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認識太倉，是在１９４９的秋天，是作為新華社蘇州支社的采訪員到太倉采訪的。那時候一切尚未恢覆，從蘇州到太倉還不通舟車，我是先到昆山采訪報導昆山振蘇窯廠的覆工，然後再從昆山跑到太倉。我不認識路，只是認定一個方向沿著公路、大河向前跑，公路上的橋梁被國民黨的軍隊在撤退時炸斷了，有時候要卷起褲管來從河水的淺處踩過去。

那時候的幹部都是穿黃軍裝，佩帶著軍管會的臂章，腰眼裏還有一支槍。我沒有槍，卻背著一架有皮老虎的蔡斯照相機，有人還以為是什麽新式的武器。

早晨從昆山出發，開始的時候還好，涼風習習，不多久便炎日高照，汗流浹背。特別是背，因為背上還背著一個背包，那是一條棉毯和一頂公家發的、被我們稱之為小棺材的蚊帳。那時候沒有什麽賓館，也沒有什麽轎車，幹部出門集衣食住行於一身，全套臥具用具都是背在身上。背包背慣了倒也不覺得重，只是覺得熱，背上不透氣，汗水濕透了黃軍裝，那軍裝又掉色，把背包也弄得黃渣渣地。

我帶著介紹信到太倉縣委報到，縣委都是膠東來的幹部，只有縣長浦太福是太倉人，當年是在太倉打遊擊的，是一個有著許多驚險故事的神奇人物。縣委書記李明堂，宣傳部長馬天雲以及幾位膠東來的老大姐對我都很熱情，叫我小記者，是的，我當年才二十一歲。不過，那些叫我小記者的人比我也大不了幾歲，當年的幹部除掉大首長之外，如果超過三十歲的話，那就是老頭兒了，就和我們現在看六十歲的人差不多了。

我在太倉采訪的範圍很廣，從成立農會，成立工會，減租減息，推廣良種斯字棉，直到當年冬天的修海塘。我對修海塘的印象很深，冬天江邊的風特別大，幹部和農民一起勞動，用石硪夯實泥土，石硪就是一盤園石，由五、六個人用繩把園石拉得飛起來，然後再狠狠地撲打下去，這種用石硪打夯的方法現在恐怕久已被人遺忘了。在太倉的時候，我到過浮橋、沙溪、瀏河……差不多是用雙腳走遍了太倉的各個區。記得還在沙溪鎮上住過一陣子，為的是采訪利泰紗廠，是住在沿河的一排工房裏，夜裏還有電燈，那是利泰紗廠的自發電。當時的太倉除掉城裏有電之外，恐怕就只有沙溪了，不過，那電燈比煤油燈也亮不了多少，而且時亮時滅。

那時候講究記者要深入基層，每人負責一個片，我負責的是昆山和太倉，因為太倉縣委熱情接待，所以就住在太倉，住了將近一年。後來因為工作變動，就離開了太倉，這一離就是三十多年，蘇州和太倉雖然不是遠隔千裏，無緣卻也很難相見。

直到改革開放以後，太倉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了，我才有了機會到太倉來開會、視察，才有機會回太倉。可是，這也是少小離家老大回，當我回到太倉時已經是全不相識了，我找不到舊時的路，尋不著舊時的街，所幸的是當年縣委所在地的一座小洋房還在，我曾經支著兩塊木板睡在那條通道上。

舊蹤難覓並不令人惆悵，我記得作為一個希望人民富裕起來的青年，夜裏睡在木板上曾經幻想過，如果太倉的水稻畝產能夠超過四百斤，棉花的畝產能夠超過五十斤的話，老百姓的日子就好過啦！如今，水稻的畝產已經超千斤，棉花的畝產也已經過百，然而，這還不是主要的，農業的收入在整個鄉鎮的收入中只不過是個零頭！那時候我也曾在農民的家裏吃住過，每天是一毛八分錢的夥食費，農民拿了我的錢好像很難為情，覺得沒有什麽東西給我吃。如今我不敢提出要在農民的家裏吃飯了，如果提出來的話可能是一埸麻煩，那肯定是一桌酒席，而且不肯收我的一毛八分錢。女主人還會操著那很好聽的太倉話：“陸同志，吃呢，我伲現在是吃勿窮哉！”

1996年6月4日