平常日子。

 糧食定量供應，分大小口。成年人月供應標準多在二十五斤半到三十二三斤之間。城鎮居民二十五斤半。機關幹部、教師等要多一點，好象是二十七八斤。體育教師又比其他教師多一點，因為他們要帶領學生跑，跳，打球，消耗能量多一些。一線工人要多些，重體力勞動者則更多一點，有三十多斤。中學生也有二十八到三十斤，因為他們正在生長發育，是“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未成年的孩子則分年齡段，給予不同標準。孩子出生，憑出生證到派出所辦理戶口，到糧站辦理糧油供應證，於次月正式供應糧油。

每人月供菜油四兩。

農村中的農民稱之為“農業戶”。相對於城鎮“供應戶”，他們則為“另冊”，註定是不平等的。他們由公社大隊決定口糧，每人一年大約三百多斤原糧(即稻谷)，秋後“分紅”時一次性決算。口糧標準遠不及城鎮人口，對於從事體力勞動的人來說是不夠的。能力強會算計的人家，從長計議，厲行節約，多種瓜薯豆菜，日子尚能溫飽。能力不濟的人家則總是青黃不接捉襟見肘，甚至吃了上頓沒有下頓。農村中的經濟作物地區，如黃田石井坑茶林隊，不產糧食，他們的口糧也到糧站購買;也發一張不同於城鎮戶的供應卡。稱之為“經農戶”。“經農戶”比“農田戶”事實上又要高“半格”，多了點保障。所以黃田的農田戶總是想方設法遷往茶林隊。

 一切米、面、雜糧，包括玉米、紅薯、土豆、山芋幹……一切由它們加工的制品，均憑糧證或糧票供應。但不是你想要什麽，糧站就供應什麽;而是糧站有什麽，你必須買什麽。

 一切食品店裏的糕點零食，一切飲食店裏的幹飯稀飯包子油條粉皮發糕粉絲面條餛飩水餃……均收取糧票。

 糧站並不是全部供應大米和面粉，而是經常搭售雜糧，如紅薯，玉米，山芋幹。逢年過節則有可能搭售一點糯米、“富強粉”，供人們裹棕子、包餃子。平時一般沒有。五斤鮮紅薯抵折一斤糧，人們都覺得劃不來。玉米、山芋幹則是一斤抵一斤。山芋幹質量奇差，多為淮北加工，不但臟兮兮，裏頭常有老鼠屎、破棉絮，而且發黴味苦，難以下咽。後來食堂變換花樣，將山芋幹磨成粉，做成黑黑的“湯圓”，照樣難吃。糧食不太緊張的人家多半選擇放棄。新鮮山芋和玉米多碎成小顆粒，夾雜在米裏一起煮。小時候在榔橋養父母家，幾乎頓頓是這樣的夥食，我都吃怕了，不想吃。養母則耐心地告誡我：“小把戲懂事點，不好吃也要強強地吃一點。這種飯菜能吃得長就不錯了。往後還不知道是個什麽日子哩。”後來，不幸被她言中。

 出門辦事，不帶足糧票是無法生存的，有錢都買不上吃的。上海人真“精致”，居然發行“半兩”的糧票。據說“半兩”糧票可以買一根油條，或者買一碗小餛飩。武漢人則“大大咧咧”，傳聞一根油條居然收二兩糧票，那油條該有多大?多少人吃得起?遠不及上海人會精打細算。逢年過節發放肉票、魚票、雞蛋票、糕點票、糖票……平時沒有。平時幹脆不賣，或者隔三岔五地賣一下，或者剛開開門來，很快就賣完了。象征性而已。豬肉不貴，最早四角幾一斤，後來漲到七角幾一斤。想買肉的人總是很早起來排隊，冬天裹著棉大衣“猴”在街邊等。天亮了，開門了，賣肉的來了，於是人頭攢動，躍躍欲試，一齊喊：“一個個來，不準插隊!”

 豬肉很快就沒有了，說賣完了。後面排起長長隊伍卻又要空手而回的人不甘心，不滿意，操娘日媽罵聲不斷。於是站在肉案邊坦胸露背趾高氣揚的屠夫不高興了，將手中屠刀“咣當”一聲擲於肉案上，大聲嚷嚷起來：“你再罵，再罵?再罵老子撕你的B嘴!”——“就要罵!肉到哪裏去了?”——“肉到哪裏去了?老子吃了!一頭豬老子一個人吃了!怎麽樣?有本事你跳天去，有本事你罵上頭去!”有一度，食品公司也動腦筋想辦法，將豬肉分割成二兩五錢一份，以篾編小盤盛起，排隊購買者每人只準買一份。能買到肉的人多些了，但只有二兩五錢。而且最後還是有人買不著。

