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絕大多數展現在大眾公共傳媒中的文化景觀，實際上是各種政治價值觀和文化元素的覆雜接合物，所以很難用一種單純的政治立場或思想標簽來標識它們。比如，一部號稱“弘揚主旋律”、獲得“五個一工程”資助的戰爭題材大片，往往傳達的政治主題很可能隱含著對革命史的曲折否定，很可能在宣揚個人英雄主義和市儈哲學。而一個身份證屢遭老板扣壓、工資屢被拖欠的打工青年，也很可能是一個癡迷於購買新款蘋果手機、喜歡花大價錢洗染自己頭發、追逐影視明星的狂熱的“殺馬特型”粉絲。處在如此隱顯交織、多重組合的覆雜文化鏡像中的社會主體，會受到多種曖昧的價值觀和美學元素的形塑。要想對他（她）們所展示出來的文化表征做出合理的解釋，需要我們結合自身體驗，從全局結構到各個具體接合點等各個方面做出超常的努力。反觀國內數量浩大的文化研究成果，會發現很多還停留在對流行文化（文本）的多元解讀層面。這些研究成果雖然也在借用英美文化研究經常使用的階級（層）、種族、性別、代際和性向等術語來解釋中國當代文化現象，熱衷於從權力、身體、感覺、欲望、物欲和消費等方面來討論大眾文化消費問題，但大多缺乏明確的社會矛盾結構和階層文化對抗的觀念，其分析往往無法深入到社會結構層面，無法深入到符號表征得以生產和傳播的覆雜流程當中，容易成為論題狹窄、論述流暢的文本解讀“習作”，無力沖擊支配性的社會主流文化結構和意識形態。 

綜上所述，如何解釋中國當前的社會文化分層、價值觀分野以及相應的文化鬥爭，顯然是擺在中國文化研究界同行面前的核心難題。更何況，文化研究還有知識學解釋之外的使命，它還要探索如何才能介入、參與和重建新型的社會文化結構，推動一個美好未來社會的建設。這當然是另一個更為艱巨的任務，涉及文化研究者自身的政治使命感和行動能力，此處暫不贅述。

三、文化研究“中國化”的路徑

如上所述，文化研究的“中國化”勢在必行，而這項任務對我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不但要求我們對中國當下的社會文化結構和文化分層做出合理解釋，還要求我們以前瞻性的國際視野和本土問題意識為中國社會文化的未來改善做一些身體力行的工作。這項工作千頭萬緒，急需大家共同努力。本人深感責無旁貸，因此不揣淺陋，提幾條思路僅供大家參考。

（一）要充分估計到文化研究作為“反學科實踐”的艱巨性，努力拓展文化研究與政治經濟學和傳媒分析等相關學科的融合。表面上，目前通行的科研項目管理體制、專業系科分類體制和學術發表平台機制，是制約文化研究反學科實踐的明顯束縛。但實際上，最難的還是反學科或跨學科研究本身所牽涉的深層問題。因為，要進行跨學科或反學科，我們至少先得深入了解一門專業學科，同時又得有文化研究的政治立場、思想高度和跨學科視野，還需掌握文化研究獨到的闡釋方法，這樣才能立足於學院學術，並最終沖擊它的僵化格局。正如霍爾所言（借用了葛蘭西和恩格斯的類似說法），從事文化研究的學者只有比別的知識分子更有學識和智慧，才能提出真正可與現實碰撞的高質量論題。文化研究從分析文化表征出發，探討的是社會結構的病竈，要對文化表征及其生產過程做出切實有據的政治經濟學分析。更何況，除了學科融合之外，文化研究還有一個試圖介入和促成社會問題解決的向度，將此納入文化研究會面對更多困難。當然，大家也可以置疑：促成社會問題的解決是文化研究者要幹的事嗎？他們有這個能力嗎？

（二）重視文化研究者自身作為“有機知識分子”的政治認同問題，進一步探討文化研究者與其他階層的有效互動問題。前面提到，面對中國社會分層和文化分層的現實，從事文化研究的知識分子自身立場也會發生改變。目前的文化研究隊伍已出現了一些自覺的政治分流，這是時代提供的契機，我們要自覺選擇到底應融入哪種文化空間。我們還要不要、能不能堅持所謂“中立、旁觀、冷靜、專業”的立場？能不能擺脫自己預設的中產階級想象，能不能不把其他階層（尤其是廣大底層）僅僅作為自己的科研對象？是不是應該與某些階層（尤其是底層）從情感和生活方式上緊密地互動起來？或者說，還有沒有“批判性的有機知識分子”（critical organic intellectual）？他們到底應該有什麼樣的文化政治角色選擇？為了尊重不同階層的文化訴求和文化尊嚴，促進不同階層的文化互動，有機知識分子自身的身份位置如何調整？我們是不是應該破除在精英知識分子與底層民眾、理論學術與政治實踐之間設置的一些二元對立式的前提預設？ 

這裏重點談一談知識分子與底層民眾的有效互動問題。當我一說到要走入或切近底層民眾，總有知識界的朋友擔憂：這樣會不會陷入“民粹主義”？這種擔憂可以理解，但說明頭腦中預設了一種精英與民粹的靜態區別。實際上，這種預設是很成問題的。從我有限的觀察和與工友的多次交流來看，知識分子與底層之間完全是相互啟迪和相互教育的關系，知識分子在一些方面可對另一端（底層民眾）產生一定的影響，但在另一些方面可能也要受底層民眾的影響。我們不能說底層民眾完全就不能表達自己的問題，也不能說知識精英完全不能對底層民眾產生影響。我認為知識精英肯定可以對底層民眾產生影響，但就看用什麼方式，要看他們與民眾交往的程度，還要看他們對底層民眾文化的了解和認知程度。恰恰因為這兩個群體存在明顯的錯位，又有互相交流的真誠願望，如果真的條件成熟，互動起來還是非常生動有趣的。這種情形是斯皮瓦克所謂“底層能說話嗎”這類悲觀質疑完全不能涵蓋的。 

