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徐采石逝世的消息後，我簡直有點不敢相信。在我的心目中，徐采石是個青年人，雖然說他已經六十歲了，但他的行動、工作、思想的活躍程度還是那麼年輕，他幾乎是不知疲倦地在那裏工作，時刻開拓著新的領域，醞釀著新的作品，他那積極進取的精神貫穿了他的一生。我聽說過采石患了癌癥，但又不敢直接去詢問。去年他到我家來，我見他精神很好，才敢詢問他的病情，他若無其事，說病情已經得到了控制。我聽了也很高興，因為癌癥並不等於死亡，想不到死亡竟然會在異國他邦降臨到他的身上。

我和徐采石同志相識於粉碎四人幫之後，當時，江蘇的一些曾經受到冤屈的作家重回文壇，徐采石同志和他的夫人金燕玉女士便滿腔熱情地關註著他們的作品，寫文章，開討論會，為他們沖出重圍而助威，這不是僅僅為了哪幾個人，而是為了當時文學上的撥亂反正。

徐采石伉儷對我的作品關註最多，並有專著。當他們和我接觸，並說要對我的作品加以評論的時候，我並未介意。那時，我對別人評論我的作品已經采取一種好壞由之的態度。說好，我知道也好不到哪裏去；說壞，也不至於是反黨反社會主義。此種消極的態度是我個人的經歷所造成的偏見。

我開始走上文壇時，如果有評論家發表文章，說我寫得如何好，我見了便有點飄飄然，對評論家也心懷感激。一會兒反右派了，那些被評論家說得很好的作品又被說得是壞到極點，陰謀反黨反社會主義。我見了簡直是無地自容，夜不能寐，從而下決心改造自己。改造了幾年之後重回文壇，寫了幾篇之後又被說得是好得很，是改造的成績。我見了當然很高興，但也不敢飄飄然了，有了一個下意識的感覺：說不定哪一天又要批。果然不錯，階級鬥爭一抓就靈，我又被抓住了，所有的作品又被說成是反黨反社會主義。說好與說壞的前後只相差兩個月，甚至好與壞都是出自一人之手，這就使我產生了一種錯覺，認為所謂的文藝評論都是一種政治和某種個人的需要，它有時候是用來作為刑罰，有時候是用來證明某種方針的勝利，與文學的本身沒多大的關系

在粉碎四人幫之後，作家和評論家都逐漸地有了一個比較正常的心態，作家可以不再言不由衷，評論家也可不再扮演刀斧手，或是吹鼓手。徐采石夫婦是跟據他們自己的認知來做，而不是根據客觀的需要來寫。他們是在我全然不知的情況下，讀完了我那字數雖然不多，卻零星散落在各處的作品，有些小文章連我自己也記不清了，他們卻從報刊的縫隙裏尋找出來，作為我一個時期的足跡。他們是在掌握了充分的證據以後再來找我談話，我當然也只有供認不諱，有時候只是糾正一二訛傳，或是把事情的原委說得詳細一點。我發現他們是在尋找一條作品與生活，作品與作家的個性、經歷、修養之間的關系，從而尋找出某些創作的規律。這是一種評論家與作品的對話，也可以幫助作家從直覺到清醒，從自在到自為。他們對我的作品給予了許多讚許，我知道那是一種好意，正是如前述，我的作品是好也好不到哪裏去。有些作品在寫作的時候我就知道它的缺點在那裏，當時我拿著筆面對稿紙，就像一個人扶著拐杖站在渡口，總想能找到一條船能渡我到彼岸，有時候一連等了好兒天，卻沒有見到一葉扁舟，只好繞著走。繞道走也能到達彼岸，可就缺少了那種一氣哈成，淋漓盡致的快感。此種缺憾只能由作者“得失寸心知”，評論家即使看出來了，也不便於離開作品另行設想。

近幾年來我寫的小說很少，和徐采石在工作上的接觸不多，後來才聽說他熱衷於吳文化的研究，而我卻在編一份弘揚吳文化的《蘇州雜志》，如果采石同志還在的話，我們之間新一輪的合作又可以開始。嗚呼！

2001年3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