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者：趙肖榮 愛思想網

江曉原，1955年生，1982年畢業於南京大學天文系天體物理專業。現任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系主任。曾任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副理事長、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院長。

穆蘊秋，2010年獲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系博士學位，現為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為天文學史，科幻作品的科學史研究。

采訪者簡介
趙肖榮，愛思想網特約學術觀察員，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上海科技報科學文化版編輯。


按：影響因子被視為一種科研成果的評估手段，它能在一定程度上測度一個刊物一段時間內的相對學術影響力。最近二十年，中國科學在走向世界的過程中，將SCI當作戰場， 目前我國的SCI論文數量僅次於美國。
一方面，論文優勢讓中國科研人員可以迅速站在世界科學的前沿；另一方面，我國創新指數在40個主要國家中排名第18位。這一反差，已成為我國社會、經濟和科研整體轉型階段的現實障礙，如果繼續一味追求SCI論文數量，中國科學發展也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憂！
影響因子究竟是何物？如何恰當地看待影響因子與科研水平之間的關系？科學創新如何打破影響因子的神話？本文采訪了兩位最近持續在影響因子問題上發表了重要成果的專家：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講席教授江曉原和講師穆蘊秋博士。

影響因子：一場不公平遊戲？

問：在全球科學界，SCI和影響因子被當作權威的學術評估手段，科研者個人、研究機構甚至一個國家的整體學術水平，都錨定在能否將科研論文發在SCI期刊以及高影響因子刊物上，但是對其誕生歷史和設計規則卻罕有人追溯和探究。SCI和影響因子是怎樣誕生的？

穆蘊秋：SCI即Science Citation Index（科學引用索引）的簡稱，簡單來說，我們通過湯森路透公司的這個數據庫（需訂閱），可查閱學者的SCI論文發表數量和被引用次數。與SCI密切相關的是JCR，即期刊引證報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它是基於對SCI數據庫進行整合處理後生成的結果，我們可通過它（需訂閱）查閱SCI收錄期刊的影響因子（Impact Factor，IF）。

SCI和JCR如今已成為湯森路透的兩款“靈魂產品”，它們最早的開發者是美國人尤金·加菲爾德。他1964年開始把SCI作為信息產品出售，翌年在美國海軍研究辦公室主辦的一次學術會議上，他提交論文做了大會報告，這很大程度可以看作一次不失時機的產品推介。1975年，JCR首次以SCI附卷的形式出版，1979年被獨立推向市場。

剛剛過去的7月份，傳出消息說湯森路透將以35.5億美金的價格出售SCI及相關產品，這其實是它第三次被轉賣了。加菲爾德1960年將它的公司正式定名“科學情報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習慣簡稱ISI）”。1988年，加菲爾德將公司超過50%的股權賣給JPT出版公司，1992年又被湯森路透以2.1億美金收購。

問：SCI和影響因子自問世至今，可以說徹底改變了全世界的科研生態和學術機制。科學界的影響因子神話，在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更為顯著和強烈。您一直呼籲中國科學界應該打破影響因子神話，為什麽？

江曉原： SCI和影響因子，是一個資本、科學和信息結合的傳奇，這個傳奇也遠遠出乎創立者本人的意料。事實上，在科學界，對影響因子神話的危害，近些年已經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與共識。影響因子作為一家商業公司的商業產品，它的商業基因決定了它盈利的本質和屬性。作為科學界通用的考核指標，它又是一種不公平的遊戲。

首先，它的計算公式存有技術性缺陷。影響因子的計算公式為——註意！國內絕大多數媒體和學者的通俗論述中都沒有正確表述這個公式：

期刊X在前兩年發表的全部源刊文本在當年度的總被引數，除以期刊X在前兩年發表的引用項文章總數量，即為期刊X當年度影響因子的得數。

這一公式存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為何源刊文本的“引用窗口”為兩年？常識也能判斷，引用會持續發生。一些新舊理論叠代頻繁的領域，某些成果一經發表，即引發爆發式關註，而有些領域，新思想和新觀念發表要等待若幹年的發酵後才可能引人關註。不同的學科領域，用同樣的“引用窗口”年限本身就不合理，

