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籬笆外”與“籬笆內”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兩個學術世界

最近這些年，我陸陸續續、嘔心瀝血寫出了《老子還原》《莊子還原》《墨子還原》《韓非子還原》《論語還原》（上下冊）《屈子楚辭還原》（上下冊），均在書名上標示“還原”二字，將“還原”作為方法論對待。“還原”的要義，是返回歷史存在的原點，直接面對原始經典，將之視為古代智者的生命痕跡，從歷史現場上窺探諸子的人生、人性、人心，叩問“你是誰？”“為何把書寫成這個樣子？”“書的字裏行間存在著何種生命基因和文化密碼？”因而這個還原系列的深處，隱藏著“以史解經典”“以禮解經典”“以生命解經典”的方法論。

為了闡明“作為方法的還原”，我想從鄙人在哈佛講演整理稿《借問莊子您是誰？》談起，兼及在《文史哲》雜志上揭載的《先秦諸子發生學》。從發生學談論莊子，首先要清理“莊子的國族身份”，因為那裏蘊含著莊子的家族文化基因和國族文化生命的秘密。根據《史記》莊子傳交代：“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司馬遷只講莊子是蒙地人，並沒有因為漢人多指認蒙地在宋國，就說他是“宋蒙人也”，這在《史記》記述諸子的篇章中是一個特例，是一種異變。《史記》對於先秦諸子都交代他們的國族，如“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裏人也”；“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孟軻，鄒人也”；“荀卿，趙人”，甚至連一筆提到的“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唯獨莊子沒有提到他的國族，只說是“蒙人”，這是經過經典細讀和對讀後，發現明顯的異變現象。司馬遷沒有說莊子是“宋蒙人”，省去一個“宋”字，可以理解為司馬遷並沒有簡單地把莊子當成“宋人”對待。那麽莊子的國族歸屬是什麽？莊子傳結尾處講了一個故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汙我。我寧遊戲汙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這個故事123字，占全部莊子傳281字的43％。司馬遷是一位歷史敘事的高手，他在莊子傳結尾的這段補敘，是大有深意的，不可等閑視之。

司馬遷寫《史記》的時候，莊子還未得勢。那時是黃老的天下，老莊的天下是魏晉，所以司馬遷就把莊子傳放到《老子韓非列傳》中作為附傳。要明白莊子是誰？就要解開三個“莊子疑案”：第一，莊子的知識是從哪裏來的？當時是貴族教育，學在官府，典籍也為官府守藏，民間無有。莊子寫書在知識上是無所不窺，他認為“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推重“惠施多方，其書五車”。而且中國最重要經典的“六經”，最早見於《莊子•天運篇》：“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天下篇》又說：“《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這說明《莊子》對這個經典系統是熟悉的。1993年在湖北省荊門市郭店楚墓，與簡本《老子》甲、乙、丙三種同時出土的《六德》也說：“觀諸《詩》《書》，則亦在矣；觀諸《禮》《樂》，則亦在矣；觀諸《易》《春秋》，則亦在矣。”此墓屬於戰國中期，可見在莊子時代楚人已知“六經”。不過，這是當時楚太子屬官的墓，在經籍存於官府的時代，莊子的知識來源就是一個大問題。莊子作為宋國蒙地一個窮得借粟下鍋的“涸轍之魚”般的窮人，從何獲得屬於貴族特權的教育資源呢？人們常說，孔子一個大的貢獻，就是把官學變成私學，有教無類，但是孔門再傳弟子並沒有招收莊子為徒，孔門所謂“三千弟子，七十二賢”，卻沒有人寫出一部《莊子》這樣妙不可言的書。

第二，莊子具備什麽資格去跟那些王侯將相對話？比如去見魏王，穿得破破爛爛，魏王問他：“何先生之憊邪？”他卻回答得非常傲慢無禮：“貧也，非憊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幹之見剖心徵也夫！”魏王居然沒有發怒，沒有令人擋駕，或將他趕跑、拘留，似乎是乖乖地聽著他高談闊論。他有何種身份、資格，做到這一點？

第三，楚威王派了兩個大夫聘任莊子做官，不僅《史記》有記載，《莊子》書也有兩次記載，一在《秋水篇》：“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住矣！吾將曳尾於塗中。’”一在《列禦寇篇》：“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叔（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這二則記載，與《史記》所記“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可資相互參照，底子相似，措辭相異。史書註重年代，強調是“楚威王”聘請；《莊子》記載則在職位上留有分寸，不說“許以為相”，只說“願以境內累矣”。然而楚國那時是一流大國，區區一個宋國的漆園吏，不見有何政績，寫的文章也沒有安邦定國的效能，楚王為什麽要千裏迢迢請你當大官呢？而莊子還偏偏不願意去，說自己不願當犧牲的牛，似乎這邀請還不能排除殺身之禍的潛在危險，寧願當在河溝裏拖著尾巴打滾的烏龜。那兩個使者居然也心照不宣地說“還是當烏龜吧”，並無強迫他赴楚的意思，這裏又蘊含著何種政治文化密碼？

