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學人：儲競爭，蘭州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近代中國研究所講師，研究方向為近現代西北社會史和近代國族建構問題。

訪談人：張雅婷，愛思想網學術觀察員，現就讀於蘭州大學歷史基地班


引言

西北土地廣袤，邊界與多國接壤，亦是多個族群交匯之地，歷史上這一廣闊的邊疆向來舉足輕重，近現代史上，西北邊疆問題也幾度引發學人關註。近幾年來，近現代史研究視野的轉換也使得西北史研究逐漸成為熱點，西北史的書寫也不再限於民族主義的宏觀敘事，在新的族群建構視野下的歷史生成等多元化視角。作為80後年輕一代的學者，剛過而立之年的儲競爭老師在傳統史料解讀的基礎上，立足於西北，以歷史學與人類學交叉的視角致力於研究在近現代這一邊緣之地的族群建構與社會變遷。

問：老師您好，您的本碩階段都是在蘭大，博士在華中師大，這些經歷對您有什麽影響呢？

儲老師：我的本科從2001年開始，那時候我們是第一批來到榆中校區的學生，平日裏都是上課、泡圖書館，當時榆中校區剛剛建成，也沒有那麽多的娛樂活動，也沒有師兄師姐“帶壞”我們，告訴我們哪位老師的學分好混，哪位老師不點名，我們都是老老實實去上課，課後上自習或者打球，周末去萃英山種樹。讀研階段導師的影響可能更大吧，我在讀研時是蘭大和華中師大聯合培養，所以我的導師是華中師大的彭南生老師和蘭大的楊紅偉老師。博士階段在華中師大，華中師大經常會請歐美、日本、港台的一些著名學者來做講座，相比之下，蘭大的講座就要少一些。

問：伊斯蘭國的興起使伊斯蘭教和穆斯林的話題在全球成為焦點，西北是我國穆斯林集中的地區，這也使得很多人對穆斯林乃至我國西北產生一定偏見，您怎樣看待這個問題？

儲老師：西北穆斯林主要就是回族和維族。回族與漢族之間有著深刻的交流，雖然說近代以來有數次回民事變，但目的也並非是建立國家，也沒有提出聖戰的口號。由於漢族人強勢進入西北，同當地的回民爭奪經濟資源和政治權力，漢族人的生活習慣也不同於回民，所以漢族人的進入對回民產生沖擊，因此回漢矛盾不斷。但不能說回民事變與以往歷代的農民起義並無差別，畢竟這種起義本身就具有族群沖突的色彩。維族的族群識別程度高，我們目前對維族人有一個刻板印象，甚至帶有一定負面色彩，但事實上，大部分人都是普通百姓，也都熱愛和平。事實上民國時期有很多人類學家、民族學家到新疆去調查，對維族人的印象特別好，維族人愛清潔，生活習慣健康，樸實、愛好和平，相反，被醜化的是漢族人，他們不愛清潔，甚至有抽鴉片等不良習慣。我們目前對維族人的印象多是在不了解的基礎上聽到傳聞然後擴大化，最終導致對他們的一種歧視。從心理學上說，族群有一種自我美化的傾向，從自己的角度出發，對於個別現象或是不了解的現象往往帶著有色眼鏡去看，往往容易美化自我，醜化別人。

*穆斯林兒童

問：您的行文中有著大量的族群、邊緣、國族建構等具有人類學色彩的詞匯，當代歷史研究中也越來越多的呈現出與人類學、社會學等多學科交叉的趨勢，那麽您怎樣看待歷史研究中的多學科交叉？

儲老師：我差不多和你們這個年紀（二十多歲）開始讀了王明珂先生等人類學家的著作，對我有一定影響。社會史研究需要多學科交叉，這也是史學研究的趨勢所在。當代史學研究比起傳統有著有很大不同，但即便是傳統的史學研究，比如說考據其實也需要一定的文物、金石等知識，現在看來也是一種學科交叉。而且，目前看來，人文學科研究與自然科學也有著交叉，比如說目前的環境史研究。過去環境研究重點在於自然環境的變遷，然而現在新環境史研究與社會史結合，研究文化在環境中的作用。舉例來說，公園是城市環境的一部分，同時也是人為建造的環境。新環境史的角度研究公園註重追溯公園的產生發展，以及公園所具有的象征符號意義。比如說中山公園、中山林這樣的稱呼，很顯然中山二字是具有構建民國時期的色彩，這就是公園所具有的人文符號意義。國家森林公園的建設和保護也是極具人文色彩的，這強調了環境與人與國家間的關系，國家森林公園的保護也是為國家發展服務的。目前中國環境史研究雖然側重於梳理文獻中的環境變遷，但是人文學科和自然科學間的交叉也是未來發展的趨勢。