第二個問題：分母變化會帶來影響因子的變化。分子中的“源刊文本”是指期刊所登載的全部文章，而哪些文章有資格計入分母呢？在現今的規則中，計入分母的“引用項”只包括“原創研究論文”（original research paper ）和“綜述評論”（review）。這一規定對期刊影響因子變化會帶來神力！

比如，國際上一些“影響因子”遙遙領先的刊物，如《自然》、《科學》、《柳葉刀》、《美國醫學會雜志》、《新英格蘭醫學雜志》等，除了刊登原創論文和綜述評論，還會發表雜志社論、技術通信、通告、讀者來信、科學訊息、觀察報告、書評、影評乃至科幻小說，如果將所有文章都計入分母進行計算，這些期刊的影響因子排名全都會落到數十名之後。而加菲爾德通過對分母規則的修改，大幅減小分母，《自然》、《科學》的“影響因子”排名全部大幅上升，其中《美國醫學會雜志》驚人地提升了100位。

其次，規則制定者是美國的一家商業公司，以及以美國一些高影響因子刊物為代表的利益關聯方。

在這場遊戲中，哪些期刊才能入圍SCI呢?《科學美國人》1995年在一篇文章中批露，墨西哥一家期刊為了能被SCI收錄，每年被要求花10萬美元訂閱其產品。在SCI儼然已成科學界“黃金俱樂部”的今天，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科學期刊一經收錄，即登龍門。試想一下，這家高級俱樂部的會員準入資格是什麽呢？沒有直接或變相的高昂入會費能行嗎？

此外，分母規則為靈活操作留下了巨大空間。在前面所講的規則之下，中國的學術期刊，目前幾乎都是百分之百地刊登原創研究論文，影響因子的遊戲能玩得過人家嗎？

盲目崇拜：“影響因子”與“學術公器”

問：近些年，科學界出現了越來越多質疑影響因子的聲音，並認為純粹用影響因子測度科研水平是荒謬的。這種荒謬性何在呢？

穆蘊秋：我們可以先來看一個實例，Nature雜志2005年做過的一項統計表明：2004年Nature雜志89%的引用數是由25%的文章貢獻而得。熱門領域如免疫學、癌癥學、分子生物學、細胞生物學方向的論文，引用在50~200次之間，而冷門專業如物理學、古生物學和氣候學，論文引用通常少於50次。這個例子可從兩方面解讀：首先，即便像Nature這樣影響因子很高的綜合期刊，也只有少數文章能獲得高引，大部分文章獲得的引用其實很少或沒有；其次，論文引用還和學科類別直接相關，典型的如數學，數學家寫論文一般不太需要引用別人的成果，所以公認最牛的《數學年刊》（Annals of Mathematics）多年來影響因子也才維持在3.0左右。

加菲爾德早年就指出過，論文的影響和論文水平的高低完全是兩碼事，他還舉了蘇聯李森科的例子，說如果按引用來衡量個人學術成就，會得到李森科是蘇聯最偉大科學家的荒謬結論。可惜他後來把SCI和影響因子在商業上打造得太成功了，自己也忘了這句話。

學術管理部門喜歡使用影響因子“一刀切”來評估學者成果的優劣，論文發在高影響因子的期刊上，求職、職稱晉升、申請課題基金，就比別人有更多機會。在這點上歐美學者和中國學者受到的傷害是一樣的。但對中國學界而言，還會產生更嚴重的後果，它會導致學術成果嚴重外流，我們最優秀的成果幾乎都投到英美的高影響因子雜志上。以2014年為例，中國被收錄的SCI期刊只有173份，但我國SCI論文數量達25萬篇，僅次於美國，這意味著絕大部分稿件都發到國外的SCI期刊上。學者寫出論文卻不願投自己國家的期刊，國內科學期刊擴大影響提升競爭力從何說起，手段和目標完全背道而馳，這是很荒謬的一件事情。