可能有人會說，莊子寓言都是編出來的，不足取信。但事關個人身世生涯，編撰寓言也要有底線，這是起碼的常識，沒有底線就是騙子。信口雌黃，那只算是低級的招搖撞騙；要是憑著一點兒底子或影子，添油加醋，“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托意於荒唐謬悠之說，以玩世滑稽，瑰麗縱橫，甚至自我標榜一番，這倒不失人之常情。指認身世寓言有底線，是對莊子人格尊重的體現。

關鍵在於對莊氏家族的姓氏來源，建立一個完整可靠的證據鏈。最明確地記述莊氏來源的文獻，是南宋鄭樵《通志•氏族略》，其中說：“生有爵，死有謚，貴者之事也，氏乃貴稱，故謚亦可以為氏。莊氏出於楚莊王，僖氏出於魯僖公。康氏者，衛康叔之後也。宣氏者，魯宣伯之後也。”其後又具體解釋：“莊氏：羋姓。楚莊王之後，以謚為氏。楚有大儒曰莊周，六國時嘗為蒙漆園吏，著書號《莊子》。齊有莊賈，周有莊辛。”鄭樵特別標示，莊氏是楚莊王的後代，也就是說，楚莊王的直系子孫是楚國的國王，旁系或者庶出的子孫，到了孫子這代，就可以用祖宗的謚號作自己的姓氏。鄭樵，是12世紀福建莆田人。年輕時就在家鄉的夾漈山搭建草堂，閉門苦讀三十年，謝絕人事。接著出外訪書十年，遇藏書家必借住，讀盡乃去。自稱：“樵生為天地間一窮民而無所恨者，以一介之士，見盡天下之圖書，識盡先儒之閫奧，山林三十年，著書千卷。”鄭樵遍讀唐以前的書，廣搜博引，“集天下之書為一書”寫成《通志》二百卷，《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指出：“南北宋間記誦之富，考證之勤，實未有過於樵者。”因此他說莊氏出於楚莊王，應是有唐以前的牒譜文獻為據的。當然，“莊”是一個美謚，春秋戰國之時，以“莊”為謚號的國君有十幾個，但莊氏的出處具有特指性，特指和泛指是迥然有別的。因此鄭樵言之鑿鑿地說莊氏出自楚莊王，應是有唐以前的譜牒作根據。這種判斷，在唐宋人的姓氏書中也可以得到印證：莊子是楚莊王的支系後裔。

鄭樵畢竟是南宋人，距離莊子已經千余年，對他的說法有必要回溯到《史記》，作進一步的考實。《史記•西南夷列傳》裏面記載了莊蹻，“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莊蹻者，故楚莊王苗裔也。”班固《漢書•西南夷兩粵朝鮮傳》也沿用了這個說法。司馬遷在這裏無意中透露了破解莊子身世之謎的線索：楚國莊氏出自楚莊王，莊子與莊蹻一樣是楚莊王之後，可能出自不同的分支。這一點跟《史記》莊子傳中，稱莊子為“蒙人”而不標示“宋”，結尾處補記楚威王派使者聘請莊子，在認證莊氏的國族上，有著互動互補的潛在契合之處。二者又與《通志•氏族略》形成了一條有效的證據鏈。這條證據鏈的有效性，在於證明楚莊王的直系傳承王位，就是楚王，他的旁系在三代以後就可以用他的謚號作為姓氏。楚莊王是春秋五霸之一，楚國最傑出的政治家，他有一個著名的故事：三年不鳴，一鳴驚人；三年不飛，一飛沖天。他曾經兼並了漢水流域的許多小國，把勢力範圍拓展到黃河洛水流域。在洛陽郊區舉行閱兵式，問東周的九鼎輕重。“問鼎中原”，是和楚莊王有關的成語。所以楚莊王的後代用他的謚號作姓氏，是非常榮耀的事情。從楚莊王到莊子，過了200多年，應是八代以上，莊氏家族已經是一個很疏遠的貴族。總之，以上梳理，構成了一條硬性的證據鏈：1，《史記》莊子傳認為莊子是蒙人而隱去“宋”字，明確記述楚威王派而大夫迎聘莊子——2，《通志•氏族略》明確記載莊氏出自楚莊王，戰國有莊周——3，《史記•西南夷列傳》記述莊蹻是楚莊王苗裔。尤其是《通志》的說法，不是泛泛而論，具有專指性質，且有唐前譜牒為依據。