 鄉間的豬肉供應要好一些，不是十分緊俏。於是我們逢年過節常常結伴或托人到鄉間去買。鄉間為什麽好一些?其中有一條原因確鑿無疑：鄉間農民更貧困，多數人買不起豬肉。相對而言，市場就緩和一些了。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我在太園公社下鄉。當地供銷社每天都有豬肉供應(不是天天殺豬，而是頭天未賣完的肉次日再賣)。食堂炊事員老張，有時候單獨買二兩五錢瘦肉，做成汆湯肉，以大碗盛起，蒸於飯鍋上。中午買飯時，鍋蓋一揭開，一陣香味撲鼻而來，令人直咽口水。老張連忙小心翼翼將汆湯肉碗端起來，擱於一邊，口中念念有詞：“不要弄潑了，這是張主任的。”張主任就是公社管委會主任張元濤。他間或請老張代他烹調這樣一份汆湯肉，價值一角八分五厘。張主任不是沾食堂便宜，而是自費。憑心而論，那時候基層還沒有公款吃喝，都得自己付錢。

 不久，我們一夥人參於太美大隊籌辦村史展覽館，都在大隊食堂就餐。有一天村裏殺豬，我們委托炊事員單獨買肉燉了一罐肉湯，大家平分，每人一碗。感覺其味無窮。甚至後來幾十年，每每喝湯之際總不忘記這一次;總覺得哪一次都沒有這一次這麽好吃。不知道什麽緣故。

 偶爾也發豬油票，更多時候還是排長隊購買。如果賣煉過的凍豬油，人們的搶購心態則要平和一些。在那種食品匱乏年代，老百姓油水缺乏，豬油被認為好東西，金貴得很，常常被作為上等禮品送人。不象現在無人問津。我那時經常被抽到宣傳部幫忙寫材料，經常開夜差。部裏的主辦科員吳宗慶總是在食堂買些鍋巴，夜裏泡鍋巴吃。一天，吳宗慶說：“小朱，今天晚上有好東西吃了。”——“什麽好東西?”——“家裏人帶豬油來了。我們吃豬油泡鍋巴，噴香。”豬油泡鍋巴，再撮上一點鹽，果然好吃，果然噴香。

 油條也奇缺。有一天兒子病了，食欲不佳。我問他：“想吃什麽?想吃什麽爸去買。”兒子說想吃油條。於是我立即出門購買。油條歸“飲服公司”賣，就在荷花塘畔。我耐心地排隊，耐心地緩慢前移。突然，賣油條的小蕭喊：“沒有了!賣完了!”我傻眼了，前面只有一個人了，就要輪到我了，怎麽就沒了?兒子竟如此命苦，想吃根油條都吃不上?他老子怎麽這樣無能，這麽點願望都滿足不了?每每記起，總覺得對不起兒子。

 蔬菜，豆制品，到蔬菜公司購買。豆制品按季度發票，蔬菜不憑票。蔬菜也是供不應求。每當來了一批蔬菜，如大白菜，辣椒，茄子，營業員們都要挑一些好的留下來，自己要，或者做人情。豆制品也是一樣，臭幹子醬油幹子一到，她們立馬將大而厚的幹子留存起來(涇縣賣豆腐幹論塊，而不是論斤兩，厚薄之間差別很大)。動作之快令人嗟嘆，如風卷殘雲。排在後面的人常常掃興而去。那裏面有我兩個熟人，對我還算客氣，每每“勻幾塊”給我。而我卻無以為報，暗自羞愧。

 冬天蔬菜少，以青菜蘿卜為主，以腌菜為主。入冬以後，各家各戶乃至食堂，都要腌菜。高桿白菜上市的時候，人們便整板車整擔地買來，晾曬在竿子上、墻頭上、屋面上，青青白白，整整齊齊，很好看。曬軟洗凈以後，就可以腌了。腌菜用的是大缸，男人赤了腳進去踩。一層層鋪菜一層層踩實(也有人間雜蘿卜於其中)，最後將準備好的青石壓在上面。便是全家人一個冬天的用菜了。

 單身漢的時候，我們吃食堂。食堂與食堂相比，差別也很大。我們文教局食堂最“吃蹩”，最差。一個管理員，一個炊事員，供應什麽吃什麽，清湯寡水;沒有任何“門道”，沒有任何額外的油水。我們便去附近商業局食堂就餐。這個食堂很大，所轄幾個公司的幹部職工都在這裏就餐。經常有肉食供應，還有饅頭包子，還有鹹鴨蛋松花蛋，叫人刮目相看。文教局食堂沒有，總是鹹菜，山芋桿子炒青椒。但商業局食堂要收取“小夥食補貼”，每月一元五角。這份補貼本可以由單位支出，但文教局會計不同意，說這份補貼只能補給自己食堂。誰叫你不在本食堂就餐?後來發現縣委會食堂也不差，也很大，花式品種也不少，我便去搭夥——反正憑錢憑糧票，又不是白吃。我這樣鼓勵自己。時間長了，管理食堂的查會計也要我交“小夥食補貼”。我沒得給，跟他扯皮：“我經常幫你們做事，買點飯吃還不可以?”——“你幫哪個做事了?你又沒幫我做事。”——“幫你們縣委做事呀。不信去問宣傳部(“文革”期間叫宣傳小組)。”查會計是個“大大咧咧”的人，無意頂真，便松動下來：“你回去要嘛，要到就給我。”縣委食堂常有魚肉供應，還有臘腸。一節一節的臘腸蒸熟了，不切成片，也不切成段，而是整節出售，三四寸長，要買就是一節。整節臘腸擱在飯碗裏，有點怪怪的，容易產生不雅的聯想。