問：目前我國的社會學、民族學研究理論大多是引用歐美國家的理論，您對此有何看法？

儲老師：這其實是很正常的現象。歐美國家民族學、人類學發展較早，並且研究未曾中斷。我國民族學引進雖然比較早，民國時期已經開始。但是我國民族學研究出現了斷層，直到80年代後才重拾研究，這期間研究中斷，人才斷層，重新培養研究人才也需要時間，這就使得重拾民族學研究變得困難。所以，我國民族學研究理論相比於歐美國家落後也是不為奇怪。從體制上說，歐美國家常有理論創新，講求標新立異，也是因為學科之間競爭激烈，對創新要求高，否則很難得到學術界認可。但是標新立異的理論缺未必完善，這也是其中的缺點。就像是對於新清史研究，有很多批判甚至反對的聲音，台灣、大陸都對之頗有微詞，認為新清史研究資料並不紮實。但是，雖然說目前我國民族學、社會學研究的本土理論很少，但是結合國外理論和國內情況，我認為，這樣的狀況會慢慢好轉的。

問：我國民族學引入是在民國初年，這時民族學的引入是否和當時國族建構的大潮有關？

儲老師：民國時期國族建構是整個國家的任務，不僅僅是民族學。當時盛行民族主義，強調一國一族的理論，但是這只是理論角度，事實上一國一族幾乎不太可能存在，不同族群在構建國家時也會產生矛盾。如何團結國家力量，構建認同一個共同體，認同國族，建構或發現一個統一的國族是當時重要的任務，不僅僅是民族學，也是歷史學的任務。費孝通先生提出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顧頡剛先生的《中華民族是一個》等都是國族建構時代提出的民族理論，某種程度上也算是結合中國情況的理論創新吧。事實上，國族建構從梁啟超就已經開始，他提出了“大民族主義”和“小民族主義”的概念，他認為各族群構成一個統一的大民族這也是他所提倡的大民族主義，強調排滿革命的民族主義正是梁啟超所反對的小民族主義。孫中山最初強調排滿革命，但後來他的民族觀念又有所改動，他指出所謂排滿並非排斥所有滿人，只是統治階層的滿人權貴，即政治上排滿，並非族群上排滿。隨後，孫中山很快拋棄了五族共和，這種觀念不利於民國繼承清的遺產，他開始強調構建統一的中華民族，某種程度上也與梁啟超的大民族主義契合。

*工作中的顧頡剛

問：目前學界似乎更傾向使用“族群”來代替“民族”，那麽“族群”和“民族”到底有何區別？

儲老師：民族更側重於政治含義，族群側重於文化含義。現在我們使用詞匯時更多傾向於淡化概念的政治性，比如台灣常用國族一詞而非民族。孫中山後期希望能夠向美國學習，美國是個移民國家，但是美國能夠融各族群為一體的美利堅民族。但孫中山去世，蔣介石也繼續建構新的民族理論。1943年，由蔣介石授意、陶希聖主筆的《中國之命運》一書中提出新的“宗族說”，中國是一個統一的中華民族，各個族群間的關系就像宗族內的兄弟一樣，漢族為大哥，其他族群為小弟，這其實也是新的政府話語體系的建構。建國以後，1953年我國開始人口普查，也同時進行民族調查，當時撰寫了很多民族的社會歷史調查報告。那時候借用斯大林對於民族劃分的理論，但實際上，民族劃分也並不明確，很多被劃分的民族本身並不認同自己的身份。當今世界上有學者已經強調淡化民族身份，強調公民身份，畢竟，民族差異意味著政治上的不同權利，不利於國家團結。

問：您對於歷史專業的學生有哪些建議和忠告呢？現在有很多大學生都有參與校創、國創乃至發表論文的經歷，您怎樣看待這樣的現象？

儲老師：我們本科階段還沒有這些創新創業的機會，我覺得現在大學生校創多也是好事，不管出發點是什麽，不管是不是跟風去做項目，但總歸是一種刺激學習的手段，重在參與總是好的。關於建議的話，還是多讀書，畢竟讀研以後偏重於有針對性地讀一些專業書，反而影響了閱讀的廣度，多多涉獵也是好的。當然也不能總是把自己悶在書齋裏，適當出去走走做個旅行也是好的。在西北，其實有很多可以做短途旅行的地方，比如塔爾寺、拉卜楞寺等，我當時騎自行車從榆中出發經過興隆山去拉卜楞寺，大概走了三天，身上上沒多少錢，住招待所，吃碗牛肉面。錢不是旅行的障礙，大學期間多出去走走總是好的。

*塔爾寺八寶如意塔

問：除了科研和教學之外，您平日裏還有哪些愛好呢？

儲老師：我其實有些愛好的，不過現在的確比較忙。近代史的資料太多了，而且平時還有備課，我在院裏開兩門課，每次上課前都要備課好久。當然，也會抽出些時間做自己的事情，我會去打球，周末也會抽一天時間帶兒子出去玩，都是附近的短途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