問：盡管大家都意識到濫用影響因子是有害的，為什麽這種現狀仍有愈演愈烈之勢？阻礙改變的因素是什麽？

江曉原：SCI和影響因子，從一家商業公司的商業產品居然在科學界成為“學術公器”，是多種因素促成的。首先，加菲爾德本人的專業教育背景與其創立的SCI和影響因子的產品特性之間，有很強的專業關聯性。同時，加菲爾德本人是個營銷天才，1960年他將公司的名稱改為“科學情報研究所”（ISI），因為這樣聽上去完全像一家權威科研機構。為了推銷產品，他甚至還通過鼓吹“SCI可以預測諾貝爾獎”——已被證明完全不能成立，來吸引科學界的註意力。

其次，SCI和影響因子誕生時，恰逢科學專業細分化的時代，科研人員、科研機構的數量、科學經費的投入等都急劇增加，學術競爭驟然加劇，科學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迫切需要一個容易辨識的量化標準。

針對濫用影響因子的現實，國際科學界已在2013年和2014年推出了《舊金山宣言》和《萊頓宣言》，警告過度依賴影響因子會妨礙創新，並呼籲評估科研工作應從基於刊載的期刊回歸到科研工作本身的價值中去。

由於科研評價的覆雜性，學術機構的極度膨脹，管理人員的思維惰性等一系列覆雜的因素，科學界寄希望於通過量化指標、程序公正等手段來使得結果看上去公平公正。另外，這一量化考核的思維和格局一旦形成，由於慣性的力量和路徑依賴，短時間內很難有突破性改變。

打破神話需要文化自信

問：多年前，原中國科學院院長路甬祥曾指出：科學界以SCI刊登或收錄為榮，有一篇定乾坤之勢。近些年，影響因子在中國被推崇到神話般的地步，它已經扭曲了中國的科研評價機制，阻礙了中國的科研創新。那麽，中國科學界如何才能走出這種神話？

江曉原：中國科學界要走出影響因子的神話，在思想層面，要思考兩個問題：第一，我們發展科學的目的究竟是什麽？

如果發展科學的根本目的是國家富強、人民幸福，那麽科學界更應該思考如何切實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而不是乞求讓西方人知道自己的工作，乞求西方人對自己的工作說好。比如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在美國核訛詐的險惡環境之下，我國自力更生自主研制兩彈一星，這是真正利國利民的科學貢獻，這樣的科學貢獻勝過一千篇一萬篇SCI論文！

第二，發展科學也絕不能丟掉文化自信。在影響因子神話的背後，我們不難發現一種失去文化自信的民族心理機制在起作用。追溯歷史，我們在很長時間裏是有自信的，漢唐盛世我們有自信，甚至乾隆接見英使馬嘎爾尼時我們也還有。再過了不久，這個自信被西方的堅船利炮給摧毀了，我們輸了，我們認輸了，於是開始學西方。

西方人發起的影響因子遊戲，用不公平的方式讓自己在這個遊戲中高高居於領先位置，而在科學上、文化上缺乏話語權的發展中國家，都老老實實地跟著西方人玩。我們在科研上花費了巨大的人力、財力，用英文寫成優秀的論文投到西方期刊上，還要為此支付巨額的版面費；而為了讓我們自己的科技工作者讀到這些論文，我們再用巨額金錢將其買回來。這不是在用中國的人力財力免費為西方打工嗎？

而且，長期這樣做的結果，我們自己的科學期刊上就永遠不會有第一流的成果發表，我們將永遠跟在西方人後面亦步亦趨。

現代科學的發展史表明，西方列強當年也是在自己的小圈子裏玩科學，然後把這個遊戲玩大了，就有了話語權。這個話語權，最後歸根到底表現為以經濟和軍事力量作為支撐，輸出文化和理念，制定遊戲的規則。

我們要想打破影響因子的神話，必須要有文化自信。這個自信不是排外的民族主義，而是我們絕對不能喪失自信和自己的判斷能力。如果說我們曾經不得不學習西方，那麽學到今天，我們已經應該而且能夠理直氣壯地考慮“滿師”問題了——我們不要指望西方給我們頒發“畢業證”，我們只能憑借自己的力量滿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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