如果我們深入一步去了解那些被主流表征所遮蔽的群體，就會發現他們自身有很強的文化符號創造能力——他們不需要甚至也不屑於單向接受知識分子傳達的信息。比如“北京工友之家”就有自己表現文化的獨特形式，它有自己獨特的文化實體（樂隊、博物館、劇場、圖書館、同心互惠公益商店、同心學校），而且能組織工友以集體方式慶祝或歡度各個法定節日（從打工春晚、元宵節、三八婦女節、五一勞動節、六一兒童節到國慶節、中秋節、元旦等）。坦率說，目前中產階級也未見得有機會以集體方式歡度這些節日，他們大都將那些富有政治凝聚意義的節日過成了單子化家庭的旅遊消費節。工友們所創造或堅持的這些文化形式，在所謂的主流精英文化展示中是被邊緣化的，甚至被有意遮蔽掉。每逢節日，電視上放的多是自駕車或乘飛機的中產旅遊者遭受堵車誤機之瑣事，人們根本不知道這些被遮蔽群體的文化創造力在這些節日裏得到了解放和釋放，為廣大工友提供了可以促成他們互助友愛的鮮活的精神食糧。

所以，我們拒絕接受“民粹”的指責，也提醒知識界不要貿然使用這個詞。強調有機知識分子的介入性，並不是要求知識分子完全相信民眾的所有表達，正如霍爾所言，他絕不會完全投向民眾，也不會投向理論權威，甚至不會完全信任已經有穩定思想的自己，這種“不作擔保的”姿態就是他所說的“與天使摔跤”和思想“搏鬥”，它既是理論意義上的，也是現實意義上的。

（三）在研究對象的選擇和建構方面適時調整研究者自身的角色。上面提到文化研究者不能把其他階層（尤其是廣大底層）僅作為科研對象，而必須融入其文化結構當中。這就帶出一個新問題：文化研究者要不斷調整自己與研究對象的關系。研究者身兼解釋者與推動者的雙重身份，既要能融入結構，成為結構中人，又要努力從結構中走出來，保持批判性的思考。一方面，要深知自己所屬學科的歷史脈絡、研究立場及方法的優劣，發揮自身所屬學科的研究優勢，努力發現那些體現社會文化內在矛盾結構的具體表征系統，並對其做出富有辯證張力的解釋。另一方面，要努力尋找新的文化創造主體和新的文化創造空間，尊重研究對象的自主性，“走群眾路線”，充分釋放研究對象的能動性和創造力。

四、結語

伴隨中國社會文化結構正在發生的劇烈變革，各種新興的民間社會運動、新的文化主體、新的文化空間已在生成當中，而且有些已呈現出勃勃生機。我們必須走出大都市中產階級消費文化和學院派視角的束縛，走向廣闊的城鄉互動視野和新工農群體的偉大實踐創造。覆雜多變的現實對文化研究已提出了更高的理論挑戰，我們不能再信奉什麼“流暢”的理論了，也不能再“流暢地”使用現成的“理論”了，應該像霍爾那樣歡迎偉大的現實與我們已有的理論認識之間出現的新的結構性張力，不要再回避和掩飾思想上的困惑，要不斷讓國外理論在地化、脈絡化、具體化。只有如此，我們才能更為覆雜地呈現社會文化的矛盾結構，才能實事求是地描繪出文化研究應有的解釋之道和改造之途。 

我們相信，中國現實的多變、覆雜與豐富給中國本土文化研究呈現了一個難得的歷史機遇，中國文化研究的新時代即將到來。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理論的謙遜，俯下身子走入民眾，走向現實，開辟出更多接地氣的研究實踐來。

[1]鄒讚編輯的《思想的蹤跡：當代中國文化研究訪談錄》（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收錄了編者對16位中國當代學者的訪談，有多位提到了文化研究的中國化或本土化問題。另可參見王曉明、盛寧、雲國強、吳靖及筆者的相關論文。

[2] 陳光興：《文化研究在台灣到底意味著什麼？》，見孫曉忠編：《方法與個案：文化研究演講集》第104頁，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版。

[3] 可參考華勒斯坦等著《學科•知識•權力》（三聯書店1999年版）和《開放社會科學》（三聯書店1997年版）等書，尤其是沃勒斯坦（即華勒斯坦）著《所知世界的終結——二十一世紀的社會科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

[4] Raymond Williams, Resources of Hope: Culture, Democracy, Socialism, London & New York: Verso 1989, p.3.

[5] Raymond Williams,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90.

[6] Lawrence Grossberg, Cultural Studies in the Future Tens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8.

[7] 關於被壓迫群體能否真正創造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創造富有社群互助和分享意識的新文化和新生活，霍爾和霍加特顯然沒有威廉斯和湯普森那麼樂觀，但他們對被壓迫群體的創新能力至少都持肯定立場。

[8] 參閱斯圖亞特•霍爾：《文化研究：兩種範式》，孟登迎譯，載陶東風、周憲主編《文化研究》（第14輯），第304頁。

[9] 參閱陳越編譯：《哲學與政治：阿爾都塞讀本》“編譯後記”相關解釋，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48頁。

[10] 黃紀蘇：《燈都滅了》，載《雜文月刊（文摘版）》2011年第4期，第39頁。

（收藏自 2017-01-20 孟登迎 城市與鄉村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