 買飯排隊，誰都一樣，經常排起一條龍。有一次，王樂平書記排在我後面，隔了一個人。王書記拿一個大碗，拿一雙筷子，仰著頭，不時地哼上幾句總也聽不清的歌詞;食堂裏敲碗的聲音不斷，王書記偶而也摻和其中，也敲敲碗，問：“今天吃什麽菜呀?”——“包菜找(炒)肉絲!”(調侃，說炒肉絲裏肉太少)——“啊，好，好。”

 平時，小縣城裏也沒什麽糕點甜食供應，記憶中最常見的是“香蕉酥”。逢年過節倒有一些應景的副食品，如端午的綠豆糕，中秋的月餅。也是發放票證、憑證供應。除憑票買糖外，病人還可以憑醫生證明購買二兩紅糖或砂糖。因此有的人沒病也去看“病”，只是想買二兩糖。

 買什麽都要票證。只不過有的票證常年發放，如糧、油、豆制品;而有的票證只在大的節日發放，才有供應，如雞鴨鵝魚蛋，糕點。這時候，相關單位要出去“組織貨源”，就是到外地采購。采購到了，老百姓才有的吃。因此逢年過節是大人小孩最盼望的時候，最亢奮的時候，也常常是最辛苦的時候，最無奈的時候。菜場也罷，商店也罷，到處都在排長隊，到處都在人頭攢動，在擁擠，在罵罵咧咧，甚而爭吵推搡、碰碰撞撞。平時太苦了，誰不想過年的時候一家人打打牙祭?

 豈只穿衣吃飯要憑證?女人用的衛生紙都要憑證。上世紀七十年代初，老伴在天津工作，取道北京回四川探親途中突然來“例假”，遂去商店購買衛生紙。營業員要北京本地的購物證，並強調說除了軍人，其他人一概憑證。無法通融。大街上巧遇一位女軍人，老伴遂向她訴說困難，請求邦助購買。想不到那位年輕女軍人毫無憐憫之心，漠然離去。

 我的遠房親戚施某，住蔡村公社大康大隊。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我利用下鄉機會去他家探望。夏天，正是燒晚飯時候。他母親(我稱呼姨娘)正在給幾個小男孩洗澡。小男孩都只有八九歲十多歲，終日一絲不掛，四處竄耍，早已是滿身泥灰。大的洗了小的洗，一盆洗澡水成了泥漿。洗過澡的小孩還是一絲不掛。只是不停地招呼：“不要再搞臟了!”那邊他妻子(我稱呼嫂嫂)在炒菜。一大碗南瓜炒好端上桌，小孩們即跑來用手抓，燙得咀裏不停地吹氣：“弗，弗!”待第二碗豆角炒好，南瓜則已經搶光了。嫂嫂一邊制止一邊罵：“這些小鬼，就象是餓牢裏放出來的!”在當地，施家境況不算差。他父親當過大隊書記。他自己原先在地質隊工作，後來不知怎麽回家勞動。在地方上算得個頭面人物。因為家口重，依然活得不輕松。

 老百姓生活艱難，小吏們的日子也不輕松。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縣文教局主持工作的副局長郝啟富，有三四個小孩;妻子本來有工作，因為家口重，遂辭了工作，做“全職太太”，僅靠郝局長每月六十幾元工資，日子過得有些拮據。城關小學照顧他，騰出房子給他們住，還將一塊不小的菜園地給他妻子種菜。有一天我去他家，正是晚飯時候，飯桌上幾樣鹹菜，唯一小搪瓷碗裏蒸了一個蛋羹。“全職太太”說是給郝局長吃的，給他補補營養，因為他是“頂梁柱”，全家都靠他。孩子都不大，兩三歲，四五歲，七八歲，他們都不吵不鬧不爭不要，仿佛習慣了似的。

 民謠說：“四個輪子一把刀，白衣戰士紅旗飄”。是所謂當年物質極度匱乏年代裏四種“吃得開”的人。“四個輪子”——開汽車跑運輸的司機。他們在外面跑，比較活絡，有機會得到別人難以得到的東西。“一把刀”——屠夫。豬肉緊俏，他們刀下便是人情。“白衣戰士”——醫護人員。人總會生病，生了病必然會有求於他們。“紅旗飄”——解放軍軍人，國家保障，身份顯赫。

 正如董郁玉先生所說：毛治下的中國，“居民幾乎所有生活用品都被納入到無所不包的配給體系，以致小至火柴和衛生紙這樣的日用品都要憑票購買甚至還不一定買得到的嚴酷現實……”(《炎黃春秋》2013年第8期第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