既然莊子是楚莊王之後，為何會居留在宋國？這裏需要以歷史編年學，從楚威王派人迎接莊子的材料入手，進行嚴密的考證。在楚威王初年（公元前339年），莊子大概30歲左右，從這個時間節點往上推42年，出現了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吳起變法。楚悼王用吳起變法，“南平百越；北並陳蔡，卻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強”，開發了江南即洞庭以南的地區，都成了楚國的疆域。吳起“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鬥之士”，三代以上的貴族是不能世襲的，要充實新開發的土地。這把那些老貴族得罪透了。到了楚悼王一死（公元前381年），這些貴族就造起反來，攻打吳起。吳起就跑到了靈堂裏，趴到楚悼王的屍體上。這些疏遠的貴族大鬧靈堂，亂箭射死了吳起，也射到了楚王的屍體。按照楚國的法律，“麗兵於王屍者，盡加重罪，逮三族”。所以楚悼王的兒子楚肅王繼位之後，滅了70多家。莊氏家族應是受此事件的株連而逃亡的。要是我們對戰國的地理形勢比較了解的話，宋、楚之間，是墨子弟子們的根據地。比如墨者巨子孟勝，為楚國陽城君守封邑。陽城君參與射殺吳起事件而逃亡後，墨家巨子就為他守衛陽城封邑，自然也會將楚國同案要犯偷偷送到宋國。莊氏家族逃到宋國十幾年之後，才生下了莊子。

經過以上的國族認證和家族流亡的考證之後，前面提到的莊子身世的三大謎團就迎刃而解。莊子為什麽無書不窺？因為他出身貴族，接受的是楚國富有傳統的貴族家庭文化教育。《國語•楚語上》記載楚莊王向申叔時問教太子之法，申叔時回答說：“教之《春秋》”，“教之《詩》”，“教之《樂》”，“教之《語》”等等，這就從楚莊王開始形成了貴族教育的“申叔時傳統”，推動了楚文明與中原文明的融合。莊子於學無所不窺，得益於這個“申叔時傳統”。他依憑什麽資格那麽傲慢地和王侯將相說話？因為一流大國的楚王可能還會請他回去委以重任，楚國還有他的不少親友故舊。在吳起之變四十余年後，隔了兩代國王了，莊氏家族以及那些疏遠貴族的關系畢竟盤根錯節，不斷有人在楚威王耳邊給這70個家族喊冤叫屈，呼籲落實政策，主張將他們的賢子弟迎聘回來，委以重任。楚王因此“聞莊子賢”，才派二大夫到濮水迎聘莊子。《史記》專門提到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齊、魏這二位以好客馳名的國君都沒有聘請莊子，偏偏沒有好客名聲的楚威王聘請他，還鄭重地派兩個大夫請他，並委任重要的實職，這種破格之舉，為列國罕見。莊子對家族悲劇未能忘懷，又顧忌楚國政局變幻，還是順著自己心意，“自適其適”，拒絕了楚國的聘請。從地理學角度看，濮水在楚、宋接壤之處，與莊子、惠施觀魚的濠梁，及墨家巨子活動的陽城相離不遠，都在今天安徽西北部。

從老聃到莊周歸本於道，都是非議和超越禮制的，實際上乃是非議和超越舊有的處在崩潰中的制度規矩。他們認為禮是忠信之薄，致亂之首；反對“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主張“法天貴真”，不應屑屑然拘束於世俗之禮。正是在老子追求“天道之真”的基礎上，莊子進而追求“人心之真”，以此為出發點，莊子“得至美而遊乎至樂”，把他的哲學高度審美化或文學化了。他的文學思維，最無匠人氣。他以汪洋恣肆、詭異多姿的曠世文章，如百川灌河，如月光瀉地，磅磅礴礴又委婉清俊，淡然無極而眾美從之，為中國文化提供了超越性的審美空間和想象方式，以自然的和方外的人生意象，形成了一個靈氣蕩漾的“莊生世界”。孟子遊說諸侯，凡出行，“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亦泰乎？”與孟子同時的莊子，是沒有這番派頭的。但莊子的思想文章，具有不可磨滅的“青春性”。中國人每當面對“天下何其囂囂”，而想返回文化源頭尋找“精神家園”的時候，往往都選擇這個富有魅力和靈性可人的“莊生世界”。莊生之道，滋生禪悅。

聯想到19世紀後半葉，德國古典學家維拉莫維茨在《古典學術史》的開篇對古典學的性質、對象和方式表述：“古典學術的對象是古希臘羅馬文明的本質及其存在的每一個方面。該學科的任務是用學術的方法來覆活那個已逝的世界。”對先秦諸子的反本還原，宗旨也在於走近諸子，激活那個已逝的世界。春秋戰國諸子的思想原創，為何能夠如此曠世獨立而又彪炳千古？重要的原因之一，在於深厚沈積的原始民俗資源和口頭傳統，第一次大規模進入士人的文化解釋系統，在撞擊王官知識系統時產生巨大的思想爆裂力量。莊子感受到這種爆裂的沖擊，以自由精神對民俗信仰和自然百物進行心靈感應，以如夢似煙的寓言抒寫了他的詩性哲學。

這就使得我們有必要對莊子作出生命驗證。發生學的第一個關鍵點，是深化對先秦諸子的生命的驗證。研究先秦諸子的發生學，必須接近和把握先秦諸子的生命形態，尤其是他的學術生命形態。學術形態，必須在生命形態中獲得驗證和說明。我們可以充分地利用各種資料，包括歷史文獻、出土文物、口頭傳統，以及文化人類學的資源，用多維或全息的方法，包括歷史考證、簡帛釋證，還有民族學、家族制度、姓氏制度（姓氏制度很重要，因為，先秦的姓氏制度和漢以後的相沿至今的姓氏制度是不一樣的）、民俗學、禮學制度、年代學諸多研究方法，盡可能地透過歷史的煙塵，包括材料的聚散、解釋的齟齬所形成的碎片，去追問諸子是誰，這是發生學的第一關鍵點。就是說，書是人寫的，有人的生命痕跡。

具體到莊子，朱熹就感覺到：“莊子自是楚人，想見聲聞不相接。大抵楚地便多有此樣差異底人物學問。”清末民初的學者劉師培，寫了一篇《南北文學不同論》，就把老子、莊子，歸為南方的學術，把荀子、韓非歸為北方的學術。他說，莊子是宋人，思想是楚國的思想，理由是宋國離楚國比較近。朱自清的《經典常談》，總結前人的研究結果，也說莊子是宋人，但思想是楚國的思想。這使我們有很多迷惑，宋國人怎麽有那麽深的楚國情結？太史公寫《史記》的時候，莊子不顯，因為西漢前期是黃老的天下，將老子和黃帝結合在一起，闡發為帝王術。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講《六家要指》，認為道家“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講的是黃老道術，而不是魏晉以後的老莊道家。所以莊子在《史記》裏就沒有專傳，甚至也不是合傳，只是列入《老子韓非列傳》中作為附傳，對莊子的祖宗脈絡，就沒有交代清楚，只交代他在蒙地做過漆園吏，漆園吏就是種漆和制漆的地方作坊裏的小官吏。但是在《莊子》書中，並沒有種漆和制漆的專業性記載。

人文學者考證莊子的國族、家族身世，不只是為他填一張履歷表，而是為了觸摸思想者的體溫，破解《莊子》書的生命密碼，或文化DNA。既然把《莊子》書，當成莊子本人和他的學派的生命的痕跡，我們就可以通過《莊子》書的文化DNA的取樣檢測，反證莊子的國族、家族身世。上面以《史記》《通志》等文獻作證，屬於外證；而從《莊子》書的文化DNA取樣檢測，屬於內證。內外兩個證據鏈的貫串吻合，就可以形成相對周圓的證據環。

對《莊子》文本進行文化DNA的取樣，需要我們架起精神現象學的顯微鏡。這就是從《莊子》文本中擷取他的心靈脈動的樣本，考察他在遭遇世界時如何表達自我意識，實現他的個體性的生命形態、生存趣味和表達策略，集合所有這些環節、要素中所體現出來的精神絲縷，重建莊子自我訴求、自我認識和自我發展的主體同一性。提取的第一個樣品是，《莊子•秋水》裏，寫了一個鳳凰鳥和貓頭鷹的故事。這只鳳凰鳥叫做“鹓鶵”。《山海經•南山經》說：南禺之山“有鳳皇、鹓雛”。郭璞註：鹓雛，“亦鳳屬”。唐人張鷟《朝野僉載》卷三說：“鳳之類有五：其色赤者文章，鳳也。青者，鸞也。黃者，鹓雛也。白者，鴻鵠也。紫者，鸑鷟也。”莊子這個故事很有名，說是有只鳳凰鳥非甘泉不飲，非竹實不吃，高貴得很。貓頭鷹抓了一個死老鼠，怕鳳凰鳥搶它，就嚇唬那鳳凰鳥。在這裏莊子自比鳳凰鳥，這是楚人的圖騰認知，因楚人是崇鳳的。楚人崇拜鳳凰，有荊州出土文物為證，那裏的博物館藏有漆雕虎座立鳳、虎座鳳架鼓，絲繡圖案也有鳳鬥龍虎紋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